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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他们诧异的是，虽然许显纯和杨寰目前是“戴罪之身”，可“锦衣卫”毕竟被两人“把玩”了数年时光，上下早已经营的铁通似的。可如今还是那些校尉和小旗、总旗，还是那些飞鱼服和绣春刀，竟然水泼不进针扎不透，他们就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仍然得不到一点儿信息，而且也无法传递进去一点儿信息。
他们不知道这是皇帝陛下和皇后娘娘亲自接见，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事务繁多为由要求全体锦衣卫“集中住宿”的效果，只觉得仿佛一日间那些锦衣卫就脱了胎换了骨，彻底变成了皇帝陛下从未视之以人的利器。
一时间，他们觉得年轻的皇帝再也不容小觑，何况皇帝的雷霆之怒对准的也并不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觉得，如果能够避开的话，还是尽量避开锋芒吧。千万不要站在对立的那一面！
但是，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快。
也就是他们的奏折刚刚递进去不到半个时辰，皇帝的圣谕就递了出来。
对于他们的辞职要求，皇帝的回答非常简洁明确：不准。
而且，圣谕中也有“朝廷正是用人之际，黄立极等阁臣不思报效，反而意欲推诿，实不为人臣之举。”很有把他们的辞职当做了意气之争的意思。
好吧，既然皇帝不准，那就还是各安其位吧。虽然没有试探出皇帝陛下的真实意图，可没有马上刀斧加颈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可他们的屁股尚未坐稳，又有一条消息从宫里传了出来——皇帝已经拟定了几份发往各地的圣谕，内容分别是宣在原籍为民的刘鸿训、在原籍为民的文震孟、与文震孟同时被贬为民的蒋德璟及松江知府方岳贡，令他们接旨之后，即刻启程，迅速前往京城觐见皇帝陛下。
另外，还有一个太监伺候笔墨的时候，瞥见皇上案头一张纸上写着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名字。
以上几人，有当下在京为官的，也有在地方出任官职，当更多的是在魏公公权势煊赫之时被贬为民的。总而言之，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点儿说，就是他们都是魏公公的对头，都是东林党人，或者至少极具东林党色彩。
种种消息不断传来，真真令人寝食难安。
其实，皇帝陛下的记忆“历史”中，东林党与阉党实乃一丘之貉，不分轩轾，谁也不比谁高尚。他宣召起复以上人等，倒不是一味地玩弄权术，是因为这些人也都是各具某方面的才具。
如今的大明王朝犹如一条破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说用人之际。皇帝陛下真希望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只要是大明的官员，甚至是做为大明的子民，大家全都戮力同心，好歹度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再说。可是，不行，如今的大明官场早已经被不分对错，只以党争为唯一中心的人所把持。要想彻底扭转这种思维定式，谈何容易。
因此，无奈之下，皇帝陛下只得祭起“平衡”之术，阉党别想把持朝廷，东林党也勿妄想一言堂，大家在烦劳的工作之余费费吐沫星子吵吵架是可以允许的（“工作之余”尤为重要），一党独大、唯我独尊的念头趁早都不要有。
如果手下一众大臣发生争吵，就算皇帝陛下想置身事外都不可能，可皇帝陛下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卷入他们的纷争。
今天一早，皇帝陛下就安排锦衣卫开始秘密输运百万两白银的事情，徐光启在陕西垦荒事情总算是具备了有个好的开始的条件。但是皇帝陛下的心中，也并没有就此清静下来。
“崇祯元年”、“崇祯三年”、“高迎祥”、“陕西”、“灾荒”、“李自成”、“张献忠”等字样。这些字块仿佛就像有棱有角的片石，不停地在皇帝陛下的脑海中往复盘旋不已，并且连续不断地碰撞切割着他的神经，令他痛苦不堪。
崇祯元年，高迎祥就在陕西延安安塞县起事，此后流窜于延庆府，盘踞在黄龙山一带，崇祯三年与王嘉胤、王自用汇合入晋。
前世中明末史大热的那几年，历史爱好者王复徟也很是关注，并且积极参与了网上的多起论战。为了在论战中言之有物，大量阅读明末清初的史料就成为必须之举。
第1卷 第十六章 兼职裁判（）
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榆中杀参将王国与当地县令，继而发动兵变。然后始投不沾泥，继投高迎祥，为其部下闯将。这后面发生的事，都是在崇祯三年高迎祥与王嘉胤和王自用汇合入晋之后。
与之后战败即降、降而复反的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相比，崇祯三年入晋之前的高迎祥，显然还只是盘踞在延庆府黄龙山的一股山匪而已。
或许是当时的高迎祥为害地方的程度不深，或许是当地官府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们，又或许“养寇自重”借以要挟朝廷的“理念”深入官场，进而成为壮大地方势力的不二法门，总之除了寥寥数字的记载，史籍并无其他更多的赘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大明朝廷并没有没有采取措施对此种状况加以改善，或采取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辽东的局势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就是即便大明朝廷投入巨额人力物力，也多半会变成地方官吏私有之物。
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哪朝哪代，总是不缺乏揭竿而起的草莽人物。但是，不要说成就一番“事业”，即便能够折腾出一番景象来的，也是屈指可数。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有无“适宜”的土壤——灾荒或水患造成的大批大批的、无可就食的流民。
其实自从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还是非常完善的，“李自成家庭属于太安里二甲”，史籍上的这条记载，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户籍的“管理水平”。
但是，如此的“管理水平”也只是在和平年代才会有的，一俟战乱来临，几乎所有的“管理”方法就全都宣告无效。
张献忠始入蜀地时，那里原有人口三百一十万，可之后当他退出时，蜀地人口剧减为九万（另一说八万）。不错，大家没有看错，就是从百位数变为个位数。
相信张献忠不是善男信女，相信他就是嗜杀成性之人，可要说异常屠杀致使三百万人魂飞湮灭，那也未免言过其实。
其实，三百一十万和九万的数据都是真的，只不过那都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为数众多的逃亡人口是无法记录在册的。
张献忠是不可能在蜀地各地同时开始杀戮的。一乡屠尽，左近十乡必已望风而逃；一县屠尽，周围十县肯定没有引颈就戮的道理。不用他们反抗，只要选择逃跑、选择深山老林避祸总是可以的吧。
这有些扯远了。
崇祯三年各路匪患开始串联，就说明那时流民的数量已经不可遏制地增加，流窜区域也已经不可遏制地蔓延。
长城不是一天之内铸就的，流民也不是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
因此，要将“流民”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关键点还要往前回朔一年或者两年。
从现在到崇祯二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
要是其他事情，两年时间也算是可以了。可杜绝流民四出就食现象的产生，可是要用充足的粮食来做坚强后盾的。而粮食的生产和储备输运，可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这才是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这才是皇帝陛下要用全副精力郑重对待的首要问题。
看起来大明王朝熹宗皇帝后期是凭借着阉党的势力崛起压倒了东林党势力，而思宗皇帝又凭借东林党势力的复苏最终彻底清算了阉党。
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是前后两任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说熹宗皇帝或者思宗皇帝打击权臣，毋宁说是权臣们将大明王朝的皇帝“架弄”上他们的战车，并碾轧过对手的尸骸。
因为皇帝陛下看起来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可实际上早已成为孤家寡人，真的是无所依靠。
史料记载，天启年间东林党借助“移宫案”成功上位，然后又借助“京察”之机，从朝中驱逐了浙党和闽党等数百名官员，形成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大好局面。
“众正盈朝”？史料就是如此记载，不过是东林党自我标榜，真是恬不知耻！看一下李自成大军攻入京城之后，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如何一副嘴脸，就可以彻底看透他们贪婪无耻的本质。
后来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借助的也是京察，之后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被肃清。
可是，我们不禁要疑问：这期间皇帝在干嘛？
不错，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的阉党，都是首先要有皇帝的支持京察才能通过，才能成功清洗对手。因此，皇帝还是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可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相信就是再蠢再无知的人，也不会认为朝中一下子驱逐了数百名官员是正常的状态。
如此论断，并非认为那些被驱逐的官员就全都是良善之辈。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尤其是大明王朝的末年，真正的良善之辈在朝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虽然如此推断有些不太厚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论断，“虽不中，不远矣”。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皇帝虽然感觉出异常，可在“群情汹汹”之下，也只好屈从。
因此，大明王朝末年的皇帝陛下，完全是被权臣架弄了，不是这一帮，就是那一伙。可怜的皇帝陛下，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当过家，做过主”。
任何一方势力的独大，都不是朝廷的幸事，也不是天下臣民的幸事。因为，不论是熹宗皇帝还是思宗皇帝，都没有能力驾驭一个势力滔天的“伙计”，最终都被一大群“超级打工仔”架弄的无所适从。
不是贬低，而是实情。不要说大明王朝末年这几任皇帝，就是那位很想很想“真的再想活五百年”的大清王朝的圣祖仁皇帝，不也是在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明珠等人间大玩平衡之术才得以完成不世伟业的吗！？
自从在这个世界睁开眼睛，皇帝陛下的大脑就被这些事情充斥着。现在总算有时间通前彻后地捋清一下，为今后的施政方针定下一个调子。
说实话，皇帝陛下虽然有着近四百年的“阅历”和“见识”，可也不敢奢望一下子彻底解决大明王朝面临的所有问题。一劳永逸不是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
趁着阉党尚未彻底泯灭，东林党也尚未完全复苏，两大势力差不多处于半斤八两的境地，皇帝就可以从中左右逢源，做好自己的“裁判”工作了。
第1卷 第十七章 老骥伏枥1（）
看来时间毕竟有限，皇帝陛下尚未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主人翁”精神也不知丢到了何处，要不然怎么能够眼看着这些所谓“众正盈朝”实际上纯粹是些蝇营狗苟的人霍乱朝纲、荼毒子民而竟然置身事外呢？要知道，这大明王朝虽然摇摇欲坠，可到底还是他自家的江山社稷啊！
可若要知道皇帝陛下并非当下人们看到只有十七岁的年龄，他的“心理”年龄实际上已过而立……或许还要加上将近四百年的阅历，早已将大明王朝崩塌的整个“推演”过程看了个清清楚楚，如此才能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并且以“局外人”的身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他并没有试图让自己的痕迹遍布这一世的大明王朝的每个角落，只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在最关键的节点上予以着力，藉此扭转大明王朝的颓势。
他清楚地知道，即便陕西的灾情暂时得到缓解，也只能算是得以喘息之机。造成大明王朝粮食短少的根本因素，也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那时，皇帝陛下要面对的，还有一个、或者更加强大的一群对手——江南士绅。
不，确切地说，是皇帝陛下要主动去挑战他们。
一方是至高无上的帝王，一方只不过是一群地主……哦，是一大群大地主……好吧好吧，是大地主阶级，对阵双方摆开阵势，孰胜孰败还真不好说。
在这个世界，大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势力几乎就是牢不可破，简单的几个字不足以显示其内涵。
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差不多同样的状况，最后的结局都是看起来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大败亏输的一方，而且至少有两次——新朝皇帝王莽以及隋炀帝——成就了短命王朝终结者的角色。
因此，皇帝陛下在刚刚登基不久，朝中尚有不安定因素的情况下，竟然要主动挑战江南士绅，实在不能算是明智之举。
即便能够侥幸躲过崇祯初年的灾荒，崇祯八年、九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灾荒在前面等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年代越往后，如果没有有效措施的话，王朝的颓势越是无法遏制。
如果不能从跟不上予以改变，疥藓之疾很有迅速转变成肘腋之患。而这些必须的改变不仅是着落在陕西这一个点上，也不仅是有了徐光启一个股肱之臣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
为此，起复了在上海老家“冠带闲住”徐光启之后，皇帝陛下又迭次与其“函商”，一方面是表述自己对陕甘地区灾情的重视，听取老爱卿对救助灾情的见解，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徐光启积极向朝廷举荐人才，而且不限领域和国籍。
皇帝陛下知道徐光启在教，而西洋也有很多的传教士在中土，他们中多半都是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天文历法，火器枪械，格物地理，等等，都是大明王朝所急需的人才。
大凡中国历史上的大家，都是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或是某一方面的权威。而徐光启涉猎的范围和取得的成就，绝非某一领域或某一范围能够涵盖。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问家，是大家中的大家，而且没有之一。
他研究的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水利、机械、垦田、救荒、盐法等方面，著有《徐氏庖言》、《诗经六帖》、《勾股义》等专著，编著了《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因此，我们就称他为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这些学问有些是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属于基础学科，但若是大力普及，也将会对大明王朝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不仅著书立说，不仅在理论方面执当时之牛耳，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练兵等方面已经开始身体力行。只是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廷陷于纷乱的党争，使徐光启空有抱负，可不能畅行其志。
翻遍历史，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个像徐光启这样的人，皇帝陛下怎能不倚为股肱。
最为重要的是，西风东渐可不只是清末才有的现象，明朝末年也已经开始。
从表面上看，单从火器方面来说，明末时似乎东西方处于同一水平。可此后汉人世界开始不断没落，而西方却一直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
汤若望深受玄烨的重用，可利玛窦做为西方的先驱，在十六世纪末就已经来到中土。只可惜大明王朝并没有重视，白白错过了一个号就会。
因此，徐光启不是一个人，皇帝陛下重用他倚重他也不是看中他一个人，而是看中了他所代表的一种思潮，一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