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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十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Dr．J．C．Ferguson）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美国外交文件》，第4—5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是悲凉，是迷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旅游者在满洲所耳闻目睹的战前动态，中国当局和军队为何没有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关于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的说法，到底是他个人的预感和判断，还是在北平的中国官员中普遍蔓延的忧虑，或者，另有更确定的消息来源？翻阅了一些史书，仍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读根据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的自述而撰写的《端纳传》，里面写到端纳在“九一八”前夕从沈阳回到北平，他明显感受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紧张气氛，并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他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用脚爪抓地，准备攻击。他向他的朋友、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发出敏锐的警报，即日本军方“一旦找到一个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端纳说明他们计算能在十一个小时内完全占领。（《端纳传》，第271页）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诸多明显迹象和发出的警告，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注意。于是，日本关东军的预谋终于在柳条湖的夜色中上演了。
2 现场缺席
《时代》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道，起笔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它谈到最近一年内世界上几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
去年十月巴西爆发革命时，荚国大使摩根（Morgan）正在度假；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Whitehouse）也在度假；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引者注）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Laugh—1in）还是不在城里。上周，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中国城的那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Forbes）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时代》，1931年9月28日）
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叙述新闻，今天，七十多年过去，当我们重温历史时，同样也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看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父亲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在宣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后，他仍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继续统帅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军队。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
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联盟的失败和中原大战的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和政治巨头。1928年，在刚接任父亲之位时，张学良曾发表宣言，宣称将只专心于东北一地的发展，不再过问关内事务。但两年后的他改变了初衷，如同张作霖一样，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东北的统治者，而是把大批精锐部队调进了关内，成了如同父亲一样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人。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三十一岁。在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七十年之后，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美国时，故乡早已是遥远的天空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九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日是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如果张学良人在沈阳，如果他的精锐瓤队依然在沈阳，“九一八”那一夜是否会降临？或者，日本关东军是否会完全不顾他的存在而策划这样一次行动，并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易方式如愿以偿？
可惜，他不在现场。
一次历史代价最大的现场缺席！对他，对中国，都是如此。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将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了消息。（参见《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29期）蒋介石欲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部署，又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乱。两天后，他匆匆赶回南京，处理更为紧迫、也更棘手的国际冲突。
就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方面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外相币原率先成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张学良是与这一事件最直接的最关键人物之一，似更应选为封面人物，但《时代》挑选的是蒋介石。大概他们更看重该事件引发的是整个中国的危机。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四年多过去，蒋介石似乎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俨然头号政治强人，但实际上，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阎锡山之后，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一年。即便如此，他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也很有限。他面对着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另立广州政府形成强有力对抗……号称第一巨头，他何曾有过一天安宁？更遑论所谓权威。如今，更大的国际挑战来到了。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联持强硬态度：
在东京，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称：“世界不能让日本向中国低头。如果这样做，将导致严重后果。”
“南京是无能的。”位于麻烦地带中心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田，上周对记者这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及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
内田之所以称张学良不会从北平（他的养病之地）回到沈阳，有这样一些原因：
1．日本装甲车控制着连接北平和满洲的铁路上的二十六个车站：
2．日本轰炸机对锦州的中国兵营的轰炸，对从沈阳撤到锦州的张元帅的满洲部队，已造成心理和军事上的打击；
3．日本侦察机第一次从满洲南部飞进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啸盘旋，而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国皇帝”（指已罢黜的宣统皇帝溥仪——引者注）；
4．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已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港口，无论沿海或内河（见地图）。二百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上海登陆，增援已经在“保卫”上海日租界的部队。（《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二十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一百六十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一百七十五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六十八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在危难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3 看白浪滔天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一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参见《“中村事件”真相》，内蒙古新闻网）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人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平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三十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