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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1633）七月，已获补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为报数月前被海上邀击之仇，率兵攻打辽东重镇旅顺。
旅顺是当时朝廷在辽东半岛上尚存的最后堡垒，由总兵黄龙镇守。当时，黄龙为支援鸭绿江一线，派出水师增援，导致旅顺空虚。孔有德、耿仲明乘机发兵围攻旅顺。黄龙连战皆败，独守孤城，最后火药矢石俱尽。黄龙拔剑自刎，旅顺被攻陷。黄龙部将李惟贤、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战死。
旅顺一失，原与旅顺互为犄角的广鹿岛就成了问题。该岛守将尚可喜，本是毛文龙部下，与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关系，容易联络。于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势危急之时，加紧与后金联系，并于崇祯七年（1634）初，率其数千属户，携带辎重，乘船离岛登陆，到沈阳降敌。他的部队被安排在辽阳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极没费什么气力又多了一员战将。
至此，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军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凌河之战前，由佟养性率领的旧汉兵已以火炮闻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补充进这支军队，加强了其实力。崇祯五年（1632）佟养性死后，这支军队由马光远统领。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汉八旗的骨干。孔有德、耿仲明的军队，以及尚可喜的军队，即分别被皇太极称之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两支汉军，后来也被并入汉八旗，并为清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孔、耿攻陷旅顺及尚可喜的叛变，给明朝在辽东的战局造成了严重后果。从此以后，明朝在辽东半岛及周边海岛已无险可守，残存的军队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对这些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险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认真对待，坐视其失。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对明朝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尔部，然后入边，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与山海关防线正面接触。
战略确定以后，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从上榆林出发，一路从沙哈出发，攻入蒙古境内。后金部队这次彻底解决了蒙古察哈尔部的问题。在此以前，皇太极先后几次西征，试图压服察哈尔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五年的这次西征，把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打得西逃（死于崇祯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极最终降服了察哈尔部，使其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等部的征服，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军事盟友，而且还获得了战马的供应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彻底失去了长城外的屏障。
后金军队于六月先后抵达长城附近。根据原定计划，皇太极将其7万精兵分成4路，于七月初攻入长城之内。宣、大一线全线告急。
宣、大一线的防护，本很虚弱，宣大总督张宗衡、巡抚胡沾恩、总兵张全昌、曹文诏等人的兵马，在皇太极的凌厉攻势下，根本抵挡不住。朝廷下令京师戒严，同时急遣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数万兵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抚丁魁楚移居紫荆关，山西巡抚戴君恩移居雁门关，总兵陈洪范移镇居庸关，阻击后金兵马，保卫京师。
皇太极的几路军队攻势凌厉，势不可挡。七月初七日，攻入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怀来。十三日，围宣府，屯天寿山。十四日，驰入永宁（属延庆州）。十六日，围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破保安州，杀知州阎生斗。后又攻朔州（今朔县）、围浑源州（今浑源）。至八月，各路军队汇集应州（今应县）。皇太极在攻破代州（今代县）后，分兵出击，西至三坌、崞县，东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极则率兵进攻大同。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纷纷驰援。由于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极便转攻灵邱、保安等县。
闰八月，代王母杨太妃命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与后金求和。皇太极布告以申讨之意，然后攻杀保定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再攻占宣府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从拒墙堡出塞回沈阳。
些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极虽遇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讲仍是出入自由，无人能敌。皇太极收兵之后，曾自夸说：
“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话虽说得有点夸口，但也没有离谱。皇太极这次再试牛刀，得胜而归，充分说明山海关以西长城防线的薄弱，以及后金、明朝之间军队素质的差距。
遗憾的是，崇祯帝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些。当后金军队攻入宣、大等地时，朝廷仍发布了一纸檄文，说什么“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接着便要归顺后金的满、汉、蒙人，立即投归天朝，并威胁说：
“若不来归，非死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这种恫吓诈骗之言，如无军事上的实力作保证，则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朝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令天下失望。如进攻山西崞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属太原府）的后金军队仅有2千人。当这支军队带着俘获的千余人回撤路过代州（今代县）时，被俘人员指望代州城的驻军能出兵邀击敌军，解救他们。然而代州城中却不敢发一兵一卒，甚至连箭都不敢发一支，生怕惹怒敌军。被俘人员见此情景，不禁失声痛哭。像这种情形远非一次。当时明朝的军队普遍存在恐敌心理，不敢与后金军队打硬仗。
也正是因为明朝军队如此不济，所以皇太极敢夸下海口。他说：
你明朝出兵1万，我只要用1千人应战；你明朝出兵1千，我只要用兵100就绰绰有余。如果你明朝敢在前迎战，尚且可以说说大话。否则，一味说大话，讲假话，却又不敢硬碰硬地去打仗，可谓是可耻之极！
话说得很难听，却道出了实情。崇祯帝知道前线详情后，也只有“顿足太息”，无可奈何！他只有把气出在前线的将领身上。他下令兵部查核边臣之罪，结果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官张全昌、曹文诏，以及巡抚胡沾恩等都被同时罢官遣戍。由于山西巡抚吴目仪耄湃⒉芪内轿蛔鼙槐Ｈ吕矗渭恿宋Ы松轿鞯呐┟窬Ｕ庵肿龇ǎ猿珈醯鄱裕媸巧偌目髦佟！ �
到了崇祯八年（1635，天聪九年），当崇祯帝被晋陕的农民军搞得焦头烂额时，皇太极正在沈阳筹备开国事宜，一个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新王朝就要崛起了。
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出征凯旋，献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诸贝勒和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没有接受劝进，只是撤除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皇太极对开朝立国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想当皇帝，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实力能否彻底征服中原，更担心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后，丧失民族性，而被汉族同化，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创建金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样。因此，尽管他手下的那些文臣，尤其是汉族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一再劝说皇太极进兵中原，夺取北京，称帝建国，但皇太极却不为所动，多次拒绝。至崇祯八年（1635），羽翼渐丰的皇太极仍只是同意改称满洲，而不建国称帝，坐视中原形势的变化。
至崇祯九年（1636，天聪十年），皇太极终于同意称帝建朝。此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云集沈阳，举行盛大的登基开国典礼。
皇太极接受“宽温仁皇帝”尊号。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文、蒙文、汉文表章。建国号大清，立年号崇德，以沈阳为国都。追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皇太极称帝建国，表明他已有充分的实力和自信逐鹿中原了。不久，皇太极便开始了他更大的步骤。
而此时的崇祯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正被黄土高坡上下来的农民军搞得晕头转向。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步入深渊的内乱
尽管崇祯帝即位伊始，就面临着皇太极的严重挑战，而且最终也是由清朝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祯帝逼上煤山的，却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李自成及其同伙。
崇祯帝登基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辽东，全力对付皇太极及其后金，对帝国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总认为只要解决了辽东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不会像辽东问题那样棘手。
其实，崇祯帝是弄错了。
经过长期的折腾，帝国犹如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充满危机。朝廷的财政经济风雨飘摇，入不敷出。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天灾人祸的接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团的普遍腐败、无能，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虽尚能勉强维持，但已处崩溃之边缘，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机最严重的是陕西、山西等边远省份。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即使是风调雨顺，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更不用说是连年灾荒了。崇祯即位前后，那里正逢大旱，百姓无以为生，纷纷为盗为寇。而此地的民风，一向也是骁勇好斗，加上边兵边寇的推波助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口众多、范围广泛的大起义，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陕西的动乱，早在天启末年就有明显的迹象。新即位的崇祯帝，由于忙于应付辽东战事，无暇顾及。而陕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来应对，甚至隐瞒实情，给人以陕西太平无事的错觉。
崇祯元年（1628）年底，陕西境内动乱已成燎原之势。朝廷惊呼陕西“流贼大起”。
崇祯二年（1629），朝廷对陕西地方大员进行改组，命杨鹤总督三边军务，捕流贼。
杨鹤主张用“抚”的手段来解决流贼问题，但也有人主张用“剿”即用武力压服来解决问题。至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原则上仍同意以“抚”为主、以“剿”辅之的办法解决陕西、山西的问题。他说“寇亦我赤子”，并派御史吴�10万赴陕西赈济。督师杨鹤也一度成功地招降义军首领神一魁。
但杨鹤的招抚政策并没解决根本问题，陕西等地的局势更加严峻。崇祯帝下令逮捕杨鹤。崇祯五年（1632），杨鹤被谪戍袁州卫。此后，崇祯帝调整策略，改“抚”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绥巡抚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四面围堵，暂时平息了陕西的义军。
崇祯六年（1633）春，鉴于山西局势的恶化，崇祯帝任命原临洮总兵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讨伐山西境内的“流贼”，限3月完成。
经过一番激战以后，农民军于此年年底成功地渡过黄河，突破曹文诏等人的包围圈，进入了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几省交界之地。崇祯帝所谓“三月平贼”的计划彻底破产。
仗越打越大。崇祯帝于崇祯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以全权，围剿从陕晋逸出之敌。
但这位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陈奇瑜，在围剿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竟上了农民军的当，让农民军轻易逸出包围圈，形势陡然紧张。崇祯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职查办，并于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出任五省总督，同时，从全国各地调拨精兵，试图于半年之内把李自成等人消灭在河南。
面对朝廷的凶猛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河南汇集，其中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凤阳杀去，并很快占领了凤阳，放火烧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龙兴寺，并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彻底与朝廷撕破了脸皮。
凤阳之变，朝野大震。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轻视这支土头土脑的农民军了。凤阳之变，同时也标志着帝国的内乱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辽东的外患，与中原的内乱，在崇祯帝心目中，已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凤阳之变后，农民军内部分裂。李自成随高迎祥杀向河南，回陕西。张献忠则下庐州、安庆，经湖广杀回陕西。农民军不仅成功地粉碎了官军的围堵，而且还发展了力量，斩杀了曹文诏等朝廷的著名将领。
为了镇压农民军，朝廷先后任命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巡抚凤阳；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等，调集各路精兵，与洪承畴等一起进行围堵。自崇祯八年（1635）底至崇祯九年（1636）初，洪承畴、卢象升等率官兵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并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斩杀了农民军的首领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战死后，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时隔不久，农民军在张献忠、李自成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怜的崇祯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关外，皇太极于此年四月在沈阳登基建国，虎视眈眈，已令崇祯帝焦头烂额。而在这紧急关头，后院又偏偏起火，从陕晋开始的农民起义，竟越演越烈，势成燎原。这无疑是给崇祯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内乱，令一直自视为中兴之主的崇祯帝，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于崇祯八年（1635）十月下达了“罪己诏”，跨出了令人难堪的第一步。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杨鹤抚陕（1）
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