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典型生活
早上五点，我在网上得知此事。睡前，在卫生间给我老婆留了张字条：“广州流行传染病，原因不明，会死人。少去人多的地方，去买点板蓝根，再买点醋。”
昏睡六、七个小时，被一阵紧接一阵的醋味熏醒。披上衣服下楼，发现我老婆正在用电蒸锅熏醋。她说，超市没醋了，药房里也没板蓝根了。现在熏着的，是厨房里剩下半瓶醋。她还说，真的假的，该不是卖醋的人造谣吧。
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不是谣言。这件事得到了权威单位的证实，并且官式地称那种病为“非典型性肺炎”。报上的发布与网上的说法有多处不同，有些关键问题上甚至相去甚远，不过以下四点都是一致的，即，是传染病；会死人，而且已经有人死了；少去人多的地方；室内熏醋，保持通风；服用板蓝根。
老实说，当时心里真的有点发虚，因为我既没有醋，也没有板蓝根。剩下能做的，只有呆在家里，把窗户门都打开，有点坐以待毙的感觉。夜里，一个热心的深圳朋友打电话来，敦促我赶紧携带家属逃离“疫区”。我严正警告对方不要造谣信谣并且传谣，然后上网去看最新的传闻。
在日夜都开着窗户的家里禁闭了几天，外面的风声好象没那么紧了，于是就上街给自己放风。元宵节之夜，广州的街上出奇地冷清，潮湿的小风里氤氲着暧昧的醋意。真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啊。我和一个刚从北京来的哥们坐在酒楼上吃饭，喝酒之前，那哥们先从背囊里掏出几包板蓝根冲剂，当场让服务员用开水冲了，在座者人手一杯，互道保重，然后幸福地碰杯，干了。
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个驾车到北京去玩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正经过湖南，发现这里能买到板蓝根，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吧，接下来，他就问我要什么牌子的。
元夕，良辰美景，好端端一个“生查子”之夜，竟沦为“板蓝根”派对。板蓝根上一次大出风头，是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期间。我记得当时上海有传闻说甲肝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上海植物园里的板蓝根，连根带叶，一夜之间全让鸟给倒斥着吃了。
两次传染病流行，板蓝根都义不容辞地充当了超级稳定因素，尽管上一次闹的是肝，这一回闹是肺。“告诉你，照此逻辑——”一位曾亲历上海那次甲肝的酒吧老板盯着我说，“经此广州一疫，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是满怀希望地憧憬，板兰根可以治疗爱滋病！因为，正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板兰根为什么能既可治肝又能疗肺，所以你我也不可能知道板兰根它为什么就不能治爱滋病。”
我们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一样，都不爱生病，不过我们比较喜欢吃药。而且我们对药物——尤其是中药，向来具有“有病治病，没病防病”之共识。在此次“非典型性肺炎”恐慌中，医生最终是用什么药把患者治愈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对于广大市民之“没病防病”，医生自始至终所能提供的可以满足我们对“药”之依恋的药方，除了醋以及把液态的醋加热转化成气态，再就是板蓝根把固态的板蓝根颗粒溶解为液体了。严格来说，醋不能算是药，即使是在一种非典型的情况下，好在我们向有“药食同源”的传统，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所以，醋和板蓝根在市场上一度脱销，实属情有可原，算是“尊医嘱”的一种比较极端的表现。所以，醋就先不去说它，但是板蓝根却是货真价实的药，虽不能当它是救命稻草，要紧的是把根留住。
至于板蓝根为什么能预防“非典型肺炎”，却没有没有权威人士或机构出来说过。而且，这药究竟要怎么个吃法，按何种剂量，都未曾得到过确切的“医嘱”。当然，如果你要求医生把他们开给你吃的每一种药的药理都详尽地解释一遍，他们大概会先建议你转到精神病科看看。再说板蓝根是中药，牛鞭为什么能壮阳？或许成年人都能站在直观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做出一致的理解，同理，人参为什么益寿，也没有人去问医生。
关于板蓝根，该说的人没说，该知道的人，似乎也不想知道。当然，凡涉及身家性命之事，都不好乱说，也不宜“乱知道”。
直到恐慌已过，才在远离广东的南京某报读到迄今最详细的“医瞩”：“板蓝根对一些上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有一定抗病毒作用，但并不太适用于非典型性肺炎。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什幺作用，因为‘喝了总比不喝好’，很多人也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服用的。”“板蓝根本来毒副作用很小，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就会积‘药’成疾”。
依然是不得要领。不过说的也是，“喝了总比不喝好”，事实上，我对什幺是“非典型性肺炎”也不太清楚。无论如何，反正我至今仍安全并且典型地活着。回顾我为期一周的非典型生活，唯一想不通的是，为什幺食盐也有人抢购？盐能当药吃吗？近日惊魂甫定，不成想又大吃了一“事后惊”，因为前述想不通之事终于蒙知情人一语道破：盐里面有什幺？有碘。那个病，不是就叫做“非典型性肺炎”幺？
口罩够不够罩
细菌很细，肉眼不可见。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显得巨大无比，不仅显而易见，而且触目惊心——戴还是不戴？近百日来，此事造成的内心煎熬，似已大于疫情本身。
困扰是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可归类为社会学范畴的有：有病或没有病。在公众场合戴口罩可能被视为传染病患者。因无病戴口罩而遭“公众隔离”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大多数人相信，只有传染病患者才戴口罩。这种共识的潜台词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传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防御性的初衷，个人的“免于恐惧”变质为个人向公众“传播恐惧”。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并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强调”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时代曾有欧洲教会认为便后洗手是一种猥亵行为，因为洗手公开“强调”了如厕的“不洁”。若暂不考虑有关法律规定，此种共识之下，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或骑单车）的人，一个戴着安全帽进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被视为“头脑有病”或患有某种“思想问题”。
勇敢或怕死——此命题属伦理学范畴。命题的成立同样取决于大多数人（不管怕死还是不怕死）的一种共识：怕死是一种卑劣的品质。病菌当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队形来“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懦夫，连假的猛士也不如。
这种共识并不一定兼容于“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却间接承认了戴口罩有助于自保。个别像我这样倾向于将“怕死”视同为“自爱”的人，其实更愿意相信伏尔泰的话：“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这句话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都是对的。”此说虽勉强可替“怕死”一罩，结论却郁闷至极，因为伏尔泰坚信自爱是不证自明的：“正如没有人写文章证明人有脸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向人们证实他们有自爱。这种自爱是我们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续种族的手段一样，对我们来说它是必需的、可贵的，它给予我们快乐，但必须掩饰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饰”顿成妄谈，你在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我很自爱啊！。”真丢脸，更何况口罩已经使我们丢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脸面。
此刻，心里的“拥戴派”再次跳出来强辩道：戴口罩不仅是为自己，也是关爱他人的表现。话音未落，“倒戴”阵营中一员大将拍马杀到，一声喝断：“呀呀呸！说得好听，全都是怕死的借口！扪心自问，主观为他人而戴口罩者，究竟能有几个人？”竟无语凝噎。虽然在传染病学上戴口罩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不戴的低，然而在未能如实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口罩还是捏在手里，不急于戴上的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是的，你确实有可能在道德上伤害自我同时在功利和情感上伤害到他人——不戴口罩的人。
重弹“人人为自己，间接为大家”的老调子只会把我们向后引向潘晓，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它和“自爱”一样，都必须掩饰。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即使你承认戴口罩只为自保，丝毫没有替他人着想的意思，但是你那惨白的口罩仍旧会伤人：情感上，它表示对他人的怀疑、不尊重，甚至敌对，进一步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属于社交上的不礼貌；功利上，更有可能误导公众对你所属区域之疫情的判断。想想那些穿著单衣在冬季的中国城市里招摇过市的外国游客，一，他们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三，他们可能在室外气温的判断上误导了本地居民。
虽然我无法充份证明“方完全始终露出嘴脸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过口罩确实无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时也掩盖了其余有助或有损于人际关系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之外为人带来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扰，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却一直是被讨论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于哲学上的思辩。也许这也是不证自明的，因为饱受“戴还是不戴”之困扰的绝不限于嘴脸，一部份男性不爱使用安全套的理由与此相当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钟搞出人命。
脸面上的层层把关难敌思想上的重重困扰，在金钟罩铁布衫尚未练成之前，我的解决方案是变“戴口罩”为“带口罩”：随身携带，戴不戴视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其实与病菌无关，主要指他人的态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也是天堂——这一点基本取决于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说，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劝杨子荣那样腆着笑脸劝我：“老九，来来来，戴上戴上，耍什幺小孩子脾气！”
吐一口义痰
明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
文学创作的发生过程，原来与吐痰类似。当然“为文”者乃知识份子的吐痰（以此类推，偏爱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的，应属于当前最抢手的“公共知识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种公开发表的“痰话”——多数是些脏话。早就有“唾骂”一词摆在前头。“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经酝酿的痰，痰是深思熟虑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态。出口伤人，骂人是攻击性的“话学武器”，善用者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只“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便把王朗生生骂死；相比之下，唾骂堪称更下流、更超限战的“化学武器”，跟韦小宝惯用的捏阴囊、钻裤裆、拉辫子等伎俩一样的下三滥。
另一方面，吐痰比骂人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能绕过语言在意义上的分泌而直接伤人肉体。我注意到，虽然武侠小说以写打架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龙更爱写痰。做为一门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里的华山长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陈友谅夸张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韩林儿。至于欧阳锋，更是“将痰涎唾沫也当作了攻敌利器，夹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缭乱，心意烦躁。”还有《天龙八部》里练就了五斗米神功“归去来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浓痰射出后竟然会像聪明炸弹那样在半空中拐弯，“托的一声”，把个包不同打得“一阵头晕，身子晃了几晃。”
专家称，日本国之所以能在亚洲的SARS疫情中独善其身，与国民的爱干净，尤其是不随地吐痰有关。其实，我怀疑日本人不爱随地吐痰有可能与其不善骂人有关。与其说不善骂人，不如说缺乏骂人的语汇，除“八个雅鹿”外，日语中找不到更多骂人的狠词脏字——当然，此事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压抑以及排解压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国，口腔活动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动来得简单。去年年底，我在千龙新闻网读到一组报导，说申奥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现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北京市民热情高涨，出谋划策，将一些不文明行为归结为“新八大傻”，“泡泡随处落”乃其中第六大傻，所指包含乱扔垃圾口、乱扔瓜皮香糖，以及“乱扔”自己的痰。谁也不比谁傻。此“新八大傻”能否以段子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流传，用以讥讽和自省对推进首都文明建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尚待观察，不过，“新八大傻”里倒有“五傻”与口腔活动有关。除吐痰外，还有第一大傻“请客吃龙虾”，第二大傻“看戏叫喳喳”，第四大傻“开口说傻X”以及第八大傻“凡事争高下”—指爱为小事争执吵闹。
说来说去，无非是为了说明控制吐痰和控制骂人一样难。有一次在香港坐出租车，司机聊到了刚下车的当地某名嘴，敬佩之心顿如滔滔江水：“他刚才在车上一路讲电话，粗口爆棚。令我五体投地的是，他讲电话时那种控制不住的‘生殖器插入’，平日一上电台讲话却可以滴水不漏，粗口被”拔“了个一乾二净，嘴巴上就像安装了Nican。”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业余人士未经特殊训练，很难仿效（大力发展互联网，进一步降低网费，可能是遏制随地吐痰的唯一途径）。
不健康的唾骂既难控制，正义的“痰话”更加怒不可遏。岳坟前跪着的那四个白铁佞人的裸体之上，常年布满了大方向正确的“义痰”。吐痰之外，更有人在此便溺（估计是一时吐不出痰的爱国者）。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写道：“据说以往到这里来参拜的人因为恨他们之奸，对于这些铁像逐一浇尿。现在他们很幸运，没有一个湿的。不过四周的土地上有几只苍蝇，这对于我们远来者暗示这里还有些不够干净。”尽管管理单位后来贴出禁止吐痰便溺的告示，并加了护栏，凭栏处，方才潇潇痰歇，但是不久前还是读到某老作家新作称“虽说有碍卫生，终究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可见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分毫不爽。”
这般说法，我从前那两个曾在岳坟吐过痰的朋友读后理应像王朗那样“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据二人酒后供称，一个，系因当年在女朋友面前读不出万俟氏的字，恼羞成怒顿做浓痰一口；另一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吐痰，当下便“呸”地一声确保了四佞的遗臭万年。吐痰也好骂人也罢，“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若许吐而不许随地，岂非 “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也。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道在屎溺，道在呃屁吐痰，至于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