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看小电影 作者:沈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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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看小电影 作者:沈宏非-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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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区。与相对的缺医少药相比,绝对不缺的是医学及健康资讯。非但不缺,而且很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局面跟我国的电影界越来越像,即大导演一大堆,却从来看不到他们拍的电影,倒光见他们出书了,一本接着一本。
        自《洪昭光健康忠告》着实火了一把以来,一大批“健康忠告”把洪昭光的下茬儿大接特接,这也难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短期内竟出了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印了上百万册。洪医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救了某一位患病读者的命,目前尚未见有相关报导,可以肯定的是,最起码已经有一家以上的出版社已因此书而起死回生。
        跟风之作中亦不乏后起之秀,近来比较火爆的,是正在网上或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养生经》,又名《千万不要死于无知》。作者齐国力,据说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美国医学会会员,保健专家以及“外国医学杂志主编”(注:原文如此,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国医学界也有一本类似《外国文艺》那样的好杂志)。我发现,这类读物均具有以下特点:一,权威性。作者都是医学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医生普通的权威,他们是经常为“权威”看病的“权威”。据介绍,洪昭光医生除日常行医之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举办健康讲座,那齐国力虽然有些来历不明,言词却也绝不含糊:“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听听,强强联手,都不是吃素的。
        二,此类读物一上来都以会议记录或手抄本形式传播。在此类读物的目标受众、即四十岁左右上下的中国读者之深层记忆中,手抄本这三个字别具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我绝不是说此年龄段的中国读者都有秘密传阅《少女之心》的经验,不过,相信其中大部份脱离了低级趣味者对《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铅印本的历程仍然记忆尤新。总之,那是一种月子里落下的病,几句话说不清楚。
        三,作者及其论据均有美国背景。洪医生曾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齐医生更是一位高龄海归,自称“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包括:”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100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幺不能活。“
        坦率地说,做为一个迷信手抄本的读者,读了这些“健康忠告”之后,并不觉有什么意外收获,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绝大部份的“忠告”不过老生常谈,健康常识。当然,不得不承认齐国力先生有惊人之语,例如吃跳蚤:“国际会议上说跳蚤的蛋白最好。跳蚤别看它那么小,它可以跳1米多高,你信不信。如果把它放大到人体那么大,它可以跳到月球上去。所以有几个美国医生在琢磨怎么吃跳蚤呢。”搁下这些不谈,必须承认它们在文体和出版上皆堪称成功。事实上,大部份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或正在取得骄人成就的产品,行销上都具备前述三个条件。
        我一直相信,“看医生”这句话并不准确,应当是“被医生看”才对。如今,手捧医生们写的书,始觉这个表达的争议性正在大幅度降低,因为“看医生”也可以理解为“看医生写的书”。也就是说,“看医生”和“看医生写的书”都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行为。跟“医生写的书”打交道,我有毕生难忘的经验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本上那至为扣人心弦的一章,老师在课堂上是秘而不宣的,直接跳过去,像丢了转的CD。幸好校图书馆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中得以补充到丰富的相关资讯。后来上大学到了广州,鸟枪换炮,竟豪华到可以在第一时间展读新鲜热辣的《家庭医生》。壮年听雨客舟中,如今我已相信,当性的好奇和冲动逐渐消退之后,这些“医生写的书”其实跟卡耐基,《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致富秘笈”一样,都可以当成励志读物来读,反正读不死人。
        当然吾人切不可就此而低估了这类读物在功能上的强劲。有报导说:“广告上说,过年送礼送脑白金。我看咱女儿送的《养生经》比什么都好”。励志、送礼以及孝敬咱爸妈之外,还可以搞笑。你要憋着不笑,就大大地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齐医生教导我们说:“哈哈一笑,皱纹没了。笑使很多病都不得。第一不得偏头痛,第二不得后背痛,得了偏头痛别着急,哈哈一笑就好了。而且性功能不减弱,生殖功能不减弱。罗马尼亚老太太92岁还生胖娃娃,人家天天笑啊。天天绷着个脸当然不能生了。”
        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杨子荣伪装成奶头山惯匪胡彪上威虎山投奔座山雕,献出秘密联络图之后,座山雕大喜,封杨子荣为威虎山“九爷”,还特地命八大金刚陪同九爷到威虎山自办的花寨耍乐。关于这“花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惜墨如金:“这花寨是安置抢上山的良家妇女的几间木头房子,专供匪徒们蹂躏糟蹋。目前还有二十七个民间妇女,被押在花寨里,她们已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了。”
        一为文字,便无足观,一为电视剧,这“花寨”就有点看头了。问题是,面对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身为工农子弟兵的杨子荣,此刻既不能有所为,又不能因无所为而暴露了自己的“共军”身份,急中生智,只见那杨子荣点上一袋烟,再次不紧不慢地施展了独门的“忽悠”功夫,从“花寨”日常所用的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谈起,一路忽悠到山西刀削面,再从刀削面忽悠到大马哈鱼。老杨问八大金刚,大马哈鱼,知道不?八大金刚答,知道啊。老杨又问,那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大马哈鱼,是从日本海游过来地,你们知道不?忽悠至此,虽渐有时尚杂志的味道,但基本靠谱。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访谈中曾表示,对新版杨子荣的变化不以为意,而且“剧本给我什幺我就往外掏什幺。”于是掏着掏着,不经意就从剧本里掏出一条三文鱼来——杨子荣接着说:“在日本,大马哈鱼它不叫大马哈鱼,小鬼子管他叫三文鱼。吃起来,小鬼子们一手托鱼,一手持刀,削成极薄极薄的蝴蝶形状薄片,生生的就飞进了小鬼子的嘴里。”若不是蝴蝶迷突然闯入花寨,杨子荣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忽悠:“弟兄们,小鬼子还有一好,就是把三文鱼做的生鱼片摆在一个光(月+定)娘们身上吃,那叫‘女体盛’,知道不?听说昆明那疙瘩就有。我看,今年咱威虎山的‘百鸡宴’,干脆改‘女体盛’得了。”
        虽然蝴蝶迷在《林海雪原》的小说原作中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上闯入花寨,不过小说里的的杨子荣的确是经常用“忽悠”来化险为夷的。当座山雕突然问起许大马棒知不知道“蝴蝶迷和郑三炮不大干净”之事时,对土匪的“下流生活”不是很了解的杨子荣先是机智地尿遁,“在往返百余步的厕所道上作了紧张的思考”,然后“果断地想定了自己的对策:”我给他个借题发挥,大拉蝴蝶迷…………凭我这两片嘴给他个一岔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从厕所重返威虎厅之后,他”添枝加叶,渲染逗趣,一会儿联上猪八戒,一会儿又联上武则天,幷且联系得非常奇妙,一孔不漏,一绽不露。“
        既然“一孔不漏,一绽不露”,那么我还是想说说电视剧的那条“三文鱼”。据我所知,“三文鱼”是英语Salmon的译音,而且是粤语的译音。这个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历史不会超过20年。日本人称此鱼为“鲑”,发音如Sake,跟“三文”浑身不搭界。此外,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不完全观察,日本人非但不知“三文鱼”为何物,而且幷不如中国想象的那么爱吃。又据蔡澜先生揭发:“(香港)假东洋鬼子店中,本地大师傅头上绑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到日本,你会发现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
        事实上,目前全球市场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三文鱼”都是来自挪威。挪威贸易委员会曾公开表示,挪威每年的“三文鱼”渔获量多到吓死人,如果不努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650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做为曲波的读者、江青的听众以及王洛勇的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赤,难听的说,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份。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小姐”的应用文
        “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划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
        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份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运动,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需评比,但是在主流的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招妓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做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故当时亦有好事者嫌“小姐” 之国产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Miss之音译——打开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汉语文本,称“密斯”者有之——“密斯周今天好时髦!”(张爱玲《五四遗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叫”蜜斯“者,兼而有之——”亲爱的蜜斯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认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其实无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密司”还是“蜜斯”,在当时也都是一样时髦的。如果一定要评出个高下来,我认为以钱钟书先生爱用的“蜜斯”为佳,因为除了“信、达”二字之外,还带有味觉的“雅”。丁玲女士选用的“密斯”,则纯属音音译,有点不知所云,有点偏男性化,甚至有可能令人误解为此“密斯”乃“史密斯先生”之名。至于张爱玲以及大部份作者惯用用的“密司”,非但读出不“甜蜜”,反而感觉到某种秘密机关的阴森。
        然而,人虽受词语的控制,但词语的创造者始终还是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是,就是严格区分同一个名词在词性上的界线。比方说,不正当的“小姐”是一个集合名词,正当的“小姐”乃专有名词;不正当的“小姐”通常都是不可数名词,而正当的“小姐”一般则是可数名词。也就是说,当你要用“小姐”来称呼一位正当的女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务必请在“小姐”之前冠之以姓——“王小姐”、“沈小姐”或“李小姐”。当然,如果你因为某种不可抗力而不幸置身于某风月场所,为了保住自己的晚节(幷非晚年的节操,而特指“晚上”的节操),除了目不斜视坐怀不乱之外,也不妨尝试先行请教小姐之尊姓或芳名(如果坚持不说,就自做主张给她安一个),然后自始至终地将你身边的做为集合名词的“小姐”予以专有名词化——“王小姐,我不会唱歌”:“沈小姐,我不会喝酒”,“李小姐,我连水果也不会吃”。
        无论是“目中有小姐而心中小姐”还是“目中无小姐而心中有小姐”,最微妙的“小姐”永远悬挂在口头之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江湖险恶,大家各自珍重。
        男人们的小汽车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汽车设计总监哈洛认为,汽车与性之间的关系虽由来已久,不过“没有人喜欢公开谈论它”。的确,谈到不同品牌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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