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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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马致远的杂剧

马致远，以字行，名不详，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大都人。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贾仲明所作吊词）。他的作品见于著录的有十五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六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岳阳楼》中吕洞宾所唱《贺新郎》一曲：
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
这实际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写过多次的一种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不是很强的。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马致远杂剧的语言偏于典丽，但又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
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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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赵氏孤儿》、《李逵负荆》及其他

杂剧作品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都是元代前期杂剧中的名作。
纪君祥，大都人，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所作杂剧著录有六种，仅有《赵氏孤儿》完整传存。这个剧本很早就传入欧洲，一七五四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它改编为歌剧《中国孤儿》，并注明“五幕孔子的伦理”。这部剧作确实歌颂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但应该注意到，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剧中人物在道德完成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
《赵氏孤儿》的剧情，主要是根据《史记·赵世家》所记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矛盾斗争的历史故事敷演而成，并强调了屠岸贾作为“权奸”和赵氏作为“忠良”之间的道德对立。剧中写赵盾全家被屠岸贾抄斩，赵盾之子赵朔为驸马，也被逼自杀，其妻亦被囚禁并在此时生下赵氏孤儿。赵朔门客程婴将孤儿偷带出宫时，被奉屠岸贾之命把守宫门的韩厥发现，但韩厥不愿献孤儿以图荣进，遂放走程婴，自刎而死。继而屠岸贾下令杀死全国出生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程婴与赵盾友人公孙杵臼商量，以自己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然后出面揭发公孙收藏了他。公孙与假孤儿被害，真孤儿得以保全，长成后程婴向他说明真相，终于报了大仇。
把历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斗争的原因解释为“忠”与“奸”的对立，这当然是简单化的；剧中程婴的行为，基本的出发点是报答赵朔的平日优遇之恩，这也很容易为统治者所用，以激励臣民为王朝尽忠守节。宋代一再为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修祠立庙、加封爵号，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这些特点，对后来写“忠奸斗争”的戏剧有较大的影响。
但《赵氏孤儿》不只是停留在“忠奸斗争”的主题上。实际上，屠岸贾之“奸”与赵氏之“忠”，在剧中主要是作为基本的背景和对两大家族之间对立的简便的解释提出的，作家并无意对此作过多的渲染。而正如剧本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所揭示的，强烈的家族复仇意识在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表现这种复仇意识时，作者又强调了弱者对于残暴势力压迫的反抗。屠岸贾杀绝赵氏一门三百余口，又为了斩草除根而准备杀尽晋国所有婴儿，这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自我牺牲提供了较之单纯的“忠”更具人情味的道义根据。包括韩厥决定放走程婴和所携赵氏孤儿时的一段唱词，“子见他腮脸上泪成痕，口角内乳食喷，子转的一双小眼将人认。紧帮帮匣子内束着腰身，低矮矮怎舒伸”，也表达了对无辜的弱小者的同情。因而，他们或杀身成仁、或忍辱负重以实现其自觉承担的使命的行为，便有了人格完成的意义和崇高的悲剧美感。
《赵氏孤儿》戏剧冲突尖锐激烈，矛盾连续不断，层层迭进，气氛始终紧张而扣人心弦，因此，戏剧效果也特别强烈。
元代社会一方面吏治松弛，权势者横行不法，另一方面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也不很严厉。因而在杂剧中出现了一大批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今存目的有三十余种，其中完整传世的有六种：《李逵负荆》、《燕青博鱼》、《黄花峪》、《双献功》、《争报恩》、《还牢末》。这些剧作借着前代的历史背景，通过描写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主持正义的事迹，反映出元代民众对于合理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要求。水浒戏一般的特点，是叙述权豪势要、贪官污吏、豪强恶棍（尤其是“衙内”式的人物）欺压善良，迫害无辜，劫夺妇女，谋取财物，而由梁山好汉作为正义力量的代表，对这些邪恶势力加以审判和惩罚。戏剧中的梁山好汉，既是反抗政府的造反者，又似乎是在代替失职的地方政府执行其应有的功能，乃至维护社会的道德风化，像《还牢末》中所唱的“将奸夫淫妇都杀坏，方显义气仁风播四海”。这正反映出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思想特点：他们所要求的正义，乃是统治力量所允诺的正义；他们所信仰的道德，也还是社会所公认的道德。只是由于统治者不能够保证甚至直接破坏了这些准则的实行，他们只得寄希望于绿林英雄。
元代写水浒戏最多的是高文秀，今见于著录的就有九种，以星旋风李逵为主人公的有八种，不过剧本留传至今的仅有《双献功》。剧中写白衙内勾搭孙孔目之妻郭念儿，又把孙孔目打入死牢，受命保护孙孔目的李逵扮作个傻痴的庄稼汉去探监，将孙孔目救出，再混入官府，杀死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人头回梁山献功。这出戏的关目和曲白都较出色，人物也写得不错。高文秀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剧作家，人称“小汉卿”（《录鬼簿》）。他的剧作总共存目三十三种，数量仅次于关汉卿，留传下来的除《双献功》外，还有《渑池会》等四种历史题材的作品。
不过，元代水浒戏中最著名的还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康进之，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平事迹不详。《李逵负荆》的故事与《水浒传》第七十三回的后半回大致相同。
小说成书在后，其情节可能直接采自本剧，这也是现存元杂剧中唯一与《水浒传》故事相符的一个剧本。剧中叙恶棍宋刚、鲁智恩冒充宋江、鲁智深，掳走酒店主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李逵下山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回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指斥宋江、鲁智深玷辱梁山名誉。后三人同去酒店对质，方知是歹徒冒名作恶。李逵深悔莽撞，负荆请罪，并协同鲁智深擒获歹徒，将功补过。
这是一出用“误会法“构成的喜剧，但并不是一味在“误会”上凑热闹，而是同人物的性格渗透在一起，矛盾的发展合乎情理。剧中的李逵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形象，他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忠于梁山的正义事业，为人坦诚豪爽而又天真鲁莽。作者用了较细致的笔法从不同侧面来描写这个莽撞汉子，使这个形象显得丰满生动。如一开始李逵听了王林的哭诉，又见到所谓“证据”，便怒不可遏，回到山寨不由分说便拔斧砍旗，又与宋江以脑袋为赌，立下军令状，显示他嫉恶如仇、火爆而不顾后果的个性；在下山对质的过程中，他因先入为主的成见，对宋江和鲁智深的一举一动都表示怀疑，好像很精明，却在这种“精明”中愈发显出他的憨直与鲁莽，让人忍俊不禁；真相大白后，他懊悔起来，于是装糊涂耍无赖，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最终抓住了歹徒，他又得意起来，自诩为宋江、鲁智深洗刷了坏名声。戏剧中性格鲁莽的人物最容易写得简单化，《李逵负荆》却避免了这样的毛病。整个剧情也写得紧凑而饶有风趣，语言又很老练，在古代喜剧作品中是相当出色的一部。
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品数量很多，无法一一讨论，下面仅将另外几种比较著名的略作简单的分类介绍。
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都是关于爱情的神话剧。《柳毅传书》取材于唐人李朝威传奇《柳毅传》，《张生煮海》则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写书生张羽与龙女相爱，却为老龙王所阻遏，后得到毛女仙姑所给的三件法宝，将海水煮沸，迫使龙王答允婚事。这两种戏剧都通过浪漫的神话反映了人们的现实愿望，但剧中的人物，却又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像柳毅传书之后，两位龙君要把龙女嫁给他，他心里“想着那龙女三娘在泾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样，憔悴不堪，我要他做甚么”，嘴里却说出一番仗义涉险，不可“杀其夫而夺其妻”的大道理，及其见到龙女盛妆如仙，就懊悔地想：“早知这等，我就许了那亲事也罢。”又如张羽与龙女定情时，听龙女讲述了龙宫的豪华后，忙表示：“有如此富贵，小生愿往。”这样写固然有些俗气，与全剧浪漫而美丽的情调也似乎有些不和谐，却反映出元代文学世俗化因而更接近平凡真实的人性的趋向。另外，气氛热闹，场面瑰丽奇幻，也是这两种神话剧的特点。
杨显之的《潇湘雨》和石君宝的《秋胡戏妻》，都反映了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幸，涉及了一个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潇湘雨》写张翠鸾的丈夫崔通赴考中了状元，谎称未婚，另娶试官的女儿为妻，翠鸾去寻他，他竟反诬翠鸾是逃奴，严刑拷打，发配沙门岛，并阴谋途中加害。后来崔通知道翠鸾早年失散的父亲已是一位廉访使大人，心里又懊悔了。
这个剧揭示了一个卑污阴毒的书生的丑恶灵魂，但最终却仍以“大团圆”收场，比一般的大团圆结局尤其显得不合理。
《秋胡戏妻》是一个古老的故事的改编，这个剧虽然仍包含故事原有的表彰妇女贞洁的传统道德内容，但后半部分作了重要的变动，增添了新的意味：秋胡妻发现在桑园中倚仗权势、金钱调戏自己的，竟是自己苦苦等了十年的丈夫时，不但愤怒斥骂，还主动向秋胡索取休书，最后还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