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在网上招来骂声一片。大意是，按民法通则第99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生僻字虽为信息化管理惹了一些麻烦，如电脑字库以及其他各种成本，但技术问题不可高于人类尊严。更有刻薄者说，与其这般，干脆学《唐伯虎点秋香》，每人发一个号，或者直接用身份证号码，甚至网上的ID给大家当名字，不就更省心了。
虽然“说不”乃中国网络言论的一惯精神，但是在这件事上感觉就有点反常，因为国家语委的意思，这一次其实非常顺应电脑化、网络化的世界潮流，说白了，无非是进一步落实黄仁宇先生耿耿于怀的中国历史上始终无法推行的“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照理，网民因该是得此风气之先者，最起码已奋不顾身地注册了字母化和数字化的ID，今对此事竟如此反感，看来中国的网络人口除了购买力不高，还存在着“反网络化”的潜在倾向，风格相当飘忽。
对即将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我举双手赞同——左手，代表一个经常用电脑写字的人；右手，代表一个识字数量“中等”的读写人。尽管我只是“城市信息化”的一个被管理者，但这绝不表示我已自动放弃了与中国新出生人口交往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我读不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在电脑里码不入对方的名字，凡此种种，都会被我视为社交上的严重失礼，常识上的自取其辱，进而对我所受的全部中文教育产生强烈的怀疑。
个人尚且如此，政府的不便更不待言。身为人父，在命名下一代这件大事上我当然也极其理解普天下父母的苦衷。与其说什么“为了显得有文化”，不如说僧多粥少，竞争残酷才是生僻字入名的真正肇因。“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中国父母们的共同心声和共同心病。起名就是起跑的一部份，因此，起一个“有文化”或“个性化”的好名字，就相当在200米或400米开跑前占据了第4第5跑道。从《康熙字典》里检出来的生僻字，有没有文化另说，至少能够在遍地的张三李四Plain JANE里先声夺人，脱颖而出。再至少，可以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不便，也算是为政府减负。
人父人母的共同心愿，无非是后代们能混个人五人六。然而既成功又出名的“名人”之名，却几乎都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之辈。因而既要避免因与他人同名同姓而造成的个性流失，又要效法名人之通俗易懂，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曾有一名叫张国立的台湾同事，偏偏他的太太姓赵名薇。有一次两口子要去南京玩，通过旅行社订酒店，旅行社在火速发来订房确认传真的同时另有密电一通相告：酒店总经理再三叮嘱，务请二位贵宾届时直接到楼上的某某号房间办理check in手续。
卓而不群的生僻字固然能有效解决以上种种疑难，但是造成的困扰也不能算小。我认识一个名叫黄彧的人，“彧”字音意皆通“郁”，不是郁闷，而是有文采之意。《广雅疏证》释诂：“彧，文也。”“论语八佾篇：郁郁乎文哉。”然而，不管多有文采多有个性，这个多了一撇的“或”字就像长了六指的手掌，一直都给黄先生的社交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郁闷乎文哉”的结果是，黄先生在35岁以后，每与生人交接，辄主动自我介绍：“我叫黄或，很好记的，就是或者的或啦。”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据一个当小学班主任的朋友告知，新学年伊始，点名时每遇名字中有生僻字的新生，老师们为避免丢脸而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故意不点那个名字，最后，才装模做样地问一声：“还有哪位同学的名字没点到？”此时你必举手，老师便顺水推舟地说：“咦，怎么花名册上没有你？叫什么，自己向大家介绍一下吧。”尴尬是躲过去了，不过，遇上心胸狭窄的老师，可能会因此而一路有意无意地给你穿小鞋，你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当然，这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的父母把小学教师当成了“小学”教师。这才叫真正输在了起跑线上。
全球化数位资讯时代的新“姓名避讳学”，可能是表意文字国家在行政管理上遭遇的特殊问题。如何在不废汉字的前提下振兴中华，那是另一个太大的课题。我的意思是，人权要讲，但是一个发展中表意文字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也不可全然置之不理。两全之策，就是成本分摊，“文责”自负。香港政府在这种事情上一向得心应手：不管是初次起名还是一个名字像手机那样用着用着就不想用了，无需理由，可以任意修改，来者不拒，从善如流，但是事先声明：不管你的新名字有多少个汉字多少个字母，哪怕比普鲁斯特的句子还要长，身份证明文件上只登记前12位，更紧要的是，每改一次，请付港币600大元。
间谍宝贝
回首往事，我的朋友小宝老师曾仰天长叹道：“生得晚了点，没赶上旧社会，开蒙读物中已找不大到女鬼狐狸精，比较妖魅的只有女特务。小时候性幻想的对像基本上就是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看到电影里漂亮的女特务奋不顾身地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常常恨不得立刻投身革命。”
参加革命的动机虽然很是不纯，不过对生于冷战时代的中国男性来说，不管在现实生活还是阅读材料当中，合法出现的非法“妖魅女人”，当时纯粹就只剩下女特务了。就阶级属性而言，另一路坏女人是地主婆，然而坏是坏，女人也是女人，却输在年龄偏高，穿著打扮行为举止也十分老土（没有美式军装，通常只穿唐装），故谈不上什么“妖魅”。在角色关系上，倒是可以很符合逻辑地成为大部份女特务她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小宝老师当年在电影等开蒙读物中遭遇的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应属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的，则是《英雄虎胆》里的扬州美女王晓棠）。当然，当国民党和美国在特务工作方面实行“中美合作”之后，这些女特务的全称应为“美蒋特务”才对。日前被FBI揭发之“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情报”的台湾女特务程念慈，虽然在组织关系上隶属台湾国安局，然而党籍上却不知其姓“国”还是“姓”民“故”美蒋特务“这一称呼显然已不再适用，”中美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因为程念慈”特务“的对像不是别人，正是美国。
其实，早在蒋家时代，国民党就已经为特务工作自订了一个古怪的名称（而且沿用至今）：“情治工作”，从事“情治工作”的部门，则称“情治单位”，这些单位里的男女公务员，就成了“情治人员”。就“情治人员”队伍里的女性公务员而言，这个名词显得特别恰当，因为女特务就是专门用“情”来“治”你的。女特务程念慈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的东西，除了“情报”，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女人据说天生就是当特务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职业，就是妓女和间谍，这两种最古老职业的专业人士，尽是女人的天下。所谓“男盗女娼”的另一个解释是：男的做了强盗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一旦权力在握，他们便难以避免地成为女特工的特别工作对像。
古往今来，为了协助一些男人夺取或分享另一些男人的权力（主要是“知情权”），从西施到貂蝉，从褒姒到川岛芳子，在这些大牌女特务的领衔之下，组成了一支专事“以情治人”，专事“倾国倾城”的第五纵队——所谓“倾国倾城”，无非就是今天所说的“颠覆政权”。也就是说，女性是不是特务的最佳人选，实乃一无需求证之问题，在世上的掌权者、即拥有最多“知情权”者大多数都是男性而且其性取向尚未发生整体性、结构性逆转的前提之下，间谍的最佳人选除女性之外，可作他想的空间实在有限。所有女间谍事件的特别“有戏”之处，大致上不脱男女关系、性别战争的基本范式。而少年小宝老师的烦恼，“革命”的宏大？事之下，盖由此而生。
在男女关系的框架之下，女特务事件因此也就充份具备了被娱乐化、八卦化的先天性基因。程念慈已被台湾媒体命名？“间谍宝贝”，媒体对事件中种种细节的关注，例如凯德磊花了570美元CD化妆品送给程念慈，两人在波多马克河畔Potow Mack Landing餐厅的约会，程念慈的发型，“单眼皮、鹅蛋脸、外型高挑纤细”的“东方美女”外型，她的酒量，她的英语发音，她在国安局的收入，中学时代的毕业纪念册，打扮上的中性取向，以及在老爸的粗暴干预之下不幸夭折的一起早恋事件，凡此种影种，皆令这一原本谍影幢幢的阴谋事件朝着“俪影双双”的肥皂剧方向急速转型。目前盛传程念慈在台北的藏身地——国安局在阳明山安排的住所，也有媒体为读者细心规划了一条“爬阳明山，顺道搜索间谍宝贝程念慈”的短途旅行路线。
台湾媒体说，为了实现有朝一日当上女特务这一“浪漫的憧憬和理想”，程念慈不惜放弃了爱情。然而圆了间谍梦，却没有了婚姻，现在，连最爱的工作都被曝光，下一步要怎么走，这位34岁的女情报人员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我看这已经不是”间谍宝贝“需要付出”更多的思考的问题了，现成的，她可以投身娱乐事业，拍戏，出书，发片，主持节目，顺便在台湾7…11大规模发售“个人化间谍玩具用品”，再不济，也不妨加入某娱乐周刊，去当狗仔队的美女领队。事已至此，完成娱乐化转型正如当年的投身谍海，不仅已不是需要付出更多思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经可以完全彻底地不假思索了。
程念慈事发之时，小宝老师碰巧正在宝岛云游，前天和他通电话，竟忘了建议他务必前往阳明山一游，来一趟“上山抓女特务”之旅。我相信，唯娱乐态度和消费行为，才能彻底消解小宝老师的少年遗恨。
石头记
数典和数钱，都不可以忘祖。日子过得越好，越是想念祖宗。越是想念祖宗，心里越是焦虑——列祖列宗英名尤存，音容却无法宛在。音容之或缺，思念便无所附丽。难得我们孝心一片，至少已经让一部份属于成功人士的祖宗以光学或电子形式先显起灵来，而我们对于下列祖先已有了大略的印像，例如康熙长得有点像张国立，乾隆有点像张铁林，秦始皇有时候长得像姜文，有时候又与陈道明神似。等等。
当然还不够过瘾。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心里想得最凶的，是祖宗的祖宗，即炎帝和黄帝。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问题在于，这二位爷与我们的分别，实在是太久太久了。除了道成肉身的身世，辉煌的政绩，伟大的发明以及赫赫战功，炎黄之尊容，正史如《史记？五帝本纪》之类皆语焉不详。如果以野史为本，做出来的拼图多半就是妖怪或者半人半兽。台湾宜兰县的先农坛里的炎帝塑像，牛首人身，头角峥嵘，面有绿、红、黑三色。其余圣贤，据张岱《夜航船》所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仓颉四目。禹耳三漏。”除了吓唬祖先们尚未成年的后代，皆无足观。唯一可取并且励志之处，是身高上的优势：“中国之人长一丈者，人君则黄帝、尧与文王；人臣则吴伍、汉巨毋霸，俱十尺……自唐以后，人臣长者故少”。
即使信史所做之详尽描述，也会因人而异，不可尽信。《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也就是说，对于河南人的观察结果，做为被观察者，孔子本人只打了五十分。按此标准，历代后人制作的孔夫子造像，神形皆已不备了。
尽管在时间和记忆力面前地球人人人平等，但是，架不住我们中国的石头长得就是比外国的石头有灵性。最近，有人在河南发现了一座“从外观、形象、神韵、气势、仪态上均酷似炎黄二帝的山峰。”不仅有鼻子有眼，而且“轮廓分明，凝眉蹙目，器宇轩昂，神情威严；北面头像相对高度为1458米，外形为高束发髻，身披蓑衣，慈眉善目。”河南省旅游局更专门为此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各路专家参与的论证会。据报导，专家们对此一致啧啧称奇，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评论，大致是说那两块石头确像两个成年男性，例如董存瑞和他的战友，关公和周仓，伯夷和叔齐，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等，就是不像炎帝和黄帝。偶有一人赞同，却也附带指出，根据图片显示“炎黄原来是双胞胎。”
其实，专家们所说的“像”，像的是黄河岸边向阳山上已经建起的炎黄二帝高106米的花岗岩巨型塑像。人不可能知道石头的事，大概是省籍相同之故，长着长着也就慢慢变得有点像了。所以，不管怎么说，说不像和说酷似的，态度上都是认真的，也各有各的道理。尤其是天然的那个，毕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只要有卖点，有利于观光事业，却又何妨？青埂峰下那块顽石，就曾像一个急于出书的文学青年那样向空空道人自我推销道：“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事实上，此类象形石中国各省皆有出产，不独河南。“ 奶头山”及“望夫石”之类的就不去说他，比较劲爆的，有广东农民潘鸿忠一九八九年在乐山大佛外围偶然发现的由三山连襟而成的的“隐形睡佛。”至于黄山、桂林这等观光胜地，横看成岭侧成峰，人模狗样的石头更是数不胜数，特别是漓江沿岸，在导游们的提示下，简直就是一座石器时代的动物农庄，六畜兴旺。不过发烧级的玩家，目光绝不限于石头和常见动物。前年，四川人王兴令就曾于一幅正常的中国地图里读出了5个“龙”字。大佑吔，“摊开地图，飞出了一条龙”这种high翻了天的事，原来并不一定发生在酒后，更何况是5条！
没说的，我们就是酷爱这些酷似另一样东西的东西。其实近到南欧教堂里时隐时现的圣母显灵，远至火星表面那张亲上一光年也亲不完的人脸，人类之游戏通性，一乐也。另一个通性是，凡中外一切“象形发现”背后的意识形态，无不以幸福、吉祥为主旋律，有时虽难以彻底脱离低级趣味，如南斯拉夫电影《桥》里那个纳粹军官问他的勤务兵：“施密特，你看那座桥像什么？”“像屁股，长官！”——但是最低限度，却也小调娱乐、大旨怡情。一旦超越了这个准则——例如近日在网上吵得甚凶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造型酷似日本国徽和日本指挥刀”一事，玩过了界，玩昏了头，便谈不上益智，遑论有趣。最后，谨借用澳门赌场入口处告示牌上的那句科学箴言，与各位“象形游戏”爱好者共勉：“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
只是娘子作成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