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古典世界里的散兵游勇
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可以说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将近两年前，师大中文系的郑明教授打电话到《健康世界》杂志社来，说她为《台北评论》策划一个“从古典文学看中国女性”的专题，希望我能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分析一下《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与文学界殊少来往，将近十年未在外面的报章杂志写过文章，也从未分析过文学作品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以“忙”为“遁”。当时我的确是在“穷忙”，除了《健康世界》的编务外，更忙着由我和妻子一手包办的《心灵》杂志的一切琐事。但拗不过郑教授的热心与盛情，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写了《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后，当时任《台北评论》执行主编的林耀德君又来找我，要我“继续写”。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我又在《台北评论》写了两篇：《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和《从薛氏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情结在中国》。后来《台北评论》停刊，耀德兄到《台湾春秋》担任文学主编，他又来邀稿，要我“转移阵地”，结果我跟着“转进”到《台湾春秋》。随后，耀德兄离开《台湾春秋》，我不知进退，还继续写下去，直到今天，居然已到了能出一本书的地步。
但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有机缘以外而近乎命定的成分。在郑教授向我邀稿时，我正处于“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机中，几经彷徨，作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停掉以介绍西洋心理学、精神医学、脑神经生理学、人类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的《心灵》杂志；一是投靠名门大派，改到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郑教授和耀德兄成了适时出现的“贵人”，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学为用”，来理解“中学”这个“体”；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学，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赞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梦”的阶段。若没有他人催逼与发表的园地，我可能到现在还未动笔，或者已改写别的东西。
这些文章在刊载时的专栏名称为“古典今看”，但写了一两篇后，就发现我的“看法”跟学院派文人不太一样，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我所探讨的多属“周边文学”，譬如《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团》《封神榜》《周成过台湾》《子不语》《笑林广记》等；即使在讨论《红楼梦》时，我的主题依然是林黛玉的“病与死”这个“周边”问题。一是我除了用已被接纳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外，还用了大量的社会生物学、意识进化论、性医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脑神经生理学来解析这些文学作品；事实上，我是以我比较熟悉的“知识体系”来“看”这些古典文学的。
这当然跟我的所学有关，每个人都会受到他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我为什么会以“周边”的方法去分析“周边”的文学作品，在相关的篇章里，都已作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个人的一个想法是，中国古典文学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份丰富精神遗产，要使现代国民再度亲近它们，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赋予它们以新义，为它们争取更多的读者。笔者误打误撞，觉得自己所写的，在学院派文人眼中也许根本称不上什么“文学评论”，但即使属于散兵游勇，既然写了，却是有心要赋予这些文学作品以新义的。
虽然“有心”，但显然不够“用心”，因为一个月要写一篇，加以诸事烦忙，每篇文章从阅读原书到撰文，只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疏拙之处在所难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及行家高抬贵手的。
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
文化的孔明与历史的孔明
年前，笔者曾在杂志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态”这样的一个模拟来臧否政治人物。这个模拟显然是来自《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刘备“三顾茅庐”后，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驱驰。所谓“孔明心态”，指的大概是一个人“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
除了“孔明心态”外，还有很多模拟和谚语也都与孔明有关，譬如“赛诸葛”“小诸葛”“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等；甚至连“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政治见解，也是来自孔明。这些模拟与见解的被广泛使用，都说明了孔明不仅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象征人物。“孔明心态”里的“孔明”、“赛诸葛”里的“诸葛”，前后《出师表》里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实是汉族文化里的一个人物“原型”（archetype），是此一文化圈内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时间的洪流里，不知浮沉过多少英雄人物，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是非成败却积累而成历史。在“几度夕阳红”之后，后世的人只能透过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重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
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像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一个“原型性人物”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当我们想根据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辨认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态时，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孔明”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塑造历史的孔明”；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文化塑造的孔明”。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孔明”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汉民族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孔明，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孔明，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历来有不少人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爬梳出其中两个孔明的异同，但却少有人指出这种异同代表什么意义。本文不想重蹈前人旧辙，而拟兵分二路：一路从《三国演义》来探讨“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想呈现文化与历史的纠葛，汉族心灵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则从《三国志》等史实来剖析“历史的孔明”，特别是他的人格形态与政治理念，以今论古，看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主公”与“军师”的文化型构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主要代表了汉族文化里的两种人物原型：一是“军师”，一是“高人”。“赛诸葛”是足智多谋的“军师”象征，而“孔明心态”其实也就是一种“高人心态”。在历史上，“军师”与“高人”常是二合为一的，虽然“高人”不一定是“军师”，但“军师”一定是“高人”。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现。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在演义小说里，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而这个“最佳拍档”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孔明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在汉族的文化理念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汉族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众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硬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
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却都是“超乎知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彩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甚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炼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间，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分，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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