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启三年（1623）六月东林党人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公开冲突以前，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并没有抓住机会，控制住局势。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很恰当，不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乱。同时，他们对当时日益强大的魏忠贤，也没有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后来终受其害。在叙述这些以前，须讲讲天启初年辽东的局势以及几次内乱。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沈阳失守
天启这个新年号的启用，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凶兆。
天启元年（1621）春三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乘初春之机，大举反攻，夺取沈阳、辽阳两大重镇，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尽降满洲。经略袁应泰、巡抚御史张铨等人战死。
消息传来，朝廷大震。
本来，在杨镐兵败之后，熊廷弼在辽东已逐步立住了阵脚，辽东局势也有好转。但熊廷弼与朝廷诸臣搞不好关系，满朝文武喜欢他的不多。适逢与他有私怨的御史姚宗文赴辽东阅边，回来后大肆攻击熊廷弼，姚宗文的同伙也纷纷应和，说熊廷弼破坏辽疆。熊廷弼愤然抗疏求罢，朝廷便派袁应泰这位并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任经略之位。没想到才几个月，辽东局势便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贞巡抚广宁。在此以前，王化贞以参议守广宁，在辽河西部颇得人心。辽沈失守后，前线无将，便就地任命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赐尚方宝剑，节制诸路人马。熊廷弼竟然在这种危急关头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一时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于无奈。辽河以东全线崩溃后，朝廷才想起如果熊廷弼在前线，局势当不致如此。于是在大学士刘一燝的提议下，朝廷决定重新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轻率上任。但此次复出，形势已今非昔比，不仅辽河以东城寨尽失，更严重的是，巡抚王化贞并不听熊廷弼节制，反而处处与他对抗。熊廷弼一到前线，就感到事不可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线，就发现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战略大不对头。王化贞原非帅才，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张不切实际的进攻。这与熊廷弼的战略大相径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双方失和也由此开始。
然而，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的进攻。王化贞则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广宁的官军四万，合毛文龙的两万余人，先后五次出击，却都是无功而还。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关移镇广宁前线，但已被架空。他多次要求朝廷节制王化贞，但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要求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而王化贞也上书朝廷，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的部队突然反攻，西渡辽河，一举攻破西平堡，并击败明朝援军。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战将游击孙得功叛降。孙得功原想生擒王化贞邀功，幸亏王化贞在部将的保护下，仓皇逃出了广宁。至大凌河畔，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便失声而哭，熊廷弼则微笑着说：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但熊廷弼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马交王化贞带领，殿后掩护，焚烧积储后全线撤入山海关。此役之败，使辽河以西包括重镇广宁在内的40余城尽入满人之手，明军的防线几乎退到了山海关一线，并已无路可退。辽东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丢得一干二净。
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最后是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被逮入狱，论死。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久也被罢免。熊廷弼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代人受过。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到后来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还要被当作替罪羊，断送了性命。
从张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难看出，明末的能干之臣，凡是干出点成绩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辽东的惨败，已给朝廷敲响了警钟。不久，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年八月，孙承宗亲自赴前线经略蓟辽。这在明朝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这说明朝廷已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主张文治。武将和兵丁几乎都是世袭，没有什么地位。兵员的招募训练、粮饷的供给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负责。即使遇有战事，前线统兵指挥的主帅，也由文官担任。而最后的决策权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内阁的文官掌握。前线战将身边，往往还有文官掣肘。这种体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目的是限制军人在帝国中的权力，以免太阿倒持。就此点而言，效果当然是很不错的。
但至战时，尤其像辽东之战这种大规模战争时期，这种体制就很成问题。前线的主帅并无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几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后决定。任何人物都可以指手画脚，说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人际关系、粮饷供应、兵员调动补充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前线主帅受到的牵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迅速地制定战略决策，动用战争资源，调动兵力等等。这当然是兵家大忌。相反，努尔哈赤能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把他的满洲搞得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两者相较，优劣自明。明朝在辽东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杨镐到袁应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贞，朝廷在辽东节节败退，原因固然很多，前线主帅当然也难逃责任，但责任最大的，仍应是朝廷本身。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辽东的仗打成这种样子，而朝廷却仍没有改变原有文官制度下的军事体制。直到辽东丢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孙承宗以全权，但为时已晚。试想，如果熊廷弼几次经略辽东中的任何一次能获如此全权，局势或许就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这当然只是假设，而历史恰恰是不允许假设的。
更为遗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这些毛病，到后来仍顽固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孙承宗不久就被罢免。而在明朝的最后一朝崇祯朝，当朝廷的军队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与满洲军进行生死决战时，这样的事仍是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与明朝相始终的。
在距此三百余年以后的196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谙历史的伟大人物曾即兴评点了明史，发表了一些高论。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是不识字，一个是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就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不乏激愤之情，但确实击中了明朝文官制度下的某些体制性的痼疾。
在天启元年（1621）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地点是在四川、贵州。此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征兵赴辽东之际，突然发动叛乱，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官20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分兵破泸州，陷遵义、兴文，一时川贵响应者无数，最后兵围成都，并建立大梁国号，封丞相以下官员，大震西南。这次叛乱，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乱，还引发了天启二年（1622）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头目安邦彦的叛乱。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攻下毕节。贵州诸部群起而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彦率军直逼贵阳，围贵阳十月之久。城中缺粮，以至发展到饥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人，后吃活人，到最后甚至亲友相食。知县周思稷，竟自杀以身充军粮。等到外面援军赶来解围之时，城中原有的十余万住户已所剩无几。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魏忠贤的时代（1）
在当时朝廷的官员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同时，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急剧膨胀。
在万历朝后期，方从哲为首的浙、齐、楚三党占据优势，东林党人处于下风。但自方从哲下台后，东林党人便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在万历驾崩到方从哲下台前，先后新增补了史继、沈潅、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孙如游等七人入阁，另起用叶向高重新入阁。但当时许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师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孙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辅方从哲。到方从哲一走，孙如游紧接着在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罢职，内阁中真正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两人。这两位都可以算是东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权力的吏部尚书周嘉谟也是东林党的同盟者。周嘉谟大量起用万历末期被废籍的官员，逼走浙、楚、齐三党的骨干分子。朝廷的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在此年六月，沈潅、何宗彦、朱国祚到京任职。十月，叶向高、史继也回京上任。东林人叶向高任首辅。东林党人仍能控制内阁，在部院要职中也占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天启三年（1623）。
不过，在这种优势之中，也潜伏着隐患。那就是太监魏忠贤势力的迅速壮大。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位无赖浪子。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闯荡，很有些江湖阅历，能骑善射，喜爱赌博，拥有赌徒的那种冒险心理。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是动乱时代的弄潮好手。他们具备许多常人不具备的禀赋。他们书虽读得不多，但很精通社会上的各种厚黑之道，正统伦理道德对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约束。他们做事心狠手辣，绝不拖泥带水，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视人生如赌博，敢于冒险，敢下大注。这一点却正是许多读书人所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一遇乱世，就能看到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开朝立国，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败者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风光一番。至于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对这些人而言，也就无所谓了。
魏忠贤就是此类中的杰出人物。
当在肃宁老家混不下去时，魏忠贤愤然自施宫刑，到天子脚下去搏杀一番。且不说自残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单就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就足以让一般人对这种富贵捷径望而生畏了。更何况即使做了太监，也未必就能出人头地。但魏忠贤就敢下这样的赌注。
魏忠贤入宫后，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那时他的名字仍叫魏进忠。他曾做过天启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又排挤魏朝，改投太监王安门下，开始在甲子库供职。当时王安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后又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这位王安与外廷关系很不错，东林派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依仗于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贤开始时不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侯二的妻子，后来被选为天启帝的乳媪，即奶娘。这位客氏，开始时也私侍过魏朝，当时宫中称之为“对食”。这本是宫中宫女、宦官解决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常用办法。结成“对食”的两人一般也地位相当，差距不会太大。魏忠贤挤走魏朝后，便与客氏打得火热。这位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亲，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上话。魏忠贤因此也能通过客氏，亲近皇帝。
在考察历史时，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们蒙蔽了眼睛，因为像人情世故之类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许从长远来看是有必然规律可觅，但从短期而言，往往并不是如此有逻辑，有理性，反而显得混乱、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情。有许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样。当然，这种人情，要比今天所讲的人情，无论是在内涵或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
皇帝其实也是人，不过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不过由于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难以与其接触、交流。但有两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条件与皇帝建立感情。这两种人，一种是生理残缺的宦官，一种是皇帝身边的女性。
宦官并不是明朝的特产，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之大，却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大概也只有东汉、唐代后期可以相比。本来，宦官只是残缺之人，供皇室在宫中驱使，形同奴仆，难以有多高的地位。而历史上却屡有宦官干政之祸。究其原因，仍与君主专制集权这一体制有关。天子深居宫中，整日与宦官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许多事情，也离不开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说，就连许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如皇帝或年幼、或龙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