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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得走了。”
我本来还想说，你们好自为之吧。
海燕一把就拉住了我，“乌鸦！”
他的脸似乎有些沉下来了。
“给我点面子，我们老同学，虽然离得不远，但是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不容易啊……”海燕说，“这种机会不会太多的。”
孔雀也说：“海燕眼看就要提副校长了，我看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以后，要找他，喝酒，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说完，孔雀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自己就把杯子碰了，碰完，递到我嘴唇边。
“呵呵。”海燕在旁边制造气氛。
看着这情形，我不禁感慨万千。
虽然我们是同学，但是高下之分，可谓天壤之别。海燕马上就要升副校长了，我呢，则越发的潦倒。这人的命，或许真的是注定好的。海燕那张红扑扑的脸和孔雀那张燃烧的脸，连在我眼前，就像两只连枝的红富士苹果。
不知道是孔雀这一杯，还是接着的哪一杯，我晕晕乎乎的，就醉倒了。
我做了一个不错的梦。
在梦里，我悠闲地散步在武汉的滨江大道上，脚步飘飘，感觉非常美妙。
海燕老婆开门进入客厅的时间是凌晨四点钟。当时我正因为胃里翻江倒海，闯进厕所里，趴在马桶上呕吐。谁也没料到她会在这个时候回家。
我一直有一种错觉，好像喝酒之后回自己的家了。但是，海燕老婆的大嗓门，让我一下子定位在了马桶上。我听见海燕的老婆在书房里大吵起来。我迷迷糊糊地，这才意识到不是在自己的家里。
问题出在一团卫生纸上。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海燕的老婆从卧室开门走到书房，看见书房的单人床上睡着一个女人，心里本来就火冒三丈，接下来她就在床边的地上发现了那团卫生纸。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了那团卫生纸是擦过什么东西的，于是火山就抑制不住地爆发了。骚货，你居然在我家干这种事！海燕的老婆骂道。我没有听见孔雀的声音，可能是她也看见了那团卫生纸，于是就束手就擒了。
我听到海燕长叹一声：“乌鸦啊乌鸦！”
海燕老婆说：“乌鸦？什么乌鸦？”
海燕说：“还有哪个乌鸦？”
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听到了孔雀的抽泣声。
凌晨，寂静的房间里传来孔雀的抽泣声，在我的耳朵里像擂鼓一样响亮。
我当时脑袋一嗡。
海燕说：“孔雀，你怎么可以跟乌鸦在我的书房里……”
孔雀只是抽泣，不说话，似乎在默认我跟她的事情。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再也不能充当这个冤大头了。我打开卫生间房门，决定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一脚刚要踏出卫生间时，就看见海燕老婆像刚刚抓获了敌特的我游击队员一样，押送着孔雀向我走来。
孔雀的脸部表情非常复杂，我觉得她似乎在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卫生间走到客厅的。
海燕质问孔雀，“我问你，你和乌鸦究竟是怎么回事？”
孔雀看看我，似乎很抱歉地说：“对不起，当时我们的酒都喝得有点多了。”
这时，海燕不慌不忙地来到我旁边，轻轻地拍着他老婆的背说：“算了算了，都是朋友！”
后来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带过了。五月上旬，海燕当上了我们这所大学的副校长。五月中旬，海燕的老婆从图书馆调到政治学院资料室当了主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五月下旬，政治学院资料室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海燕的老婆认为我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说什么也不肯聘我，海燕出面说话也不管用，我于是就只好去给教学楼守门了。
悲情１９３１
李 辉
1 柳条湖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文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十时二十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七百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十时二十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美国记者鲍威尔（John B．Powell），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三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三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三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五十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晨二时二十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十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七十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一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见《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十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六百九十三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随后另一期刊物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的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日关系史上。
七十四年过去，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历状的雕塑，日历翻开，赫然雕刻着“1931，9月小，18，星期五”，永远告诉着世人这个地点的那个夜晚，一次爆炸把中国的历史改写。
在“九一八纪念馆”人口处的广场上，横放着一个巨大的呈爆破状三叶片的水泥碑块，这是日军1938年在柳条湖竖立的“爆破地点”纪念碑。鲍威尔的回忆录曾写到过，在柳条湖铁路爆炸发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把在现场找到的三根炸烂的枕木、一段三到四英尺长的弯曲铁轨、一块扭曲的铁轨夹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陈列。它们是一次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不知后来去向如何。如能找到它们，将之与“爆破地点”纪念碑放在一起，想必更有历史震撼力。
我走到铁路旁，伫立朝北，左边是铁轨，右边是纪念馆。透过铁路栅栏的空隙，日历雕塑上的“1931”清晰可见。目光从日期移到铁路上，从沈阳方向而来的铁路，拐一个大弯，向北方的长春延伸而去。等了好久，没有火车经过，一时很静。极目北望，弯曲而去的铁轨消失在远处，有一种感觉，仿佛它伸进了遥远的时空。
来到柳条湖，其实我还想求解一个疑问。看过一些关于这次爆炸的叙述，有的明确说炸的是柳条湖桥，但有的又说是平路上的铁轨，或者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在柳条湖铁路上发生了爆炸。特别是有几张历史老照片的说明与画面，存在很大差异，让人难下判断。我有些奇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地点的描述，为何在七十多年后仍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切的定论？
一张老照片，画面上是一座铁路桥，桥梁被炸毁，一列行进中的火车遇到了爆炸，车厢跌落在桥下。图片说明写道：“九一八事变”前的柳条湖。（见《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总第329期）画面上的情形，与前面所引《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文字和鲍威尔的回忆完全不同。这张照片的说明显然有误。柳条湖一带并无河流，即便有桥，也不会如画面所示是有几个桥墩跨度之长的桥梁。而且，现场爆炸破坏程度很轻微，很快就有火车通过，不可能出现桥梁坍塌、火车跌落情况。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柳条湖爆炸现场”，画面上一排人在观看铁轨，路上确有爆破痕迹，似是现场，但看不到桥。照片上的人是谁，拍于何时，不得而知。不知是否为鲍威尔一行人采访现场时所拍。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地点”，画面没有人，一条铁路在前方往左拐弯远去。但也看不到桥。（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场景，与我七十几年后在“九一八纪念馆”旁所见的铁路走向及画面极为相似，地点应是吻合的。
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日军当年的“爆破地点”纪念碑照片。画面上，那块呈爆破状的碑体竖立于一个很大的梯形土台上，“爆破地点”四个大字的浮雕在土台正面中央。土台周围同样也无桥的影子。（见《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29期）
为何没有桥？或者，即便有“柳条湖桥”，也只是平路上一个很小的涵洞桥，一眼望去，桥与地面没有多大差别？我注意到，今日在与“九一八纪念馆”紧邻的铁路处，有一人行地下通道，其地点似应是当年的爆破地，不知它与所谓“柳条湖桥”有无关系。遇到一位在铁路旁遛狗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一带住，没见过有铁路桥。他还说，如今，柳条湖朝沈阳方向的那两座铁路桥，是前些年修立交桥时深挖公路才有的。
我仍将信将疑。如果没有桥，为何当年的报道中又大多说是桥？如果有桥，那么确切位置又在何处呢？
疑问且放一边，留待以后求证。我的叙述还是回到当年。如同《时代》报道中所称，当年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军的指控，是中国人制造了柳条湖桥的爆炸，因为南满铁路本是日本关东军的守备队严密守卫的范围；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一夜紧随其后在沈阳及东北各地发生的攻占中国城市的行动，只是日军对一次偶发事件的临时反应。相反，略有常识的人确信，日方如此迅疾和大规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显然早在策划与预谋之中。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1931年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于及葫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