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1856- 第68部分

　　　　由于多方的配合，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曾纪泽就成军数营，曾纪泽给他们配上了洋枪和开花炮，加上之前先练的洋枪队和洋炮队，二十三岁的曾纪泽独当一面指挥的队伍，成了湘军当中的精锐。

　　　　不久，曾纪泽和李鸿章所募淮勇陆陆续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等。其中，除了树、铭、鼎、庆等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它属于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的旧部，现在重新归李鸿章指挥。

　　　　树、铭、鼎、庆等各支队伍在安庆聚集之后，曾国藩按例提出要接见这些团练的头目。一来给曾纪泽的队伍打打气，二来观察一下这些淮勇将领，他善于看面相。

　　　　曾纪泽很高兴，率领部属驻扎在安庆北门城外，亲自带刘铭传和张树声等人进城里见曾国藩道贺。

　　　　当张树声和刘铭传等十几个主要团练负责人来到曾国藩的大厅之后，曾国藩躲在屏风后面一直不出来，却暗中观察各人的反应。

　　　　张树生反应最平淡，面无不悦之色，低头喝茶。

　　　　“这个曾国藩，是不是官做大了，给我们摆起谱来了。”而刘铭传则早已丧失耐心，道。要不是看在曾纪泽的面子上，依照自己的倔脾气，刘铭传早就破口大骂了。

　　　　经过一番观察，曾国藩认为张树声和刘铭传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因此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说：“诸君皆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

　　　　于是，曾国藩让曾纪泽特别留意张树声和刘铭传，还留他们一起就餐，在餐桌上畅谈用兵的方法以及怎样镇压太平军的计划。

　　　　曾纪泽招来的人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实际的作战经验，而且人数相对李秀成的三四十万大军来说也不多，保护上海是备显艰难。

　　　　李鸿章不想去上海送死，因此他向老师曾国藩诉说了这些困难，并且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考虑一段时间之后，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陆续给曾纪泽和李鸿章调拨了湘勇八营。这八营湘勇，包括曾国藩的两营亲兵，由*曾纪泽亲自统领，充当曾纪泽的亲兵；还有借自曾国荃的两营湘勇，归程学启统带；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两营，原为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经曾国藩筛选千人，编入淮军；还有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这两营湘勇原本是曾国藩在湖南召集而来，归陈士杰统领，但是由于陈士杰不愿前往上海，因此这两营兵勇拨归淮军。就这样，曾纪泽带去上海的军队一共15个营，共有9500人。

　　　　从此以后，曾纪泽有了一支属于自己领导的武装，从此名正言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曾纪泽组建淮军，虽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比较顺利，但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军心不稳；粮饷不够，但总的说来，淮军的建立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利大于弊，它不仅壮大了湘军的力量，还让曾纪泽拥有了兵权，并且对镇压太平军、捻军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曾纪泽想过这支军队的名字，因为大部分是安徽人，还是按照习惯叫淮军，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他所用。

　　　　而且淮由湘出，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特别是营制饷章、编制训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湘军和淮军只听从曾国藩或者曾纪泽的指挥，完全成为了“曾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根本无法指挥调动，即使是清廷也不能直接调遣。

　　　　不过，曾纪泽带军，自然有他的特点，和曾国藩带的湘军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湘军初创之时，兵将都来自湖南，它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曾国藩选将领，都是选那些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他们利欲熏心而政治地位又不高，但是他们“忠君”的思想极为浓厚，因此曾国藩就以忠君报国的思想为精神支柱来统率湘军。而曾纪泽的军队成分则比较复杂，他选将领，重视人的才华和韬略，对于别人是否出身贫寒、是否读书不太关心，因此盐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军的降将他都敢于任用。

　　　　淮军在15营的11位统领中，举人、禀生只各一人。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贩卖私盐的头子。这些都说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要比湘军将领差得多。至于兵勇方面，湘军士兵大多是山村朴实无华的农人，比较单一；而淮军则既有太平军的降将，也有飞扬跋扈的团勇，成员冗杂，还有洋枪队和洋炮队。

　　　　在曾纪泽的治军思想影响下，淮军不讲究什么门第、出身、师生纽带等关系，只要你拥有一腔热血，足够忠诚，都能得到重用。这样一来，不仅曾国藩对淮军刮目相看，而实际上淮军也已经成功地“金蝉脱壳”，走上了与湘军完全不同的道路。

　　　　除此之外，曾纪泽还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并且很快就召集了一批具有各种各样才能的实用人才。这些人里面有精通数学、天文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的经济学人才，也有懂得兵法的军事家等等。曾纪泽用人，从实际出发，尽力做到人尽其才，其中包括曾经去安庆求助的钱鼎铭也被收归旗下，为淮军办理营务。

　　　　淮军已经成立，如何从安庆进军上海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安庆与上海不仅相距甚远，并且又要经过太平军控制的地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曾国藩本来计划由水、陆两种方式进军上海，但是陆路的困难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曾国藩写信给上海的吴煦，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终由上海的绅商出资白银18万两，才雇得7艘轮船开到安庆，加上曾纪泽带回的军舰护航，从而解决了淮军到上海的难题！

　　　　在离开安庆之前，曾国藩告诫曾纪泽要摆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并且要曾纪泽将军事放在首位。

　　　　不久，曾纪泽所统领的淮军15营士兵分为三批由安庆顺江而东，最终到达上海。

　　　　曾纪泽初到上海，就对这里的浮华之风和官僚作风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当时苏沪绅商急忙赶往安庆求援，而上海当地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商量如何出兵攻打太平军的计划。

　　　　曾纪泽思考许久，终于明白曾国荃为什么不来上海的原因，因为江苏巡抚薛焕也想把淮军置于他的管辖之下。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决定静观其变，等了解了上海的具体情况之后，再作打算。

　　　　曾纪泽知道，上海乃是中国重要的城市，只要控制了上海，就可以控制饷源，并且淮军是上海商人请来的，今后自己将上海当基地，配合南洋的大汉国，发展航海贸易，实力将会如日中天，而且，有了上海，大汉国就有了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并且，上海人思想开放，修铁路，开办大学等都可以，曾纪泽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他既定的关于军事、学战、吏治、筹饷和洋务等的战略方针。曾纪泽下定决心要冲破一切艰难险阻，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局面，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先解决李秀成的部队。

　　　　而曾国藩极力让曾纪泽到上海援助，也有着他自己的计划。除了最基本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曾国藩需要上海的税收能够为湘军带来充足的军饷。自从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海关税收虽然有一定的收入，但是依然入不敷出。曾纪泽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湘军、淮军等费用都来自税收和厘金，并且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率是全国最高的。在曾纪泽的安排下，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军饷问题，并且还以金钱和物资的方式支援了湘军在西线战场。

　　　　为了减轻曾纪泽在上海的军事压力，曾国藩下令曾国荃率领的湘军陆师与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推进至江宁城外。

　　　　城内的天王洪秀全得知这一消息，立马就慌了神。自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江宁外围已经很久没有敌军围城。现在突然杀来这么多湘军，领兵的还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及曾国藩的重要嫡系将领彭玉麟，洪秀全怎能不心慌！

　　　　当时，李秀成正带兵攻打上海，由于遇到淮军以及洋人常胜军的抵御，进展一直很缓慢。洪秀全亲自连续颁布几道天王诏书，言辞犀利，命令李秀成立即率兵回援天京。

　　　　李秀成不得已，只好放弃上海，返回苏州，召集众将领商讨下一步行动。

　　　　李秀成认为，湘军的气势正盛，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与湘军决战，必然吃亏。只有等到湘军疲惫之时，与之决战才能有比较大的胜算。李秀成将自己的想法上报洪秀全，结果遭到洪秀全严厉谴责：拥兵自重，胆大妄为！

　　　　洪秀全认为李秀成是在搞独立，为了扩充地盘不顾天京守备，并且明令他赶紧亲自带兵回援天京，否则以谋逆处置。

　　　　李秀成不敢违令，只好率领六十万大军前来天京解围，同时命护王陈坤书率水营攻打金柱关，切断吉字营的粮道。

　　　　洪秀全要李秀成赶紧和吉字营决战，赶走曾国荃。这一战，李秀成本来是不愿意打的，迫于天王的压力才不得不打。（。）

第二十一章　陈玉成之死（1）（）　
天王洪秀全之所以急招忠王李秀成回天京回援，是因为这时天国已经没有其他能打的将领，英王陈玉成这时已经在庐州自寻死路，被一个叫苗沛霖的小人物给害了。

　　　　安庆一战让陈玉成的手下精锐损失殆尽，曾国藩不想放虎归山，将湘军全部主力集中到皖北战场，全面攻占陈玉成在皖北的地盘。曾国荃一鼓作气，率部攻下安庆下游的池州、铜陵、无为、运漕、东关等地，庐州的粮道被切断。而皖北的桐城、舒城、宿松、庐江，也都被湘军收复，庐州南面屏障尽失。陈玉成西进湖北曾经驻守过的黄梅、蕲州、广济、黄州、随州等地也都被迫放弃，庐州西线全面瓦解。除此以外，清廷还在庐州北面派驻了袁甲三和胜保的部队。

　　　　陈玉成在庐州被湘军层层包围，完全陷入十面埋伏的窘境。对陈玉成更为不利的是，援救安庆的杨辅清、林绍璋和黄文金都已经撤到江南，皖北就只剩下他的一支孤军。

　　　　率领一支残兵败将组成的孤军，一味坐守孤城意味着死亡。洪秀全担心安庆失守天京不保，自己的安全会受到直接威胁，陈玉成打了败仗，按军法从事，不得不罚，他对陈玉成的“恨铁不成钢”，自从翼王石达开出走以后，陈玉成一直是天王依赖和信赖的左右手，现在败得如此之惨，让洪秀全很烦躁。而且现在陈玉成兵团主力丧失殆尽，也没人牵制忠王李秀成了。一怒之下洪秀全对陈玉成严厉斥责，并革去他的一切职务和头衔。

　　　　二十五岁的陈玉成从童子军中脱颖而出，从普通一兵升到地位显赫的英王，一帆风顺，基本上没有受过挫折，是个常胜将军。安庆会战他独自苦战一年多，最后却眼睁睁看着安庆落入湘军之手。洪秀全这种空前的责罚，对他的自信心也是空前沉重的打击，而革去他的一切职务，让陈玉成的处境更加艰难。而皖北是天京北面最重要的屏障，重振皖北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1861年冬，陈玉成奏请洪秀全封部将陈德才为扶王，梁成富为启王，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祜王，并命令他们西进河南和陕西广招兵马之后，再回来克复皖北，以图东山再起。而他自己却坚定地留在了庐州指挥皖北将士与湘军浴血奋战。

　　　　就在远征军出发不久，洪秀全的圣旨也发到庐州，命令陈玉成积极与湘军开战，夺粮接济天京。陈玉成刚到庐州不久，城外很快就狼烟四起，第一个赶到庐州的清军将领，还是陈玉成的老对手多隆阿。

　　　　1862年2月15日，就在洪秀全的诏书到达庐州的同一天，多隆阿也从舒城出发，率领十四营清军直逼庐州城。

　　　　陈玉成写了一封告急信给陈德才，让他率兵回援庐州。

　　　　可是求援信石沉大海，迟迟不见陈德才的回信，也不见远征军的影子。原来，这封信已经被清军截获。就算陈德才收到信函，他也赶不到。此时，他们已经越过颍州向河南进军。

　　　　手无精锐的陈玉成，就像掉了牙的老虎，城外据点很快就被多隆摧毁得所剩无几。加上原本在淮河一带对付捻军的钦差大臣袁甲三也来凑热闹捡便宜，陈玉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1862年3月底，庐州城外据点被多隆阿和袁甲三摧毁殆尽，庐州的情形越来越危急。多隆阿截获了陈玉成的求救信，明白了陈玉成庐州城内的处境，急报曾国藩，曾国藩很兴奋，觉得干掉陈玉成的机会到了，下令鲍超的军队也赶往庐州。

　　　　陈玉成此时根本不知道信函已被多隆阿没收，待在庐州城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远征军和捻军的踪影，只好提起笔来写下他的最后一封求救信，是写给护王陈坤书的。

　　　　陈坤书是陈玉成的同宗兄弟，这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救兵了，陈玉成听说他的同宗兄弟陈坤书已经率两万人来到天京附近，这才写下了这封字字含泪、句句含血的求救信：“军情紧急，恕不套言。缘弟执守庐郡，望援半载，奏尽苦难，终无援应，以致残妖日逼日近，军情愈见愈难。残妖见我孤城独立，遂纠集皖、桐、舒、六残妖逼近来犯，现下郡城东、西、南三门之外，残妖逼近扎穴，仅离一炮之远。而东北又有定远之妖，离城十余里扎窟，日夜来犯。城边城中天将官兵惊慌不定，日夜不宁。军机事宜，宜在火速。刻下郡中情形万分急迫，诚有旦夕之虑，呼吸之间。”

　　　　陈玉成觉得还是不放心，最后仍然不忘将抛出底牌，透露求援的有效期限：“如蒙爱我，旋惠合城，千祈迅速，勿事延迟，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庐，乃能可挽。”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城之将破，其言也哀，不过当时的通讯手段仍然扼杀了陈玉成的最后一丝希望，这封还是没能送到陈坤书手里，再次不幸地落入庐州南乡清军之手。

　　　　曾国藩这时已经是两江总督，统领四省兵马，立即调兵狙击陈坤书部，在江浦和扬州一带挡住了陈玉成的援军。

　　　　而此时洪秀全得到陈玉成被围庐州，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他派不出援兵了：李秀成此时远在苏南二次攻打上海，李世贤正在浙江打地盘，杨辅清也被湘军鲍超和曾国葆的湘军堵在皖南。

　　　　陈玉成没有等到任何回信，也没有等到任何援兵，只能困守孤城庐州，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苦苦撑到4月底，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城外架起二十门大炮，不分昼夜地往城内发射炮弹。

　　　　轰隆！轰隆！轰隆！

　　　　城外湘军和打进来的炮弹越来越多，庐州城的城墙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

　　　　更严重的是，庐州城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陈玉成一筹莫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庐州共存亡。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却意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这封来信，是一个名叫苗沛霖的人写的。

　　　　这封信，让几近绝望的陈玉成看到了曙光。

　　　　苗沛霖劝陈玉成放弃庐州，他说是陈玉成坐孤城庐州是个大大的失策，因为困守孤城一直就是兵家大忌。他劝陈玉成攻打河南汴京，只要有了汴京，就能控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苗沛霖劝说陈玉成前去寿州。他说自己手下兵强马壮，可以帮忙打下汴京，还可以投降太平天国。

　　　　安庆都守不住，孤城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