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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10万两，令吴吧挛餮映り饧谩５笔毖映は爻钦宦颐裎Юё牛还蓖院仔汲⒎抨獾南⒑螅俏Я⒔猓颐衩嵌寄米抨饨鸹丶胰チ恕５笔泵字夭渭釉旆吹娜耸既刈苋丝诘�70％，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10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7钱白银1斗，如每人分得1两，则最多可支撑50天。即使10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10万百姓50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10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谘铀�19县间散掉10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3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临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1000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也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300余人。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山西征剿（1）
既然杨鹤的招抚政策已彻底失败，那么崇祯帝便依照其一贯作风，在拿杨鹤作了替罪羊之后，另找出路了。
崇祯帝在崇祯四年（1631）十月正式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以武力剿灭义军。此时，崇祯帝对陕晋的义军已是恨之入骨，希望洪承畴把他们迅速赶尽杀绝，以使朝廷全力对付后金的威胁。洪承畴忠实地执行了崇祯帝的策略。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万历丙辰科（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23岁就督学浙江，后被提拔为陕西参政，是一位年少老成、有谋有略的能干之才。
洪承畴在陕西出名是在崇祯三年（1630）。当时，王左挂、苗美等率兵分列五营，南下进攻韩城，总督杨鹤手下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尚是参政的洪承畴率兵进援，斩杀叛兵300余人，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一下子出了大名。从此以后，他开始率兵打仗。由于他有谋有略，而且长期在陕西为官，熟悉陕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队在陕西打得不错，并赢得了不少声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后，因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义军的凶猛之势惊吓而死，洪承畴一跃而升任延绥巡抚，成为地方大员。从此以后，洪承畴更是卖力，而且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做事利索。到了崇祯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洪承畴，在杨鹤被捕以后，便顺理成章地代替杨鹤，升为陕西三边总督。
升任总督后的洪承畴，忠实地执行崇祯帝的政策，加紧了对陕西义军的残酷围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势，几乎是连战皆捷。陕西的形势开始好转。崇祯帝开始尝到剿的甜头，全力支持洪承畴。
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20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等，各率其部，大举进剿陕西义军。洪承畴首选的攻击目标是“宁塞遗贼”。他们本都是神一魁的部众，是当时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义军，首领是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等。他们与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兵，屯驻在镇原（今甘肃镇原），兵势很盛。
在官兵的强大压力下，镇原的义军顶不下去了，便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垒等地，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并威胁庆阳，寻机突围，试图杀入平凉府，借道突入凤翔府。
陕西巡抚练国事，急令固原（今甘肃固原）兵备王镇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府守备徐如翰守住泾州（今甘肃泾州）各关口，防止义军外逸。
同时，总督洪承畴立即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赴庆阳，指挥会战。当时，曹文诏率临洮兵，贺虎臣率宁夏兵也赶赴增援。双方在镇原之北的西澳展开激战，前后数十次。义军吃了大亏，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兵卒被杀数千人。战役以官军全胜而结束，朝廷称之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后，洪承畴等率兵乘胜进击。不久，洪承畴设伏斩杀不沾泥。曹文诏则设反间计除掉红军友，后于环庆击败可天飞、李都司，于耀州击败郝临庵等。
在洪承畴的强大攻势下，“宁塞之众”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祯六年（1633），延绥巡抚陈奇瑜继续分遣诸将，搜剿余众，至此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上被稳住了。
但陕西局势的好转，并没有让崇祯帝及其朝廷松一口气，因为山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
山西的动乱，虽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陕西的影响。崇祯三年（1630）春，陕西的义军如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分兵两路杀入山西北部。其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也纷纷渡河，进入山西。同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3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张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20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