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武功”到了20世纪之后，开始越来越细致，并不是说金庸、梁羽生他们几个人发明的，他们前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到他们这里更加系统化，尤其是更加艺术化。有人说武侠小说是弘扬暴力，暴力打斗，我想你看了金庸的小说后你想去打人吗？你想去抢男霸女吗？我想没有这样的人，因为金庸小说，他把武打充分地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了。我想大家是搞传媒、搞影视的，应该领悟出来，金庸小说里的武打，用一句白话说叫好看，具有视觉美、具有视觉观赏性，你读的时候并不感到有血腥之气。这一点还是和古龙有一点区别的，古龙有时还要渲染一些血腥之气，一剑刺进喉咙，看着血花怎样迸射出来，在金庸这里没有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说金庸笔下的武打，在很多场合已经是艺术化或舞蹈化了。比如你看洪七公和黄蓉对招时，一个白发飘飘，一个青春年少，两个人打成一团时，这哪里是武打？这简直就是芭蕾舞中的双人舞，你得到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你得到的是一种对人体的想像力——人体到底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功能？金庸小说在武的方面是十分出色的。他的武打不雷同，我们说梁羽生的武打描写也十分细致好看，但是读多了之后，有雷同化之嫌，他的很多武打场面似曾相识，而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怎么打，使什么兵刃，用什么路数，都不是随便安排的，一定只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合乎他的命运，合乎此时此刻当下的情况。这一点，当然在我们的古代小说里已经注意到了，如人物使什么兵刃，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系的，李逵就要使两把板斧，假如李逵用一把宝剑，顿时这个形象就塌毁了，就不是李逵了。那么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用什么样的招数？比如梅超风要用九阴白骨爪，郭靖、洪七公这样的人就要用降龙十八掌、打狗棒，而且越是水平高的大侠，往往越看轻兵刃的作用，最高的大侠往往是赤手空拳，也就是说他对自身拥有无穷的自信，他更多的不借助外在的兵刃。你看那些凡是使用很奇怪兵刃的人大多数不是一流高手，一流高手即便没有兵刃也一样，像大家知道独孤求败，他的武功境界有几个阶段，第一层是所向披靡的阶段，那把剑非常锐利，像我们年轻人一样，所向披靡，然后超越这个阶段，用轻剑，然后用重剑，重剑无锋，最后用木剑，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时剑就成了一种摆设，那时已经成了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金庸通过写武来写人性，把它推到一种很难超越的境界。我们说现在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越不过几十年前，没有进展呢？其实也进展很多，对人的理解也都有进步，问题是在武打这方面，难以超越。这是讲武侠小说“武”这个字。
武侠小说第二个字叫“侠”，“侠”这个字在金庸这里同样写得感天动地。为什么武侠小说这么受人欢迎，如果说到根本原因，还不在“武”这个字。也许少年人更喜欢武，我想很多科学家教授学者，他们读金庸的小说，不会对武太感兴趣，侠更吸引人的注意力。梁羽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绝对不能没有侠。梁羽生特别注重使用这个字，当然梁羽生这样说，他可能相对地不太注重武了。金庸小说武也写得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侠，那么什么是侠？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侠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完全对等的一个概念，它和西方的骑士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用简单的话说，侠就是一种牺牲精神。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投入到别人的事中去，不管自己有什么困难，发现别人有困难，就立刻投入。在先秦时代这个概念就形成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讲侠“能解人之缓急也”，当别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时，我能挺身而出。当然侠不仅仅指这一个概念了，侠的精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沦落，不断沦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侠已经非常少了，侠的精神已经非常淡化了，所以它在艺术中得到了弘扬，得到了突出。金庸小说，把侠的各种境界都写得淋漓尽致，金庸把侠写到一种最高的境界叫做“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神雕侠侣》里面郭靖教导杨过的话。那么侠首先要为别人着想，为自己的亲人，为朋友，为你的集体，小集团，扩而大之，那就是为国为民，像郭靖这样的当世高手，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功夫，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宁可和襄阳城同归于尽，他明知道襄阳城最后是守不住的。忽必烈曾对郭靖说：“你们大宋朝这么腐败，皇帝这么昏庸，你帮助他有什么用？”郭靖说：“我不是在帮助皇帝，我是在帮助大宋百姓。”这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侠之大者的境界，所以你读这些感人的故事，就和六七十年代的人读雷锋故事那么感人是一样的，审美效应是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人类最基本的东西——牺牲精神。当人们都不愿为别人牺牲了，都希望别人为自己牺牲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尤其能使人感动。
其次侠的意思里面，还包含着一点，就是正义感。社会总是需要一种秩序的，这个秩序不仅仅要靠法律和规则来维护，法律和规则永远是有漏洞的，有什么法就有什么漏洞，不管你制定什么法，总有人会钻法的空子，总有很多人可以杀人不偿命，总有很多人可以随便贪污，可以欺侮别人，不管法建设得多么完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古龙有一句话说：“这世上有杀不尽的贪官污吏，杀不尽的不法之徒”，靠法律是没办法惩办他们的，那么这时候，人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愿望——有一种正义的力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自掌正义”，就是我不依靠外在的东西，替我伸冤雪耻，能不能有一种东西来“自掌正义”？我们知道法律也未必就是公正的，现在电视上有许多法庭庭审的直播，那么所有的审判结果在我们看来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确的，合乎人心的吗？很多是不合情理的，比如别人把你的孩子杀了，然后把他枪毙了，你觉得这样就是公平了吗？这绝对不是公平的。法律处理一个问题，从道德的，从伦理的角度说，它不可能是公平的，人们心中永远怀着一种要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欲望，侠就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理，它喊出了人们正义的呼声。过去我们的新文学总是在批评武侠小说，说它是麻醉人的精神毒药，因为社会黑暗，他就呼唤侠客，他怎么不去参加共产党？如果在那个时代这么反驳还是有道理的话，那么现在你去找谁？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是有阴暗的，人们对美好东西的呼唤，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正义感是武侠小说存在的一个支柱，何况你把它写得这么精彩。所以说金庸的小说，武写得精彩，侠也写得精彩。
但是说只有武好侠好，小说写得不好，那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们说一个人对武有很高的向往，对侠的境界也理解很深，但是最后你如果不能把它转化成为艺术形象，那么，在艺术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可能是失败的。比如我们搞电视的，有时策划得很好，说得很精彩，但是最后没办法操作、手段不够。比如古龙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古龙对武的理解，对侠的理解可以说非常深刻，他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可能是知识准备不够，或其他原因，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在艺术描写上和其他武侠小说家来争高低，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形象，所以古龙他是走一条险路，专门不写武功，不写过程，他从来不写这个人是学的哪门武功，哪一派，他的武功成长是怎么样的，他的人物都是一刀飞出去，敌人就死了，你不相信也得相信的，强加到你头上的这样一种写法，在描写上他是深知自己有短处的。那么金庸的小说，作为小说艺术，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可以把“武侠”二字去掉。
讲小说我们不必讲那么复杂的概念，就用我们日常理解的几块来说，就可以了。小说不外乎结构、人物、情节、语言，在这几方面金庸的小说可以和任何古今中外的名著一比高低。比如小说的结构，很多武侠小说之所以粗制滥造，就在于不讲究结构，乱写，有的小说甚至前后情节都对不上，特别是那些连载的小说。那么金庸小说不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非常重视结构。比如他最短的作品《越女剑》，只有2万字，含量却那么高，里边有武侠，有传奇，有神仙传说，有政治、历史，有爱情，结构非常精妙，特别是结尾那部分，写得非常棒。结尾那块顺便把“西子捧心”这个典故都给点活了，为什么“西子捧心”是千百年来最美的形象？金庸作品是篇幅越长，越宏伟好看，这是金庸的功夫，他就好像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小说越大，结构越是波澜起伏，非常壮观，他的大部头作品，你开头读下去，他一点都不玩弄玄虚，非常有大家风度，用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开头，但是你读下去，就好像是进入一片森林一样。像《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结构之宏伟是世所罕见的，它涉及到多么广大的地域，多么复杂的政治集团。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里，他写了大宋、大理、大辽、西夏、女真、吐蕃，还有慕容复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是七国演义！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战争与和平。这么宏伟的一部作品130多万字，读起来没有松懈之感，读起来是精彩纷呈。当你读这样的作品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急于往下看，一方面越往下看又舍不得往下看了，生怕把它看完了，看完了可怎么办？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而且金庸小说的结构是绝不雷同的，一篇有一篇的结构。能够在小说上做到结构绝不雷同的，在20世纪，只有鲁迅一个人，绝不重复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高远的理想。金庸先生就是从来不重复自己，每部作品都是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人物之间不雷同。这是说金庸小说结构之宏伟，之精巧。那么大的作品，有时就想，他怎么能驾驭得了？非常难以置信的，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就会为后面担心，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办呢？这个悬念怎么解决？
我们再看金庸小说的人物，这恐怕是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一点。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优秀的，是不是好作品，从消费者这方面来考虑，非常简单，就是看他的人物，我能不能记得住。你的小说人物我都记不住，你说你是好的作品，我什么都没记住，你怎么向我证明？你没法证明。金庸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在各种场合，都是很低地评价自己的成就，他从来不吹牛，他从来都是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作品没有那么高的成绩，学者们把我说得太好了，你们对我的厚爱我太感谢了”。他说是这样说，这都是一种大家风度了，谦虚中包含了无穷的自信，就是我的作品我不论把它说得多么低，1000年后，还是精品，包含着一种这样的境界，他才敢于那样说。他没有必要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写小说，因为金庸小说的人物已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我们用文学理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典型人物，就是典型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不仅是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深入到生活中了。还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金庸的小说就在东南亚一带报纸上载遍了。那时候有个例子，那时越南还没统一，有一次在南越的议会上，两个议员争吵起来，其中一个议员就说：“我看你就像是岳不群。”对方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我看你是左冷禅”。就是说他的人物可以作为典故来使用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优秀的小说，它写人是为了写一种普遍的人性，这一点像古龙、梁羽生都有共识了。金庸也是这样，他的小说的描写不是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具体的人、事来写一种普遍的人性，写人生存的种种道理、种种情感，所以他的人物才能感人至深，你才能记住他的人物。你想一想有生以来你所读过的小说，所有小说加起来，谁的小说人物你记住的最多，没有人能超过金庸！我小的时候，曾经把《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名字都背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已经有几十个记不清楚了，勉强记住的一些也只是机械的记忆，不是形象记忆，那么给我形象记忆最深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人物。金庸的人物，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读过他的作品，随口能说出几十个来，平均一个作品里说出三五个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成为经典形象的，绝对没有异议的至少有十几个人。这不是标志，还有什么是标志？那么金庸写人物为什么能够感人至深呢？他写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写人的心理，这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不注重写人的心理。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有个观念：人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能听到的只是语言，他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我们中国一开始很难接受西方的作品。那么金庸小说就发挥现代化艺术的特长，他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是十分深刻的，也就是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是经得起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的。中央电台做了个节目，同时采访我和金庸，我就通过主持人去问金庸，是否系统地研读过西方的心理学理论，金庸说没有。我想，他还没有直接去研读那些理论，而是通过别的去感悟，别的艺术作品，间接地去达到这个境界。比如金庸小说中写了许多看上去很怪的人，这些人表面看上去很怪，实际上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成长道路，是这个成长道路决定了他的怪，是成长道路决定他的性格。根据现代的心理学，人的性格，主要跟童年经历有关，大概六七岁左右你性格的框架就基本已定了，那么以后的变化还决定于你是否会遇到重大的遭遇、重大的突变，童年经历和重大遭遇决定了人的性格，那么金庸小说的人物都是这样的。他的人物并不是从一出场就是定型的，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天生那么聪明，总是那么聪明，性格是没有变化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好像妖怪”，批评《三国演义》说：“状诸葛之智近妖”。金庸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个成长过程的，特别是主要人物，都有一个过程，他的性格变化，都与重大遭遇有关。有人批评说金庸小说中写了那么多坏人，而且把坏人写得不那么令人可恨，说这是误导青年。经常有低劣的记者去采访少年犯，“你为什么犯罪，你看什么小说看的？”然后他说他看了什么什么小说，作家倒霉了。其实我也看了那本小说了，我怎么没犯罪？它跟人自己有关系。金庸笔下有许多坏人，一个是金庸写的这些坏人不简单，各具形态，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之所以为坏、为好的原因。比如金庸《天龙八部》里有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所以为恶写得非常好。段延庆为什么恶贯满盈？因为他太伤心了，他有太惨痛的遭遇了，他本来是太子，皇位被人夺去又几乎被打死，浑身都打残废了，趴在地上像一摊脓血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使他感情激愤，产生了一种对全社会的报复心理，这是完全符合犯罪心理学的。叶二娘无恶不作，她为什么成了那么一个可怕的女人，为什么老抢别人的小孩？因为她自己的孩子被人抢去了，她自己的亲生骨肉，又是爱情的结晶，被人抢去了，所以造成这个女人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