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遂即大位！所请不允。”
这次话说得白了一点。信王尽管在“披览之余，愈增哀痛”，但已从“岂忍遽闻”改成了“岂忍遂即大位”，即从原先的听都不想听，到了现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转机！群臣们便一鼓作气，三呈劝进表文，痛陈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动了，于是他明确表示：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一天之中，信王对继位的态度，从不想听到群臣提起，到终于同意立即登基，变化不可谓不大。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演戏，却越演越真。这当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归咎于群臣，因为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规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上演一番，尽管还从来没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当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礼仪立国，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礼仪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欲，理顺人心，则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救世之道。否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功利的外衣，私欲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动乱的根源。这种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礼仪，讲还不如不讲！崇祯即位时的道德，大概就是属于后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讲，包括贵为天子的崇祯帝！
既然信王已经勉为其难，同意即位，礼部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礼仪程式呈进。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检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灵前那放满祭品的几案前，亲自祭奠受命。接着，朱由检改穿衮冕，在皇极殿前设香案，备酒果，行告天礼。然后便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刘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在皇后（即皇嫂张氏）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另外，他还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据说信王在午时来到皇极殿行登基大礼时，突然天雷轰鸣，令在场朝见的群臣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朱由检自然也不高兴。不过，即位仪式仍照常进行。君臣俗套之后，新天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
《即位诏》自然还是那老一套：先颂列祖列宗、皇明基业；再赞大行皇帝，天启帝几乎被吹得就像是当今尧舜；尔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崇祯”年号；最后，《即位诏》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新朝的治国方针：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个《即位诏》并不是崇祯帝的意思，而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此时的内阁，仍由魏忠贤的人控制，因此在诏书的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这位旧朝权贵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份诏书也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给新朝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所做出的一个基本规定，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然而，胸怀中兴大志的新天子对此能甘心顺从么？他还能像他的皇兄天启帝那样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吗？
从新天子不动声色的言行举止中，群臣们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那些旧朝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仍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却已开始看到了朦胧的希望；更多的人则是在观望。
对这位新天子，天下臣民都在拭目以待！此时新天子本人的心中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诛杀阉党（1）
崇祯即位之后，一改前几朝皇帝荒怠不勤的做法，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天子。
即位前的那种喧嚣忙乱已经过去了，宫中又趋平静。魏忠贤仍然做着他的东厂提督。崇祯帝仍像其皇兄一样，厚待着他本人及其党羽。该赏的照样赏，该荫官也照样荫。皇兄原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帝也照赏不误。所有这些，再联想起不久前魏忠贤的从子宁国公魏良卿曾在新帝即位前受遣代天子祭告南郊的荣耀，臣民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权阉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
人们不免也有些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果真能如此融洽吗？新天子对待魏忠贤，果真一如其兄吗？即使如此，他们两人也不致在一开始就能如此天衣无缝，不透丝毫隙光吧。新鞍配老马，尚且需要磨合期，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魏忠贤也感到不对劲！自然想找机会试探一下。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日，已沉不住气的魏忠贤便先施一招，以作试探。他给崇祯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交还印信等等。魏忠贤先出此招，也是有原因的。几天前，崇祯帝见魏忠贤、王体乾侍立在侧，便随口问起魏忠贤立枷毙人之事，大概是崇祯帝想起了魏忠贤以往用事，动辄以立枷示威，前后被毙杀者以千计之类的往事。崇祯帝此语一出，王体乾立即解释道：
“立枷之法，只是对那些大奸大恶、王法不能治服的人才用！”
崇祯帝听后，默不出声，好久才森然说道：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仍觉得此举过于残惨，非国家盛事。”
崇祯帝此番言语，虽没有直接批评魏忠贤等人，但其不悦之情也十分明显。于是，魏忠贤不久便提出了辞呈，以试探虚实。
大出魏忠贤意料的是，崇祯帝不但没有批准，反而还好言相劝，极力慰言了一番，让魏忠贤安心任职。魏忠贤这一招如同打在棉花上，没发出力来。
不过，稍后的一件事却让魏忠贤更不安心起来了，即崇祯帝命奉圣夫人客氏搬出皇宫。这位客氏是天启朝宫中一位十分了不得的人物，魏忠贤能有后来这种局面，客氏功不可没。据说客氏在临出宫前，起了一个大早，素衣哀服，到天启帝的梓宫前拜别。她拿出一个用黄龙袱包裹的小盒，内装天启帝的胎发、痘痂，以及累年剃发、落齿、指甲等等，在灵前焚化，放声大哭。
对客氏的出宫，魏忠贤自然不太愿意。倒不是魏忠贤还想依仗于她，事实上此时的客氏也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是魏忠贤从中嗅出了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所谓一叶落而知秋。不过话又说回来，崇祯帝令客氏出宫，也不算过分。严格来说，以客氏的身份，她早就不能留在宫中，先前只不过是由于天启帝的眷宠，她才得以破例长期留住宫中，享受特遇。现在既然已是崇祯帝当朝，让她出宫也未尝不可。更何况她在京师的住宅，也不比那些王宫豪宅逊色。出宫以后仍是富贵荣华。
崇祯帝的这一着，说起来也真是阴毒。在场面上，客氏出宫，合情合理，似乎也与魏忠贤没有多大关系。而实际上，人人都知客魏两人关系非常，动客氏就是碰魏忠贤，是让魏忠贤觉得难受，却又不好说出来。
魏忠贤也自然明白其中的关系。他必须继续出招，试探崇祯帝。
九月初三日，魏忠贤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银30000两，崇祯帝立即同意，下旨执行。
九月初四日，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也向崇祯帝提出辞呈，却遭崇祯帝拒绝。崇祯帝对王体乾进行一番劝慰，并令他安心留职。
崇祯帝的应对仍然是如此不温不火。他有条不紊地做他该做的事。他追谥生母刘氏为孝纯皇后，以示尊亲之意。他册立信王妃周氏为皇后。他还追尊皇父的选侍李氏（即前述的东李）为庄妃，以报答她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过，此时的崇祯帝，虽仍不动声色，但似乎也在寻找机会，敲山震虎。
依崇祯帝当时的处境，他大概不会先去主动出击。皇兄生前的谆谆嘱托使他多少有些顾忌：皇兄尸骨未寒，而生前重臣就遭贬逐甚至杀戮，情理上说不过去，别人也难免会有忘恩负义之类的看法，以至于留下口实。而且，崇祯帝当时孤身一人入主宫中，不仅周围全是魏氏党羽，就连朝廷上下也多是由魏忠贤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保都成问题，哪敢贸然出击？他刚入宫时的那种恐惧之感，至此仍未彻底消除。他于不声不响之中，暗暗地把信王府中的太监调到身边，并任命旧侍徐应元入司礼监，委以重任。其防范之心，丝毫不敢放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敢轻易动手么？
崇祯帝深知魏忠贤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明白魏忠贤一日不除，他就无法大权独揽，更谈不上什么中兴。既然魏忠贤必须除掉，而自己却又不能轻易出击，那么就只能等待机会！崇祯帝自然清楚，新天子即位之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是想翻案，或是想投机，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果然，不久便有人跳了出来。
国子监司业朱三俊，上疏弹劾监生陆万龄、曹代请祠魏忠贤国学罪。在几个月前，监生陆万龄上书天启帝，说魏忠贤的功劳已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要把魏忠贤移入国子监与孔子并祠。天启帝也同意了。不过因当时有人提出，假如某一天皇帝驾幸国子监，例应拜祭孔子，而魏忠贤的像就在孔子边上，拜孔子也就是拜魏忠贤，似乎不太方便。所以这个提议就没有实行。此时，朱三俊便以此事弹劾陆万龄等人。崇祯帝随即下令把陆、曹两人下了狱。先前还有一位叫李暎日的监生，也上过一疏，把魏忠贤比作是周公。崇祯帝正好翻到了这份奏疏，也随即下令把那位李监生逮问。
崇祯帝的这些做法，是否算是敲山震虎，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魏忠贤却坐不住了。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上疏奏请停止全国各地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答复是优礼有加，他说：
“先前已经赐额同意兴建的那些生祠，继续照常修建。其他的就停下来吧。”
崇祯帝还进一步解释说：
天下为魏忠贤建生祠，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居然有功不居，要求停建，真是难得！因此让后面的那些生祠停下来，是为了成全魏忠贤的劳谦之美，而并不是为了其他。
几天之后，糊里糊涂的江西巡抚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奏崇祯帝，称魏忠贤功德巍巍，请求在江西为他建生祠。他们为建生祠，也在南昌作了些准备，顺手拆掉了三贤祠之类的古迹。据说崇祯帝拿着奏章，边看边笑，最后写下“已有旨了”几个字，算是答复。魏忠贤非常紧张，奏请将这笔造祠钱粮解充辽饷，崇祯帝答应了。那两位江西的官员，真有点不识时务，出错了风头，到这种时候仍做这种蠢事。魏忠贤倒台后，这两位官员很是尴尬，吃了大亏。
到了十月初，崇祯帝还先后几次给魏忠贤、王体乾及其党羽叙功加荫。宁国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鹏的免死铁券做成后，崇祯帝仍命赐给。这些做法，多少打消了魏忠贤等人的疑虑，迷惑了他们。不过魏忠贤等人做梦也没想到，率先攻击弹劾他们的，却是自己阵营中的人。
率先上疏攻击魏忠贤党羽的是新任南京通政使的杨所修。这位杨所修，本是魏忠贤的党羽，因不满自己被外放南京这个清闲之地，加上也预计到魏忠贤集团不会长久，所以反戈一击，突然发难，弹劾“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崔呈秀当时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周应秋任吏部尚书，都是魏忠贤集团中身居要职的骨干。杨所修的突然发难，令崔、周措手不及：崔呈秀立即出面应付。崇祯帝大概认为时机未到，便仍不动声色。他说：
“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
意思是群臣都是皇兄澄汰过的，不致有错。不要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话虽是这么说，不过既然已有人出头，自然就会有人跟上来，无人能挡住！
继杨所修之后，另一位原跟魏忠贤不错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也突然上疏，公开弹劾崔呈秀，话说得也很难听，而且涉及到了厂臣。崔呈秀依例上疏辩白，并请求回家守制，崇祯帝没有批准。杨维垣再次上书，揭发崔呈秀的罪行。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也参崔呈秀“夺情为安，忍于无亲”。御史贾继春更是骂崔呈秀道：
“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
话说到这种分上，崔呈秀再也无颜面在官位上呆下去了。他三次上疏乞归守制，崇祯帝终于同意他回家丁忧。
身为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几年来一直是魏忠贤在外廷最得力的同盟者。他的离职使魏忠贤仿佛被斩断了一条膀子。不仅如此，崔呈秀的下台，也给了朝廷许多官员一种信号，即魏忠贤失势的日子已不远了。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诛杀阉党（2）
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指向魏忠贤。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有一位叫钱元慤的主事上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奏疏，公开弹劾魏忠贤，把魏中贤与历史上的王莽、梁冀、王衍、董卓、赵高、武则天等人物的罪行一一作了对比。这位钱主事还为魏忠贤及其党羽魏良卿等人安排了归宿，要求崇祯帝或贬或诛，尽快处理。崇祯帝阅过奏章后，仅批了一句话：“钱元慤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这种态度无疑是鼓励。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位名叫钱嘉征的嘉兴贡生上疏，公开揭露魏忠贤的“十大罪状”，语言更为犀利尖锐，事实更为详尽。“十大罪状”依次是“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钱嘉征最后称魏忠贤的“种种叛逆，罄竹难书，万剐不尽”！
自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惨遭毒手之后，还没有人敢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过魏忠贤。按理，钱嘉征只是一位贡生，本无资格给皇帝直接写奏章，所以这位钱贡生在开始时是把奏章送到通政司，按例通政司应负责封进转呈。可能是担心这份奏章会惹麻烦，通政使吕图南便以奏章的格式称谓有毛病为借口，要求钱贡生重新誊写，实际上就是不想封进。血气方刚的钱贡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弹劾吕图南是“党奸阻抑”，吕图南自然不服，上疏争辩，把事情闹到了崇祯帝那里。崇祯帝便乘机下令把钱贡生的奏疏呈了上来。
崇祯帝在那份奏疏上的批语写得很温和，只是说，魏忠贤之事，朕自有独断。钱嘉征区区一位贡生，不懂规矩，姑且饶过这一回。一位贡生，竟敢这样弹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而天子竟以不懂规矩为理由，不予追究，这种做法，明眼人自然不难从中揣摩出崇祯帝的倾向。魏忠贤更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魏忠贤跑到崇祯帝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可能已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也是其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是用痛哭流涕来取得天启帝的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这一次在崇祯帝面前，他却失算了。崇祯帝似乎不怕他的眼泪，反而让手下当场诵读那位钱贡生的奏疏，而且还要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立即上疏，以患病为由要求辞职。病真是一件好东西。说有就有，要无即无。明明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