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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春，汪乔年率领经七拼八凑而得的3万兵卒，东出潼关。当时李自成正在围攻偃城，汪乔年自知难与其争锋，便转而改走郏县赴李自成老营所在地附近的襄城，攻其必救。襄城绅士于二月初领汪乔年进入襄城，汪乔年随即布防。
李自成得知汪乔年进驻襄城，果然领兵自偃城直逼襄城。李自成与汪乔年之间有一笔私仇，因为汪乔年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据说汪乔年出关之前，深感李自成气候已成，已非一般草寇，便出奇招，密令米脂知县边大绶掘其祖坟，坏其风水，糟踏尸骨。他们还于坟中捉到一条小蛇。汪乔年如获至宝，认为此蛇是即将化龙之灵物，一时间此事被大肆铺张渲染。在出关之前，汪乔年在西安设坛誓师，斩蛇以徇，搞得很像回事。不知李自成后来登基不久即遭败亡，是否与此蛇有关？
李自成此番得知仇人已至襄城，分外眼红。二月十三日，李自成部击杀总兵张国钦于襄城之东。贺人龙等不战而走，逃回陕西。更可气的是，原被李自成困于偃城的左良玉，竟也弃汪乔年不顾，率部东走。汪乔年至此已是瓮中之鳖了。
十七日，李自成攻克襄城。汪乔年等被俘，最后经李自成亲自审判后被杀。其死状十分惨烈，据说先是舌头被割，最后被凌迟活剐。李自成终于报了深仇大恨。
李自成、罗汝才乘胜进军，连克西华、陈州（今淮阳）、太康，并杀入归德府（今商丘），攻克睢州（今睢县）、宁陵、考城、归德、彰德等州县，并与另一支义军即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攻占了杞县，并于五月初又回到了开封城下，开始第三次围攻开封。
李自成此次攻城，采取围而不攻之策，试图把开封城困死。
开封城中，高名衡等故伎重演，想尽一切办法死守待援，居然仍能以孤城一座，敌住李自成、罗汝才的猛攻。
朝廷急令督师丁启睿火速增援。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也奉命前来，一时官兵云集，号称18万，以期与李自成在中原决一死战。为了使最能打仗的左良玉出死力拼杀，崇祯帝还特地释放了曾有恩于左良玉的前户部尚书侯恂，让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督河南、河北、山东、湖广诸路援兵。同时，崇祯帝还严令接替汪乔年出任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出关东援开封。
李自成、罗汝才则一面施计令开封城中官兵不敢出城，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寻机重创增援官兵。
于是，双方在开封之南的朱仙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五月十三日，官兵前锋抵达朱仙镇，李自成率部迎敌。没想到官兵主力左良玉部首先撤退，狂奔80里，却又中埋伏，被农民军杀得大败。左良玉仅以身免，逃至襄阳。左良玉一溃，官兵大乱，丁启睿、杨文岳等随即溃逃，李自成部猛追四百里，大获全胜。
朱仙镇之战，是朝廷的最后一击。自此以后，朝廷再也无法组织起如此强大的力量，来与李自成决战。在李自成的强大攻势下，朝廷几乎已无招架之力了。
李自成、罗汝才在击溃援兵后，再次围攻开封。开封城内的官员，见增援无望，便再次彻底动员城内力量，坚决死守。开封推官黄澍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没过多久，便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成为守城的主力。为应付粮荒，开封城中除郡王以上府第外，家家搜粮，户户刮银，以供守城之用。到后来，开封城中已是吃尽了一切能吃的东西，惨烈到人吃人的地步。
对开封的被围，崇祯帝十分着急，下死令要各地进援解围。可是，无论是陕西总督孙传庭，还是侯恂，此时都已无力敢与李自成针锋相对了。
孙传庭本是剿杀陕西农民军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崇祯十一年（1638）夏，即洪承畴大败李自成前不久，孙传庭奉命赶赴京畿入卫，抗击清兵入侵。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代任其职，不久却因与杨嗣昌不和，竟被逮捕下狱。直到十五年（1642）正月，崇祯帝才放出狱，以兵部右侍郎之职总督京营赴开封救援。汪乔年死后，他又接任了陕西总督一职。
孙传庭手下并无多少兵力。赴陕前夕，崇祯帝曾召见孙传庭，问其需多少兵力才能击败李自成。孙传庭因久居狱中，不知李自成已非昔比，便提出只需精兵5千。可当他路过河南略知敌情后，自觉失算，于四月又向崇祯提出须练兵2万，请饷200万。崇祯帝大怒之下，令他领一月饷，出关杀敌。此时孙传庭哪里还有实力去与李自成交锋！更可悲的是，孙传庭在出关之前，还奉密旨斩掉了陕西大将贺人龙，其罪状是多次临阵脱逃。贺人龙与李自成是同乡，长期与农民军交锋，是当时陕西最得力的战将，号称贺疯子。贺人龙被斩，对孙传庭是一大损失。
至于侯恂，更是无兵之帅。朝廷原希望侯恂能调动左良玉部，而左良玉部至此已经溃散，短时难以恢复。其他各部也大致如此。侯恂本人对当时形势已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曾上书崇祯帝，要求朝廷放弃中原；而于四周扼守险要，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他还正确估计到了农民军首领之间的矛盾，认为相互火并只是时间问题，朝廷也可伺机利用。
然而，崇祯帝哪里能听得进去呢？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红了眼的赌徒，一心想去翻本。他一再下令侯恂、孙传庭、左良玉等反击。
正当崇祯帝与其部臣在讨价还价之际，开封终于出了大事！九月十五日，黄河堤岸于朱家寨决口，滚滚黄河水倒灌开封。开封城于顷刻之间成为泽国。
那么，黄河的堤岸，到底是谁扒开的呢？
绝大多数人认为，堤岸是守城的官兵扒开的。据说因开封城长期被困，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危在旦夕，守城官员十分恐慌。此时有人向巡按御史严云京献计决河，淹灌农民军。严云京就与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一起去见周王，最后商定决河。九月十五日，黄澍率兵掘开了朱家寨口的堤岸。依他们的计划，黄河水可以顺城墙分流，淹灌城外的农民军，不料因城门新塞，土质不坚，洪水反而冲入城中，酿成大祸。
但也有人认为李自成是祸首。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便依开封地势低、黄河水高之利，决开堤岸，倒灌开封。还有人认为，是官兵先决朱家寨大堤，李自成见状后，反决马家口。两处决堤之黄河水一齐灌入开封。
不管是谁决了黄河堤，最后的结果是开封遭受了灭顶之灾，一片泽国没。城中除一小部分官员簇拥周王乘船逃脱外，满城数十万百姓尽葬鱼腹。李自成方面，据说也有数万人被漂没，但绝大部分人因及时转移到高堤，所以损失不大。
开封这个中原古都，至此已是泽国一片，只有钟鼓二楼、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上方寺铁塔、周王城垣尚孤零零地露出水面。双方血战4个月，死争开封城，结果竟是如此！
于朝廷而言，开封被淹，是失去了河南的枢纽腹心、南北咽喉。开封不守则无河南，河南不保则失中原，而中原一失，则河北之咽喉断，天下形势由此逆转。
于李自成而言，开封被淹，不仅三攻开封之心血白费，即将到手的熟果顿失，更严重的是，他想以开封来争夺天下的计划落空了。
李自成撤离开封后，率部向豫西进发。因左、革五营也自安徽来合营，李自成的势力更为壮大，并于十月与陕督孙传庭打了一仗，大获全胜。
孙传庭在崇祯帝严令之下，于九月率兵进援开封。不料才出潼关，开封已被淹灌。孙传庭只得改赴南阳。此次出关，孙传庭以总兵高杰为中军，并调总兵左勷（左良玉之子）、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参加。
李、罗获知陕兵出关，便率兵迎战。十月初一日，双方发生大战。
孙传庭与李自成等是老对手，熟悉对方手段。他于战前布置周密计划，令牛成虎领兵先战，诱敌深入，其他各部则设下埋伏，乘机掩杀。开战后，牛成虎佯败撤退，李自成部果然中计入伏，被杀得大败溃退。官兵拼命追杀，却见沿途甲仗物资很多，便纷纷争抢，队形大乱。不料罗汝才正在附近，他见李自成溃败，而官兵也乱成一团，便突然出击，打得官兵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孙传庭受此重击，只得退回关内。
至此，朝廷在黄河之南，只剩下驻守在汝宁（今汝南）的保定总督杨文岳部尚可一战了。不过，他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下一个目标。
闰十一月初，李自成、罗汝才会合“左革五营”（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开始攻打汝宁。
汝宁府城是豫东南重地，东可入南直隶安徽地区，南可入湖广地区。它也是藩王封地，崇王朱由樻就住在这里。当时负责守城的是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为佥事孔贞会。
十三日，李自成等部抵达城下，开始攻城。崇王主张献城投降，杨文岳等不肯。双方开始激战，杨文岳、孔贞会亲自登上城头指挥。第二天，农民军展开强攻。他们头顶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然后架设云梯、百道登城，终于攻下了汝宁城。
杨文岳、孔贞会等全部被俘。杨文岳是个硬骨头，见了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反而破口大骂。李自成大怒，令人架起大炮，把杨文岳轰成炮灰。崇王朱由樻及其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后来李自成封崇王为襄阳伯，但不久又把他及其家属全部处死于河南泌阳。
李自成攻下汝宁后，已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此时的李自成，已有争天下的雄心壮志，其举措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他每攻下一城，便不再放弃，而是设置政权，派遣官吏，俨然与朝廷一般。他还严禁抢掠，更不滥杀，公然声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他的这些做法，大获民心。
李自成等在攻下汝宁后，便乘胜向湖广进军。在崇祯十五（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率部连克襄阳、荆门等地。至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又攻克承天、汉阳等地，并又回到襄阳，建立政权。李自成虽未称帝，但已在为此作准备了。一年之后，李自成果然坐在紫禁城中的龙椅上了。
由于辽东的战事也在同步进行，因此，这里还得叙述一下明朝与满清在辽东的战争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松锦大败（1）
在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多尔衮率兵横扫京畿5个多月、大获全胜之后，明、清双方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僵持阶段。明朝为扭转形势，全力布防，而清朝则在积极备战，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卢象升死后，朝廷先命从陕西前线赶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代督诸镇援兵，以应付时局。陕西总督洪承畴赶到后，朝廷进行分工。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陕西入援兵马由其指挥。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孙传庭为人直爽，敢说敢于，而且在陕西打得也很不错，于是说话便有些失分寸。当他一赶到京畿前线时，就上书说：“近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事竣，当请决大计。”此言自然得罪了杨嗣昌。杨嗣昌从此对他不满，并开始罗织罪名进行报复，同时支持洪承畴。可是孙传庭还是敢说敢讲。当杨嗣昌等决定以洪承畴所率陕兵守卫蓟辽的计划时，孙传庭竟又反对道：
“陕西兵不能久留于此！陕西贼未彻底剿灭，陕西兵马留此不归，余贼必会死灰复燃。这是帮了李自成等贼的忙。况且陕籍士卒妻儿俱在陕西，如久留于边，陕兵必定会哗变逃归，甚至从乱。这简直就是驱逼官兵从贼！”
事实上，孙传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陕西的兵马不被立即抽空，那么，中原、湖广的局势也不至于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有人甚至说，如果不是熊文灿力主抚局，姑息养奸；如果不把孙传庭、洪承畴在大局初定时匆忙抽调出陕西前线，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决不至于弄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杨嗣昌根本不理睬孙传庭的建议。孙传庭则要求入见皇帝，当面向皇帝汇报。杨嗣昌担心孙传庭会在皇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于是坚决反对。孙传庭在愤恨交加之余，便以耳聋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杨嗣昌则乘机弹劾孙传庭托疾。不明缘由的崇祯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孙传庭削籍为民，同时令人察核孙传庭是否真的有病。调查者据实禀报，孙传庭是真聋而非托疾。但先入为主的崇祯帝却认为其中有诈，竟把调查者和孙传庭一起逮捕入狱。孙传庭的被捕，对当时的朝廷来讲，真是一大损失！
孙传庭一去，洪承畴自然就成了主持辽东战事的主帅。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身份，奉命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主持辽东战局。
在此以前，朝廷鉴于清兵入侵京畿如入无人之地的窘境，认为不仅应兵多，更应兵精。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朝廷决定抽练各镇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8镇，以及蓟辽、保定总督所辖之畿辅、山东、河北等共应练兵73万多名。同时，朝廷还调整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训练乡兵。为了练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练饷。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730余万两。
这一庞大的计划，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不过，崇祯帝仍希望这一计划能给他带来大批精兵，制虏灭寇，挽回败局。
然而，等到洪承畴出关时，朝廷所练的精兵还不见影子。好在洪承畴久经沙场，筹划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斩杀总监高起潜的亲信千总刘某，虽得罪了高起潜，但倒也整肃了军纪。他又推荐刘肇基、吴三桂分任都督、都督佥事，其中吴三桂以都督充任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
就在洪承畴调兵布防之际，皇太极也在与群臣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过详细讨论，皇太极最终确定先取锦州、再取山海关、然后直入京畿的战略。
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八旗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八旗军左翼主帅，前往距锦州90里处修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围困锦州。四月、五月间，皇太极还两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极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兵前往义州换防。多尔衮、豪格等接防后：除严密围困锦州城外，还攻占了锦州城西的敌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敌台两座。
锦州城中的驻将是祖大寿。祖大寿是辽东宁远人，他长期戍守辽东，资历深厚。在10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战时，祖大寿曾降过皇太极，不过他又用计脱身，回到了锦州，而且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为皇太极夺取锦州城，让皇太极上了一次当。但他的子侄、兄弟，却有不少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