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还没有人能变态到那样程度。但是他会写到一个人到了非常高的一种境界之后，容易产生的悲剧，到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人为了追求一种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征服能力，一个人特别追求这种征服世界的能力，没有其他东西辅佐和配合，没有德和人格来配合的时候，容易出现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这样的人物。东方不败这个具体的人物还是有点可爱的，就是他为什么而死？是为情而死。他最后是因为关心，他如果不关心的话，他最后会取胜的，即使三大高手围攻他，他也会胜的，但是后来任盈盈巧妙地利用了他的情。人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人对感情忠贞本来是好事，但恰恰被敌人所利用，因为最后忠于爱情的人全部被淘汰掉。
问：侠，既为动人之根本，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境界，使人沉湎其中？
答：我们说现代社会侠的精神在沦落，但并不是说它荡然无存了。在我们的社会上有光明的东西，每时每刻，每天都有好人好事在发生，只不过这些好人好事不受重视，遭人曲解，甚至做好事反而倒霉。这样的发展是我们所担心、所忧虑的，而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就没有侠了，如果一点都没了，那么今天我干脆就不到这儿来讲了，就是说还是有的，这个多和少和整个社会有多少比例的人重视它，是有关系的。过去我们常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我对资本主义了解不多，但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我觉得许多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个人修养非常好，我不是崇洋媚外，我看许多亚洲国家的人修养不好，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修养是非常好的，不求名、不求利，有帮助别人的精神。我看到在留学生楼门前马路上有一块砖头，中国学生走过没有人关心，绕过去了，有一个欧洲留学生从这儿走，没人注意他，他弯下腰捡起来，放到墙边去，走开了。在他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心里可能连想也没想，这是一种习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明的习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习惯，我想，这就是很细微处的一个小小的侠的体现。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一定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必然联系，在于人们的认识，在于人们的觉悟。
问：为什么金庸小说男主人公大多百毒不侵、百险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答：这个是金庸小说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武侠小说本质上是浪漫小说，和西方骑士小说一样，整体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这整体的浪漫主义体系中，金庸的小说是现实的，是具有写实化倾向的。他写一个人既然是主要人物就不能让他中途死去，如果让他中途死去，小说就要从另一方面下笔，比如胡一刀，就涉及到小说的叙述问题，但它并不是说英雄可以永远不死，没有这个逻辑，就像英雄永远不败。
问：比较金庸与古龙，谈一下金庸小说的缺点？
答：我觉得金庸小说怎么读都可以，你从方方面面读都可以，它是说不尽的，金庸实际上有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可以说下去。至于比较金庸与古龙，在认识上，在很多方面上两人所达到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在某些方面古龙甚至比金庸走得更远，比如古龙对社会的痛恨程度，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对人间冷暖的感叹。古龙由于生活的不幸，他不如金庸这么幸福，金庸其实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关心那些不幸的人；古龙是自己就生活不幸，所以他更充满了愤恨，在这个方面两个人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具体的笔力上，在艺术功底上，由于金庸受过很完整的现代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丰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古龙也有一定的修养，但是不如梁羽生和金庸，所以他走另一条路子，他写很奇怪的东西，扬长避短，不写自己不擅长的描绘。古龙善于写名言警句，古龙的作品都是由大量的名言警句构成的，而且由于他要多赚钱，他的文字排列方式，一看就是商业排列方式，一个字是一行，三个字也是一行，所以读古龙小说很快。这种方式一开始很奇怪，但是一个小说光靠方式是支撑不起来的，最后在整体的气魄上好像他比不上金庸。金庸小说由于是连载，尽管修改了十年，仍然有许多读者给他指出缺点，在一些不很重要的情节上还是有漏洞的。据说金庸先生还要修改他的作品，我个人以为，保留点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永远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问：金庸几部小说中的联系是成是败，是否适合读者的口味？还有赵敏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上张无忌？
答：金庸有几部小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射雕三部曲，有些人物是相互搭配的，这不是金庸的发明，这在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作家各个作品人物互相呼应，这叫连环格局，整个的作品构成一个系列，比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他还有一些作品是与“蜀山剑侠”有关的，构成一个“蜀山系列”，这是一种小说描写的进步，这样使整个创作更加体系化。这不仅是金庸一个人这样做，其他作家也这样做，而且，这些武侠小说作家之间他们自身就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金庸和梁羽生，把少林寺写成天下武林正宗之后，以后任何一个武侠小说作家都没法推翻这个结论，不管什么武侠小说，它的第一人物可能不是少林寺的，但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平均实力最高的，还是少林寺，最后找来找去还是找到少林寺，少林寺成了一个象征。
赵敏爱上张无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无忌除了武功高超以外，就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优柔寡断，没什么英雄胆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没什么能耐，虽然专业上本领很好，但是经常遭受女人的骗，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有些女性，非常聪明的女性，非常有本事的女性却偏偏爱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使她有安全感，她可以操纵他于掌上。
问：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个？
答：我个人最喜欢萧峰。
问：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似乎天生具有侠肝义胆，你被称为关东大侠，作为一介书生，你理解武侠小说，是否包含你对现实的看法，你是否想过钻入武学桃花岛中，做一个大侠？
答：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武侠小说的，我自己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就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包含武侠小说这一块，这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的工作职责使我有必要来研究它，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千百万大众所关心的东西，专业工作者有理由做出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否则是一种失职。当然除了个人工作需要之外，从我个人的性格上讲，我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是所有的武侠小说，虽然当初读了很多，那时不辨良莠。现在，我除了工作之外，让我自己读，我还是读金庸，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太密切了。什么叫社会，社会其实就是江湖，现在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是江湖？并不是在社会之外另造一个地方。什么叫桃花岛？桃花岛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就是远离热闹地方的一个地方，虽然远离，但是正好可以练一种高深的武功，将来好去横行中原。
问：金庸小说中武功起名的缘由的境界是什么？
答：刚才我讲到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包含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这些武功的名称，这些武功的名称包含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从中国的《易经》中来的，无法翻译；玉女心经，也无法翻译；黯然销魂掌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也没法翻，因为它包含着人物的性格。杨过为什么一打黯然销魂掌时就威力无比？而且心情快乐时还不能打，必须是想念小龙女时打才行，这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问：谈谈金庸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
答：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作家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金庸早年是个武侠小说迷，本身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和梁羽生在《大公报》时，每天他们俩就是下围棋，谈武侠，就是像我们现代大学生一样。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为什么叫梁羽生呢？因为他崇拜白羽，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写了武侠小说，就是在澳门有一场武术比赛，非常简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太极派的掌门人一拳把白鹤派的掌门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比武结束。但是这么一个小的擂台比赛，却给报纸很大的启示，《大公报》反应非常快，马上宣布，本报第二天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然后报社马上就让他写，写得很受欢迎。后来又让金庸写，这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原来并不想做这个，他原来做编剧，后来一写，一发而不可收，就写下去了。他一写下去，自身的性格、兴趣、经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看一本传记，他说金庸笔下写了那么多花旦，那么多女性，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女性的偏爱来，有的人经过分析，据说金庸年轻时，他追求过夏梦而不得手，因为那时夏梦是大明星，是香港一流的影星，而金庸只不过是一个小编剧，一个毛头小伙子，看不上他，他可能把这种利弊都转移到笔下的形象上，但是金庸本人是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因为金庸现在的夫人比他小20多岁。那么后来金庸的作品越来越能看到与本人经历的关系，虽然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境界，你看为什么“文革”时他写个人崇拜问题，写专制集团的问题，写“山呼万岁”的问题，他写了多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东方不败、任我行是一个例子，日月神教是一个例子，洪教主是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星宿老怪是一个例子，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这都和他现实的观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金庸虽然写武侠，但是把现实的东西融和进去，这样又不至于很局限、很具体，又超越了具体的写实小说。
（本人在各高校所作金庸小说讲座基本上大同小异，特选北广一场，取其比较全面且对话有代表性也。本文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透视中国》一书。）
金庸与国民文学
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一 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部》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