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中原大乱（2）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入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样：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7万，十一月增至12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十一月拥有部众约17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20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十月拥有部众3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整齐王，崇祯八年一月，拥有四股部众，大约数万人。
马守应：号老回回（或云老回回是马守玉），崇祯七年（1634）拥有万余人，崇祯八年三月增至数万。
张献忠：号八大王，崇祯八年三月拥有部众数万。
摇天动：姓名不详，崇祯八年五月拥有部众数万。
罗汝才：号曹操，崇祯八年后拥有部众数万。
马进忠：号混十万，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养纯：号四天王，或张四天王，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自成：号闯将。高迎祥死后数载才承袭闯王名号，崇祯八年七月拥有部众7万。
混天王：姓名不详，崇祯七年七月拥有部众数万，崇祯九年一月诛死。
惠登相：号过天星，后降官军。
刘国能：号闯塌天，后降官军。
张大受：号满天星。
张一川：号扫地王（或云李靖也称扫地王）。
蔺养成：号乱世王。
贺一龙：号革里眼。
许可变：号改世王。
李万庆：号射塌天，后降官军。
贺锦： 号左金王。
王国宁：号兴世王。
薛仁贵：原名不详。以旗帜俱用白色，故名，军中称“白袍将军”。崇祯九年秋诛死。
此外，主要首领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条、顺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蜊圆诸人，姓名不详。还有张妙手、贺双全，无名号。
次要首领大约有：
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以上诸人被擒，姓名不详。
镇山虎、一只虎、满天飞、克天虎、钻天鹞、五条龙、小天王、乌风鬼、黑旋风、黑杀虎、飞山虎、鬼见愁。以上诸人被戮，姓名不详。
闯虎、黄虎、白虎、头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蝎子，姓名不详。
许文衡、王九仁、王成龙、祁总管，无名号。
留在山西没有南渡黄河的，则有王刚、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动、领兵王、姬关锁等。另有高加计号“显道神（或险道神）”，刘浩然号“乡里人”，贺宗汉号“活地草”，3人声势很大。
上述60余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这些“巨首”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小头目。即使是“巨首”之间，实力悬殊也很大。多的达十万以上，而少的只有数千人。
到崇祯九年（1637）秋，农民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首领走向了没落，如张妙手、贺双泉等人。有些则能始终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张大受、马进忠、贺锦、贺一龙、李万庆、横天王等。有些则能继续发展，如高迎祥、张献忠、拓养坤、马守应等。有些则倏兴倏衰，如高应登、拓先龄等。当然，也有在此期间才开始发展壮大而独称劲旅的，那就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况，留在后面专门介绍。
回顾了农民军的基本情况后，就不难发现，荥阳大会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正是在官军的强大压力下，才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利用流动作战的故伎，一齐杀向了官军防守薄弱的东南方向。
不过，农民军这次的攻击方向，算是选对了。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凤阳之变（1）
农民军攻击的目标，是南直隶西北部的凤阳等府，即今皖北地区。
凤阳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得天下后，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自己的父母修建了陵墓即皇陵，扩建了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因此，凤阳对明王朝有特定的意义。
同时，凤阳府也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果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果南京出了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令人费解的是，朝廷并没有十分重视凤阳的防守。本来，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6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但由于承平日久，已无多少战斗力。
早在崇祯六年（1633）冬，当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祖陵。崇祯七年（1634），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请饬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帝曾召谕兵户两部，令淮安巡抚朱大典和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的来说，凤阳的防守仍很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得力。许多人甚至还认为，农民军大概不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在闯王高迎祥、张献忠等率领下，农民军经河南汝宁，先南下攻破固始，再攻占凤阳府霍丘县。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军在扫地王的率领下，也攻占了凤阳府的颍州城。
霍丘、颍州的朝廷官员，在农民军面前倒还很有骨气。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以及大豪绅田既庭等，都不屈而死。颍州被破时，知州尹梦鳌亲持大刀搏杀，后寡不敌众，投城下乌龙潭自杀，其弟、侄7人随之自杀。通判赵士宽，也率家人参与巷战，后投水自杀。其妻则带着3个女儿登楼自焚。
当时的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这次正好被农民军逮个正着。据说张鹤鸣和他的弟弟张鹤腾被抓到后，态度十分强硬。农民军便把张尚书倒悬在树上，张尚书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杀。其弟张鹤腾、子张大同也同时被杀。
颍州张鹤鸣大概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说也奇怪，颍州城对农民军的反抗，也十分刚烈。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150人，妇女殉节者27人，烈女8人，其“忠烈”之称，一时独盛。
不过，几天后发生在凤阳城中的情形，就与颍州城很不一样了。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当时的情形已是很糟糕。不过这倒帮了农民军的大忙。
本来，凤阳作为龙兴之地，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予以特殊照顾，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优惠。但至明末，这种优惠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造作多如牛毛，日子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当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钱士升（后于崇祯七年入内阁），在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曾向朝廷上疏汇报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原因，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所以，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以特殊照顾，蠲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帝在看过奏疏后，也未有多大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他是怕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当时他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自然不愿接受钱士升的建议。
既然如此，凤阳的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已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风阳知府颜容埴领乡兵防守。这位杨泽，声名不佳，唯财是贪。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便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当然不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极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农民军。
正月十五日夜，适逢元宵节，凤阳城中依然是仕女如云，笙歌彻耳。农民军的先头部队约300人，化装成商贾、车夫，悄悄潜入凤阳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声冲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农民军乘乱占城，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的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而死。
据说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6位文官及41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或许是农民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追杀，吃足苦头，因此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凤阳，以报复崇祯帝和朝廷。
他们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30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60余人，把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放跑。他们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2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掠3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他们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说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了个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手法而言，农民军撤出凤阳地区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根本不会久留此地。另外，凤阳沦陷后，周边的官兵纷纷向凤阳进发。太监卢九德等率川兵3千急驰救援，山东巡抚朱大典也调徐州总兵马、睢州总兵骆举率兵进援。南京方面也有进兵动作。农民军绝不会留在凤阳等着官军来进攻。
具体而言，农民军撤离凤阳地区后的主要攻击路线，有这样几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领，从凤阳府太和县进入河南。经河南鹿邑、杞县，进入密县山中。
一路由扫地王等率领，攻毫州（今安徽亳县），走河南夏邑，围归德。
这两支部队后在河南归德地区会师，图谋西入潼关。
一路由张献忠等人率领，杀入庐州府境内，先后攻陷庐江（今庐江），屠戮巢县（今巢县）、无为（今无为）及安庆府的潜山（今潜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后遇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