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兼容并包的特性其实才是最根本的贵族气，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这种“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是北京长期成为中国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学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这无论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学，还是从北京文学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应当充分注意的。
国统区的通俗小说
抗战以后，在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国统区，不但新文学小说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通俗小说也获得了独具特色的长足进步。其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通俗小说不断向新文学靠拢，二是横空诞生了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现代化通俗小说：后期浪漫派。它们共同为国统区的普通市民读者创造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为国统区的都市文学增添了奇丽的色彩。
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
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说，在抗战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时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战爆发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使现代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变革由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抛弃了北平舒适安逸的物质条件，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过着相当艰辛窘迫的生活。作为国统区章回小说的惟一重镇，张恨水不负众望，抗战以后写出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成为大后方销行最广、销路最大的文艺作品。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对通俗小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他通过下乡调查，发现“乡下文艺和都市文艺，已脱节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进，把这些人越摔在后面”。因此他反对脱离大众的象牙塔里的“高调”，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赶场的一日”。张恨水一方面坚持“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指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第二他强调“现代”，他指出浩如烟海的旧章回小说“不是现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图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
张恨水的改良取渐进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张恨水仍喜欢“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因为这样便利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的组织，这表现了张恨水“恋旧”的一面。同时，他又注意增加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注意描写细节等西洋小说技法，这表现了张恨水“求新”的一面。
张恨水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思考，既有与新文学阵营不谋而合之处，也有他自己的独见之处。而新文学阵营更看重的是张恨水的“气节”和“立场”。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数十篇文章盛赞张恨水，主要强调的是他“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立场和“最重气节，最重正义感”的人格，这对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产生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张恨水从创作之初，就有一条对通俗小说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为雅化方向，精心编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现代人对此已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性格和景物的刻画，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战之前，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宗旨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不论他写作“国难小说”还是改造武侠小说，一方面在通俗小说界显得过于时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学阵营看来却是换汤不换药，依然属于“封建毒素”。直到抗战时期，张恨水通俗小说的雅化才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创作宗旨上，张恨水把写作从谋生的职业变成了奋斗的事业。他宣称要“承接先人的遗产”，“接受西洋文明”，“以产出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他吸取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方法，接受新文学的批评和鞭策。这使得他抗战期间的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张恨水抗战以后的中长篇小说共有二十多部。按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巷战之夜》、《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抗战小说，第二类是《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小说，第三类是《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历史、言情小说。他的抗战小说追求“写真实”，多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主要描写和歌颂对象，因此引起当局注意，经常连载到中途就被“腰斩”。这类小说由于仓促求成，往往因为拘泥于生活真实而忽略了艺术真实，平铺直叙，又急于说教，故而艺术性平平。其中《巷战之夜》写日寇狂轰滥炸，《大江东去》写日寇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很有控诉力量。《虎贲万岁》写常德会战中，国军某师在日军四面包围下苦战不屈，全师8000余人只有83人生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因为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小说取得了较大成功，并且得到了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年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所达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社会腐败，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这与新文学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记”等作品一道，共同构成了一部文学中的国难史。
《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庆《新民报》，1943年由新民报社出版。小说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法，用14段荒唐的梦来抨击大后方的腐败荒淫和空谈误国等恶劣现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写警察督办猪八戒勾结奸商，走私偷税。西门庆开办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银行的董事和行长，他的太太潘金莲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时装，驾车乱闯，还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却绝粮断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齐借点薇菜糊口。《在钟馗帐下》里有个“浑谈国”，只知空谈，不做实事，国破族灭之时，还在成立“临渴掘井讨论委员会”。张恨水在《尾声》中说：“我是现代人，我做的是现代人所能做的梦。”这部书的悲愤和大胆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也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这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好办法，而国民党方面则对张恨水发出了威胁，迫使张恨水匆匆结束全书。小说史家认为，“这是继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王任叔《证章》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优秀的新文学家一道，对民族命运、社会阴影进行慧眼独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连载于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小说描写了两类牛马，一类是奉公守法，甘赴国难的牛马，一类是被金钱驱使，寡廉鲜耻的牛马。两相对比，反映出大后方严峻的生存现实。书中有句名言：“当今社会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称得上是“魍魉世界”。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离开重庆，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写于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专员”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到处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变“接收”为“劫收”的丑恶内幕。至此，张恨水的政治立场已经十分鲜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报》因常有“反动言论”而一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
张恨水此一时期的历史、言情类小说，也自觉突出了时代性和政治性。《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丹凤街》等赞颂民众的“有血气，重信义”。总体看来，张恨水的雅化过程是逐渐由消遣文学走向了“听将令文学”，在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学，而在具体的艺术技巧上，则不如抗战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梦》的结构颇有独到之处，《魍魉世界》的心理刻画也比较自觉。但他的叙述语言不如以前流畅精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改良之路，其取舍得失，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后期浪漫派：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在国统区新旧两种小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间的新的类型。其中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现代化的通俗小说。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笔名还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学系修业两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与林语堂等人编辑《论语》、《人间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8年返回上海孤岛。1942年到重庆，任职于中央银行和中央大学，1944年任《扫荡报》驻美国特派员。50年代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写作任教，在海外被誉为“文坛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学期间就尝试多方面的创作，早期作品关注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表现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转而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加上法国艺术的熏陶，使他创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禁果》等充满浪漫气息的“别样格调”的小说。
《阿拉伯海的女神》写“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与一位阿拉伯女巫谈论人生经历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后与女巫的女儿发生恋爱。但伊斯兰教不允许与异教徒婚恋，于是一对恋人双双跃入大海。结果最后是“哪儿有巫女？哪儿有海神？哪儿有少女？”原来“我一个人在地中海里做梦”。小说的几个层次都弥漫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既有奇异的故事，又有哲理的气息。
《鬼恋》写“我”在冬夜的上海街头偶遇一位自称为“鬼”的冷艳美女。“我”被她的美丽聪敏博学冷静所深深吸引，但交往一年之久，她始终以人鬼不能恋爱为由，拒绝与“我”恋爱，使“我”陷入万分痛苦。直到“我”发现她确实是人不是鬼后，她才承认：“自然我以前也是人……还爱过一个比你要入世万倍的人。……我们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干……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中逃越。……后来我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我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当“我”劝她一同做个享乐的人时，她离开了“我”。“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去住到她曾住过的房间，“幻想过去，幻想将来，真不知道作了多少梦”。小说情节扑朔迷离，气氛幽艳诡谲，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抗战以后，徐訏在蛰居上海孤岛期间，创作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篇，集中体现了他对理想人性的追求，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荒谬的英法海峡》写“我”在英法海峡的渡轮上，感叹资本主义国家把大量金钱用于军备和战争，突然轮船被海盗劫持。在海盗居住的岛上，没有种族、阶级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领也要在工厂上班，没有商店和货币，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岛上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爱情，最后发现又是南柯一梦，不禁叹息：“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对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并显露出对梦幻艺术的偏爱和依恋。
《吉布赛的诱惑》写好奇的“我”在马赛听从吉布赛算命女郎罗拉的指点，去观看一场美中之美的时装表演，并对模特潘蕊一见钟情。几经屈辱误会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共回中国。但潘蕊与“我”的家人和中国的环境格格不入，日渐寂寞和憔悴，“我”又与潘蕊重返马赛。潘蕊担任广告模特后如鱼得水，容光焕发，而“我”却陷入孤独和妒忌之中。这时，又是吉布赛人乐观朴素的生命哲学启发了他们，他们与一群吉布赛人一道远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着大自然的蓝天明月，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所谓“吉布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我”应聘去护理一位精神变态的富商的独女。这位小姐受家庭沉闷的空气所压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无私的爱，常常出入下等舞厅酒馆以求发泄。“我”按照医师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书整理员，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兰为治愈小姐的病，积极与“我”配合，并与“我”产生了爱情。不料小姐也爱上了“我”，海兰为成全他人，在与“我”一夕欢爱之后服毒自尽。小姐深受震动，病愈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职，把灵魂奉献给人群。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华出一种净化的艺术氛围，在解剖人物心灵方面也颇见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开始连载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立刻风靡一时，“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加上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畅销书榜首，故而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庆文学史”的话，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的一年。
《风萧萧》仍然以作者惯用的独身青年“我”为故事的视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位各具风采的女性：白苹是姿态高雅又豪爽沉着的舞女，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国际交际花，机敏干练，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海伦是天真单纯的少女，酷爱音乐，像洁白的水莲，又像柔和的灯光。“我”与几位女性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诡谲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小说悬念迭起。而小说的后半部，忽又别开洞天，原来白苹和梅瀛子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几经误会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