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臂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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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明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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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代的历史延续了约二百八十年。这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欧洲，差不多正好与明代历史相对应的是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代中，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同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全面地撞击着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念正在形成，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开始叩击古老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一度孕育着深刻的变异。许多学者认为，元末已相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与后期，重新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相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潮曾兴盛一时。它与魏晋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与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相联系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这些特点，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显得极其艰难。建立在广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治体制对于历史挑战的反应，是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历史进程的滞塞，使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而开始陷入长期的困境。这一种复杂的背景，也造成了明代文学的复杂性。
对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现出来。明初在恢复汉文化传统名义下进行的革除元代旧政的努力，不仅仅反映着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针对着元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松懈和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朱元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在中央政权，他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谋反”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又借机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对最富于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挫折。他还明令“片板不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永乐年间郑和受遣七下“西洋”，远抵波斯湾的霍木兹，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且先于哥伦布、麦哲伦航海许多年。但是，撇开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为搜寻失踪了的建文帝不论，这一次航海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宣示国威”的用意，它在开辟海上交通、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应有的价值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远航也因此未能继续下去。农业经济的自足性和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国在历史机缘的大门前停止了脚步。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但社会变革的因素一旦形成，就自有其难以抑制的力量。
在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末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
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是在走向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于其官僚阶层的高压控制（太祖时屡次将贪官剥皮），一则依赖于相对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一套，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势，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王学于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曾经盛行一时，不同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引伸。但它终究对传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终究也没有为官方所认可。
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