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听罢此话，也盛怒之极，竟挖苦道：“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黄道周一听皇帝竟说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辩道：
“臣敢将忠佞两字给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算是佞的话，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而谀岂不是忠？！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最后，崇祯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秩，外放江西。崇祯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祯帝，又将黄道周及举荐黄道周的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党邪乱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师，杖打80，并下了刑部狱，并重罚了那些试图为黄道周辩解的官员。
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学问道德，为天下共推。他们的言行，或许过于激烈，有时甚至很是迂腐，但他们的忠直、负责精神，正是当时官场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这些人，则不仅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榜样，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正气。更何况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正切中时弊，如能依此而行，于朝廷当大有裨益。
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策。
第七章 深谷寒风亡国之君（3）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是事实。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在亡国前的1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这虽不能全怪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惟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14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17人，而阁臣竟多达50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5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2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挕！ �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所致，而袁之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到了疯狂的地步。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36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崇祯帝登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应深有体会。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崇祯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样。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
他在位17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
……
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
第八章 大崩溃李自成占据襄阳
崇祯十五年（1642）底，天下已呈分崩离析之乱象。
此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率部40万南下湖广，连破襄阳、荆州等地。至十六年（1643）正月，又破承天、汉阳诸地。在军事胜利的同时，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设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并于河南、湖广占领区设置地方政权，俨然成了武装割据政权。
张献忠虽在此年的十月被官兵重创于安徽潜山天堂寨山区，吃了大亏，但实力仍在。当李自成正忙着清除异己、建立政权时，张献忠乘机于崇祯十六年（1643）春攻入实力空虚的湖广，并于五月初攻克重镇武昌，建起一个中央政权来。
皇太极则于此年的十月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进攻明朝。阿巴泰此次奔袭，历时7个月，横扫京畿、山东，攻下88城，俘获难以数计，沉重打击了明王朝。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时局，崇祯帝及满朝文武大臣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朝走向崩溃。
大崩溃终于来到了。
李自成占据襄阳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李自成率部攻下了汝宁城（今汝南）。至此，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全部被攻陷。朝廷实际上已无法控制这一地区，也不再设官，而百姓们则纷纷结寨自保，或降农民军，或受朝命，并互相吞并。中原祸乱，至此为极！
李自成在横扫河南后，于闰十一月率部众40万人，由河南南阳进入湖广，向襄阳（今湖北襄樊）进军。
当时据守襄阳的是左良玉部。左良玉在朱仙镇被李自成、罗汝才大败后，逃回襄阳。经一段时间的恢复后，此时又有部众20万，号称30万。不过朝廷只给饷2万5千人，其余的粮饷只能靠自筹。说是自筹，实际上就是搜刮甚至抢劫，因此给襄阳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军民关系自然是形同水火，十分紧张。
此时的左良玉已非昔比，他再也不敢与李自成打硬仗。当他得知李自成、罗汝才大兵压境时，便于樊城造船，准备随时顺汉水退走东南。不料襄阳百姓对他已恨之入骨，竟放火烧毁了他的船只。左良玉闻讯大怒，下令抢掠民船，载运军资、家眷先走，自己则率部屯兵樊城高地，设阵布防，准备阻击。
李自成部抵达城下，先遭左良玉部火铳阻击，后经当地百姓指点，绕过左良玉部防线，渡过汉水，攻击樊城。左良玉见势不妙，于十二月初三日拔营东遁；樊城随即沦陷，襄阳也于次日被攻占。郧阳巡抚王永祚护送襄、唐二王之子弃城而走。樊城、襄阳之战，充分显示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当时的百姓，已对朝廷失去信心，甚至是痛恨万分，人心思乱，一见风吹草动，便纷纷闻风而动，反过来支持农民军。
十二月十四日，农民军占领荆门州（今荆门），偏沅巡抚陈睿谟此前已护送惠王朱常润等弃城而走荆州。十六日，农民军占领荆州（今江陵），执杀湘阴王全家。陈睿谟则护送惠王逃往岳州（今湖南岳阳）。荆州被占前，豪绅陆师贽曾主张抵抗，却无人响应，只得自杀。当时荆州城内的士绅百姓都纷纷迎接农民军入城。后人有人感叹道：
“荆州有兵，有炮，有坚城，生齿百万，但无人固守，拱手让贼！”
在荆州得手后，农民军又攻击承天府（今钟祥）。承天府在明代有特殊地位。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就在这里。当时因武宗无子，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得以入继大统，做了皇帝。从此，钟祥就被视作龙潜之地，加上兴献王墓地（即献陵）在此，于是被升格为承天府，并设有2卫防守。当时，湖广巡抚宋一鹤、巡按御史李振声、总兵钱中选等都在此驻防。
左良玉率部从襄、樊撤退后，也曾到过承天。饥兵抢掠，左良玉便向巡抚宋一鹤请饷。巡按御史李振声便说：左兵太多，何以给之？即使有粮，也不如养承天之民自守！宋一鹤于是拒绝供饷，闭门不纳。左良玉大怒，下令抢劫后率部扬长而去。如果左良玉部能呆在承天，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崇祯十六年（1645）正月初一日，农民军攻克承天府。巡抚宋一鹤自杀，巡按李振声被俘，总兵钱中选战死，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李自成令改承天府为扬武州。
巡按李振声也是米脂人。由于与李自成同姓同乡，被俘后颇受优待。李自成把他留在营中，称其为大哥，百般劝降，并授其为兵政府侍郎。但李振声始终不为所动，甚至还想有所图谋，最终被处死。
承天被占后，农民军想发掘献陵地宫，图谋财宝，不想突然雷雨大作，并击死数人，只好作罢。据说罗汝才知道此事后，认为天命依然未改，于是便与李自成起了二心。
农民军攻克承天后，继续东进，连克潜山、京山，并于正月十五日占领汉川县。此地离省会武昌只有100余里，且可由汉水顺流直达。
武昌大震！
当时左良玉部已在武昌。由于兵饷缺乏，左良玉曾去见过楚王，并说只要给我10万人饷，我就可保武昌无忧。楚王不肯答应。此时见李自成大军逼近，左良玉开始抢掠大量民船，于十八日向九江撤退。从此以后，左良玉部便没有与李自成交过手。
正月十八日，农民军攻占汉阳府城，并随即发动渡江，攻打武昌。由于风急浪大，农民军又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性，渡江失败。二十一日，李自成经云梦返回襄阳。当时武昌实力空虚，根本抵挡不住，幸好李自成主动撤兵，否则必陷无疑。
没想到这一撤，倒让张献忠捡了个大便宜。到五月，张献忠未费多大气力便攻占了武昌。
李自成自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进兵湖广，至此只用了3个月，便把湖广长江之北的襄阳、荆州、承天、汉阳、德安、黄州等府统统攻陷，仅剩下郧阳一府。郧阳府守将王光恩，原也是陕北的农民军首领，后降朝廷。此时他死心塌地守城，誓不投降，弄得攻城的刘宗敏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李自成回到襄阳后，便开始组建政权。据说当时有人向李自成劝进，牛金星认为不可，于是，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设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自任文武大元帅，并分设官职：
设丞相1人，由牛金星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由喻上猷（进士、原御史）、萧应坤（进士、原江西布政使）、杨永裕（进士、原钦天监博士）、李振声（进士、原巡按御史，李振声实际上未降，其职后由丘之陶接任）、邓岩忠（贡士）、姚锡胤任侍郎。
外官则设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职。当时李自成设官的地区，大致有河南的开封府（改称扬平府，治在禹州，今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