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学术个性的张扬极致同时也包容可能的千奇百怪，这是耶鲁。
一位老友送儿子入学，离开前的感慨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每年耶鲁新生入学的传统程序有一个小高潮——新生及其家长约三千多人，全被邀请到校长的家里做客。听来让人匪夷所思。“一点不假，有酒水供应，有毕恭毕敬的招待服务，当然是排了不同的时间段，但校长和夫人真的就一直站在那里，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握了手，说了话。唉，我服了，你们耶鲁……”
这确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向同事打听，他们并不诧异，告诉我：重视校园生活里的
个人化接触、个人性的互动，正是耶鲁的老校风，老传统。我心里一惊：我本来以为，如此强调教学个体及其个性，此地的校园生活，应该是人际疏冷，很有点“各人自扫门前雪”味道的。在我后来成为学校的十二所寄宿学院之一、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教师会员”（Fellow）之后，我才发现：不然也，此大不然也！
耶鲁的寄宿学院之所以称之为“College”（学院），与其校园规划及其校园氛围的开放性刚好相反，反而是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一个小团队、小社会。每一个学院以上锁的高高院墙相区隔，各自有自己的徽标旗帜、饭厅、图书馆，自己的活动社团也包括自治的管理组织——学生会、乐团、歌队、读书会、演剧社等等，更有各自的传统节日包括胡闹节目。住宿学院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学习、生活环境，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员之间的个人联系，是极其紧密的。每一个学院除了有舍监（Dean）等管理人员外，还有一个“主人”（Master）——由一位现职教授的家庭长住在学院内，他（她）的家居生活几乎是半开放的，学生和教师会员的各种活动，都在这个“主人”家庭的客厅举行。比如每周一次的“主人下午茶”活动，每月一次的“教师会员”活动，常常围绕一个特定的专题，请当时该领域最富有盛名的专家、人物前来演讲，然后在喝茶、聚餐之余举行沙龙式的讨论。确实，这种家居式、沙龙化的学术氛围和联谊方式，人际间那种温馨互动，正是我参与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活动以后，留下的最深印象。我们这些有幸被选聘为“会员”的教师，学院会提供我们免费餐票到学生餐厅吃饭，鼓励我们多跟学生作个人化的接触，并随时参与到学生各种即兴的“餐厅讨论”和活动里去。据说，餐厅里各种学生的即兴活动，正是耶鲁校园的特色之一。
头几年，为着珍惜这种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几乎每接到塞布鲁克学院“主人”教授发来的各种“下午茶”、“会员聚会”通知，我都尽力安排时间，“人五人六”地整装出席——场合是随意的，但大家一般都穿得很正式。团团围坐在学院“主人”的客厅里，品着茶和咖啡，吃着小点心，我听过墨西哥前总统（现任耶鲁“全球化研究项目”主任）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提出的严厉批评；听过一位学生以吉他弹唱方式向所有教师会员朗读她新写的音乐剧剧本（耶鲁有全美一流的戏剧学院）；参与过“耶鲁—南非—中国河南艾滋病防治计划”的课题讨论；还听过法文系一位老教授朗读他新译的一位法国新锐作家的最新作品……后来我发现，校园里这种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光是塞布鲁克学院的节目，就让我有无以暇及之感。今年诸事纷忙，便缺席了几次“会员聚会”。在校园里好几次碰见塞布鲁克的“会员”同事，都问我：怎么老不见你来？我们等着你加入“中国话题”呢！
我赧然抱愧。确实，每次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聚会”，鄙人常常需要——“代表中国”。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各种讨论话题中，相熟的会员免不了都会捅捅我：“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看？”
——嗬，可不真要“人五人六”么！
“Utopia”
好多年前，当时我人在普林斯顿，孙康宜老师说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也能来耶鲁，我们这里，可就要变成一个“中文乌托邦”啦！她用的是“Utopia”这个英文字。我确是在孙教授当系主任的任上，因缘际会，也经历了整个约谈、试教、评估的全过程，应聘到耶鲁任教的。命运的这番厚待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我最是感念的，真的就是孙老师话里的那番深意——在这片红尘万丈的洋风洋水之中，耶鲁，确是我辈漂流人打着灯笼、踏破铁鞋、穿越两洋水土云烟，寻觅经年而难得一见的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里拉——我的“母语乌托邦”。
说起客居异域的生活——无论是留学、移民或是逃难、流亡，人们可以用各种字眼来形容：“失根”、“截肢”、“离土的移植”、“永远的边缘人”等等。英文里，则喜欢用本来专门形容失国失土的犹太人的字眼——“Diaspora”，直译乃“离散无家”，有华裔汉学家更直接把它译为富有感情色彩的中文成语——“花果飘零”。这些字眼里共有的悲情，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失根，就是失语；反之一样，失语，就是失根。只要想想，任何一个思想成熟、出口成章的成年人，忽然要用三岁孩童牙牙学语的稚嫩腔调，去和那个“红须绿眼、叽里咕噜”的世界打交道——这是当年初出国门的康有为、梁启超们笔下早就描写过的尴尬，就可以明了其中的难堪了。所谓“寄人篱下”，首先，就是硬要缩起自己母语高扬的脑袋，把那个被截掉舌头的身躯，塞进那道“叽里咕噜”的洋文篱笆的孔眼之下啊！二战中流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却最后以自杀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实原因，大都聚焦于这个话题——母语。母语国度的沦丧和母语环境的失落。他在绝命书中如此叹息：“我在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亡的故乡欧洲已经自我毁灭……”在铺陈了这么一大番失语苦痛以后，你忽然发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去面对那个“失语失根者”的先天劣势；母语，不但不是你融人“主流”的障碍，反而成了你在此间“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同时，即便在一个占据着最优位置的一流学府那些聪睿透顶的学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样昂起母语的骄傲头颅，用母语去传道，授业，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间乐土。——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因此，我的老诗人同事郑愁予先生，曾一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语言教学的。可是，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的职业了！我的个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则为此说过一番很动感情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见《生命的嫁接》）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占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煌煌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及评述》，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炫故事吧？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的写作，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作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个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吃吃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三十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过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渎”，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轶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一把汗了。——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梁”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西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好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醉酒开车”的麻烦。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康正果据说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心叵测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人，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十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 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五十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游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
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