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长城非好汉
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不过，既然事情已超越了科学和审美，这次弟，怎一个“我没有看到”了得。古之饱学之士，俗称“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今之饱学且撑学之士的标准，大概是“人虽在地上但是也能全部知道从天上知道的地上的事情”。事实上，有人甚至对杨利伟到底有没有上过太空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至今仍有部份美国人（也包括部份中国人）深信人类登陆月球一事乃彻头彻尾的虚构，此事是在美国西南部莫哈未沙漠架台设景上演的一场大骗局，目的则是要令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据福克斯电视网2001年2月报导，“20％的美国人对我们是否真的曾经登陆月球存”（1999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为6％）。事态之严重，以致于NASA在去年秋季不得不考虑花钱做公关宣传，希望说服公众相信美国人真的上了月球。
虽然杨利伟在“我没有看到”一事上还没有花钱的必要，不过网上的争论确实进行得难分难解，与化解这场争论的难度相比，把人送上太空已让人觉得还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Steve Mirsky在2003年3月号《科学美国人》上苦口婆心地开解道：“是时候要借用一下奥卡姆剃刀了。到底是哪件事情比较难：把人送上月球，还是要人相信真有其事？事实上，将人射上月球所用的强大推动力，是很简单的物理作用，只要有计算尺和电脑，便可成事。我知道你能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结果是，动刀未遂，最后还是得动拳解决：当一位契而不舍的怀疑论者再次强烈指责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德林是“贼匪、骗子、懦夫”时，72岁的太空人忍无可忍，朝37岁的怀疑论者的脸上一拳挥去。
我仍然不赞成以粗暴简单的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要知道，任何一样物事，只要眼中无而心中有，“放不下”总归是难免的。人的正确思想，看来在包括太空时代在内的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
纽约会有的，客就未必
在大城市争相高呼“建成像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有志知识份子也在为“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与那些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相比，知识份子这一次倒是干了点实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语种之外，从面目到栏目，从字体到文体，从气质到纸质都高度疑似《纽约客》的杂志。
可大伙儿依然余兴未了。我也看出来了，谈《纽约客》和办《纽约客》是两码事，那么，我也说两句吧。上星期，有个老朋友从洛杉矶回广州，出来吃饭时，扔给我一叠《纽约客》：“在飞机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终身教授，之所以是《纽约客》的老订户，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年度订阅每本可省两块九毛五，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于《纽约客》里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为写得精彩，而是这些文字里的“话题”和谈资。加州的主流知识份子圈里，各种名目的聚会不少，但缺的就是话题和谈资。
“政治正确”（PC）是造成“缺话题”的主因。性别，不好谈；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高危话题。倒也不是知识份子一见面就非谈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知识份子话题的核心，就像我们用“
拳头加枕头”来概括色情和暴力电影的共同本质一样。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无论观点还是用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歧视”——“区别对待”，这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退而求其次，八卦新闻，加州从来不缺，但是知识份子不屑；谈篮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拥趸，不可能出现“歧视”，
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北京上海是纽约吗？”
我就没这幺悲观。笃于时也，到那时，思想会有的，趣味也会有的，知识分子终将被“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纽约会有的，还会有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东村，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也有机会以“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个比纽约更牛的“约”。不过，届时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或中国人届时需不需《纽约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份子也爱聚会，也爱聊，只是跟美国的知识份子相比，他们实在太不需要选择话题和寻找谈资了——我认识的“美国主流知识份子”实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绝大多数属于有知识、有美国身份，定居纽约，坚持以纽约“客”自居并且从来不看《纽约客》的中国同胞。受到这一限制，以上意见可能无任何参考价值，谨为各位在把酒大谈《纽约客》时提供一点谈资，虽然我们不缺。
给大熊猫看小电影
第一次听说大熊猫看小电影（又名黄色录像、歪录像或A片，以下通用“A片”），第一反应是不信，就是让我去演A片也坚决不信；第二反应是好奇，若真有其事，给熊猫看的究竟是人类演的A片还是熊猫演的A片呢？
由于给大熊猫看A片旨在抓交配促生产，所以让我着急的是：该等A片若是人类演的，千万别看欧洲的。专家指出，由于欧洲A片多以贵族，没落贵族和城市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主角，故普遍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艺腔，并且略带忧郁、耽溺、慵懒及颓废的气质，文化得来矫情。男女主角，均是一付爱搞不搞的样子。激情过后，往往有一派荒凉虚无感挥之不去。拿这样的A片给大熊猫看，非但催不了情，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灭亡。要看，就看美国的，傻大妞，肌肉男，热情直白，一见面就开练，一句废话没有——当然，即便是美国A片，适合熊猫审美特性的黑白版本也不太好找。
正当我急于要把上述信息通报给有关单位却又苦无联络方法的时候，忽觉自己有些犯傻，因为那些A片实在不太可能是人类演的，否则，在熊猫们看来那可真是妖精打架了，满拧。就算是，最多也就俩活人裹一身熊猫皮友情出演。最近读报，方才获悉大熊猫看A片不但真有其事，而且演那些A片的皆为熊猫。报上说，为了繁殖熊猫，激发其性欲，在川、陝等地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会组织所有进入青春期的公、母熊猫共同观看此类“熊猫做爱”的“科教小电影”。去年6月25日，是大熊猫迪迪6岁生日，新华社当天发自成都的电讯说：“卧龙中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没有为它举行生日派对，而是请它看了一对大熊猫‘夫妇’自然交配的录像。刚刚进入性成熟期的迪迪，隔着栏杆看得相当专注，幷不时发出‘嗷嗷的叫声”。六岁半雄熊猫丁丁与十五岁雌熊猫雪雪今年较早前在陕西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的成功交配，今年2月13日从圣地亚哥动物园回到卧龙的“海归”大熊猫“美华”最近的成功受孕，据说也都离不开A片的作用。
大熊猫（主要是公的）性冷感，这事和“竹子开花”一样已经“众所周知”。不过也有人相信，性冷感的大熊猫主要是人工圈养的那些。专家认为，熊猫与人类大不同，凭视觉不足以唤起性冲动。除了猴子这类智商较高的动物可藉由视觉学习做爱，大部分动物还是停留在嗅觉。很多动物在发情的时候，都会散发出特定的体味，藉以吸引异性，光是看A片，是不能让熊猫们生猛起来的。关于大熊猫的食色生活，我还读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它们可以连续吃上14个小时的竹子，直到吃掉12至14公斤才肯罢休。一天24小时，光啃竹子上就啃了14个小时，加上8小时睡眠，剩2小时玩耍、发呆、吸吮手指，哪里还有闲功夫去搞男女关系呢？在卧龙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斯威斯古德发现，大熊猫的“光饮食不男女”很可能是强迫症的表现。他曾尝试每隔数日将一些坚不可摧的玩具放在围栏内给熊猫玩耍，此举不仅停止了它们的近似强迫症的重复行为，同时也刺激了它们的性能力。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报导，为期一年的实验结果显示，熊猫重复做“典型行为”的次数比试验前少了三分之一；6头雄熊猫中有4头交了配，9头雌熊猫中也有8头有了“初体验”，甚至在一周内出现罕见的“婴儿潮”，共有6头熊猫出生，创下大熊猫人工繁殖史上的新纪录。
以人类的“硬来”激大熊猫来硬的，还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好，让大熊猫在那种环境里随意野合来得自然、更“硬道理”呢？这个我说不好，以上报导，亦均来自二手资料，我本人对熊猫及其性生活的认识，绝对不会超过我对Ａ片的认识水平。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同“强迫症”的说法，我指的是人类在对待大熊猫特别是其性生活问题上的“强迫症”。大熊猫、即使是野外的“野大熊猫”，每年在发情期内交配两到三次，母熊猫能够受孕的时间也只数日。第奥根尼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不渴而饮、四季性交。故大熊猫的所谓“性冷感”，只是人类跟据自我认识所做之判断。相近的“强迫症思维”还包括：熊猫的繁殖力低下是因为公熊猫的那话儿太短，长不过人类的拇指——若无确切证据表明公熊猫的那话儿在一万年前比现在要长很多的话，此说的唯一作用，就是再次证明了能由此观感得出这种结论的显然是人类（男性）而不太可能是母熊猫。给大熊猫看A片，色诱大熊猫做不爱做的事，无论有效与否，思维方式上也完全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性经验，虽然组织大熊猫集体收看黄色录像与闯入民宅去抓人家两口子看A片的并不是同一伙人。
“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15年前，有一段我常跟唱这歌的程琳一起吃喝玩乐，追忆往事，现在特别后悔的就是当初怎么就错过了当一回“一字师”的机会：“就像帮助我们自己”其实应改做“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名片认识论
欧锦赛甫过，奥运会在即，言必称希腊，这个时髦不赶不行。话说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特尔斐神殿里有石碑一块上刻大字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