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左良玉迅速过河追击，填补了黄河以南的空虚。到十二月初，汤九州、邓玘、李卑等将领在崇祯帝的严令下，也纷纷过河，参加夹击。
农民军渡河后，真正主动过河迅速追击的将领只有左良玉。左良玉本是为保卫河南而调过来的，农民军进入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他有责任追击。此时的左良玉还是很卖力的，不像后来那样有些拥兵自保的味道。当然，其他将领所以没有如此反应迅速，也有客观原因，如部分农民军仍留在晋南、豫北而有待收拾等等。
进入河南的义军，分成了几大股。有的留在河南活动，有的则冲出了河南，向邻省挺进。
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先是向南攻杀，进入南阳、汝州、汝宁3府活动。但不久就被各路官兵各个击破。
汤九州击败了过天星部。过天星部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舞阳县（属南阳府，今舞阳）境内的吴城镇，威逼偃城（今偃城），试图杀入开封府、归德府。被河南巡抚玄默从床上拖起来的总兵汤九州，冒着风雪，连夜率兵偷袭了吴城镇。没有防备的过天星，被汤九州打个措手不及。吃了大亏。过天星乘夜逃窜，汤九州率兵猛追60里，斩杀400余人。次日，汤九州又追到汝宁府遂川县（今遂川）境内的横山镇，斩杀600人。
左良玉则在叶县（属南阳府，今叶县）的保安驿，击败一支义军，擒获头目一条龙、上山虎、展翅飞、小李广等，并乘胜追击，挥兵进入南阳府泌阳（今泌阳）、汝宁府信阳（今信阳）境。
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一日，就连一向不被看重的京营，在刘令誉的督战下，竟然也在泌阳的牛蹄村也打了大胜仗，斩首千人。
后来，总兵张应昌部在灵宝、平山打了几仗，把残留在河南的农民军打得大败，其首领张有义（即一盏灯）被俘。
通过这几次大仗，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除少数逸出外，基本上被朝廷肃清。
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军借道河南，杀入湖广、陕西，甚至四川。
高迎祥等部自卢氏进入山区。卢氏山区，崇山峻岭，天高皇帝远，素来是不法矿徒聚集之地。高迎祥诸部，由矿徒向导，进入内乡（属南阳府，今内乡），并由内乡、邓州（属南阳府，今邓县）、淅川（属南阳府，今淅川）向湖广渗透。
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底，高迎祥等率部扮成香客，杀入湖广郧阳府所属的郧西县城（今郧西），接着又攻破郧西之北的上津。不久，房县（今房县）、保康（今保康）诸县也被攻破。一时间，郧阳府境内，聚集着数万农民军。
郧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让官府头痛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大山区，其地形是四望峰峦，大山无边，森林茂密，只有无数庞杂小道、乱流溪水充斥其间，不知尽头。外人进入，如无本地熟悉地形的向导引路，那就根本不分东西南北。对于要躲避官兵的农民军来说，这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不仅山区地形有利于农民军，而且郧阳的地理位置也便于四面出击。郧阳之东北，可通河南之淅川、内乡；其西北，则可通陕西之平利、兴安、洵阳、山阳；其西南，则可通四川之大昌等地；其南面，则可通湖广之荆门、远安、夷陵；其东南，也可由汉水直赴襄阳。
明初，朝廷在进行过一次大杀戮后，便把此地变成了禁区。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邓愈为征南将军，对郧阳及附近地区用兵长达一年，把该地区不服新朝统治的少数民族及汉族流民几乎杀戮殆尽，并下令禁山，不许附近州县的贫民进山垦荒、移居。
但禁山政策并没有能阻止大量流民的移入。至成化前，人数已多达百万。成化元年（1465），河南人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率流民在房县造反，朝廷派兵围剿，花了相当代价才镇压下去。由于官兵进山狂捕滥杀，据说11岁以上的男子皆被斩杀，加上连续旱灾，流民大增，至成化六年（1470），刘千斤的部下河南人李胡子（李原）再次造反。朝廷派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发兵围剿，残酷屠戮。项忠还强制遣还山中流民，被迫害致死者多达数十万。
即使是这样的高压，仍无法阻止流民进山。至成化十二年（1476），在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又增到数十万之多。朝廷无奈之下，只得改变策略，把湖广、河南、陕西三省之交的这片山区，单独析出，设置郧阳府，下领7县，归湖广管辖。
至此，农民军深入郧阳山区，真是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也深知郧阳山区是麻烦之地。因此，当兵部尚书张凤翼得知农民军已赴南阳境内的内乡、叶县时，就已预感到农民军进入湖广郧阳山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了。他于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七日向崇祯帝作了汇报，要求早作准备。
等崇祯帝读到这份报告时，农民军已经进入郧阳等地，搅得天翻地覆，并向四周发展。郧阳抚治蒋允仪手中无兵无饷，只得困守郧阳府城，并火速向兵部奏报，在请罪、请死的同时。要求增援。
蒋允仪的奏疏，说得十分悲戚，也很有道理。他说：
“叛贼之祸害越来越深了！自秦至晋，又自晋至豫、至楚，几乎半至天下了！到一处即焚劫一处，祸害已是不堪。而焚劫一处，也即占有一处，那些亡命之徒，闻风而起。如此一来，天下将为盗贼，哪里还有什么安堵之地？”
接着，蒋允仪一再强调郧、襄地区的重要性，不断诉苦，请兵要饷，要求立即支援郧、襄。他最后可怜兮兮地说：
“不然，臣惟有延颈待尽，束身俟捕而已。”
崇祯帝这次却破天荒没有杀掉蒋允仪，而仅仅是把他革职。而蒋允仪对郧、襄形势的预测则不幸而被言中。
农民军还向郧阳府周边地区攻击。
襄阳府的均州、光化、谷城先后被农民军攻占。这支农民军后来又转掠该府的宜城，进入德安府属的随州、孝感，再攻入黄州府的黄陂、麻城。
荆州方向的情况也很吃紧。农民军一度攻到荆州附近50里处。附近的当阳、远安等都被攻克。
有些农民军还分路杀入了四川地区。
鉴于战事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朝廷官员纷纷要求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统一事权，避免推诿、观望。崇祯七年（1634）正月，崇祯帝终于特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给予了极大的权力。不久，在畿南立下战功的卢象升也代替蒋允仪出任郧阳巡抚。
陈奇瑜，字王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早年以进士授官知县，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出任陕西副使、右参政，再任陕西布政使。崇祯五年（1632），陈奇瑜被提拔为延绥巡抚后，率部扫荡各路义军，并用奇兵剿灭占据永宁关的钻天啸、开山斧，名著关陕，深得崇祯帝信任。
陈奇瑜总督五省兵马后，积极布兵围剿。当时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不仅湖广郧阳、襄阳地区农民军势不可挡，而且陕南、四川局势也很严重。尤其是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在四川西北部连连得手，并攻下夔州府城（今四川奉节）。
农民军自陕西起事以来，虽转战秦、晋、豫、湖广诸省，但攻下的也只是些州县城池。像夔州府城这样号称天险的重要城市，尚无被攻占的先例。夔州被陷后，其附近的大宁（今巫溪）、巫山（今巫山）也被攻占。
后在四川方面的压力之下，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又回到湖广郧阳地区，一部从均州往河南，一部从郧阳往淅川，一部往陕西的商南。形势万分危急。
陈奇瑜立即率师从南阳赶到湖广襄阳府均州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率兵会讨。具体安排为：
陕西巡抚练国事驻防陕西商洛，遏制农民军之西北；
郧阳巡抚卢象升驻郧阳房县、竹溪，遏制农民军之西；
河南巡抚玄默驻河南卢氏，遏制农民军之东北；
湖广巡抚唐晖驻襄阳府南漳县，遏制农民军之东南。
四面包围既定，陈奇瑜率卢象升等开始进击。他们从郧阳府的竹溪开始，连战于平利（属陕西汉中府）、乌林关、沟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等地，10余战皆传捷报。其副将刘迁则攻击于平利、竹溪之间，游击贺人龙等追击至紫阳，分获大胜。
在陈奇瑜的强大压力之下，农民军大部分被赶压到了陕西的汉中地区。陈奇瑜得势之后，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今勉县），防止农民军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汉中之北），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则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今洋县）；另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陈奇瑜满怀信心，梦想在汉中一口吃掉农民军。
陈奇瑜的围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最终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名叫“车厢峡”的地方，陷入了绝境。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陈奇瑜之败（2）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4 万多人。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3万6千余人，每100人编成1队，每队派遣安抚官1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36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