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 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而后相机
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遂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 军团、
红12 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 师；红1 军团、红3 军
团、红21 军主力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 师与第9 师的联系；红
22 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 师大部被歼，师长
萧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 个师，俘敌1 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挺），
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是红
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
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
果。这次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的光辉范例，
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 万余人。
其他苏区反“围剿”作战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 年11 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
主任何成濬为总指挥，调集7 个师又4 个旅近10 万人的兵力，以李鸣钟为鄂豫皖
边区“绥靖”督办，计划对鄂豫皖苏区包围后分区“清剿”。该苏区红1 军主力，
当时正由罗山潘新店南下作战，于新州一仗，歼敌1 个旅部2 个团，震动武汉。12
月上旬，敌分兵4 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此时，鄂豫
皖苏区组成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
反“围剿”斗争。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以红军主力击
敌弱点，转变战局。12 月16 日，红15 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
歼敌第44 师一部，阻止了南进之敌。12 月底，红1 军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
个团，击溃3 个团。次年1 月3 日，又在商城四姑墩歼敌1 个团，从而打破了敌人
的第一次“围剿”。
1931 年3 月中旬，敌人又调集8 个师另2 个旅共12 万兵力，以“追堵兼施”
的作战方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4 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
西苏区之敌。4 月25 日，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1 个多团，皖西之敌仓皇退
出苏区。5 月上旬，敌复入皖西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红4 军迅速西进，于5 月9
日在浒湾重创敌第53 师1 个旅，歼敌近千人。后又于5 月28 日在桃花镇歼敌近
1 个营大部，并在十里铺歼南援敌1 个多团。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遂告破产。
1931 年9 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
到11 月，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 个师。在此种情况下，红
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准备。11 月7 日，红4 、红25 军在黄安（今红安）
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
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敌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
仍处于分散守备状态。针对这一有利时机，红四方面军从1931 年11 月至1932
年6 月中旬，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 次进攻战役，歼敌约6 万人，
大破国民党军，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1932 年6 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鄂豫皖3 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
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 个师又6 个旅，计30 万人，及3 个航空队，采用“纵深
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此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盲目轻敌，不作反“围剿”准备，而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
水段出击，围攻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8 月7 日，敌军大举向我七里坪为
中心的腹地进攻，红军被迫撤围麻城。虽在黄安、七里坪两战歼敌五千，但未能扭
转被动局面。8 月底，红军连战不利。9 月底，主力即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10
月8 日，抵达黄安城西河口地区。9 日，敌第2 、第3 纵队等部由东、南、北三面
逼近。在此形势下，张国焘失去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于10 日在黄柴贩
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12 日，红四方面军共2 万
余人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
英勇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 年11 月，蒋介石调集6 个师又7 个旅的兵力，由第10 军军长徐源泉
指挥，采取分区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
把重点放在洪湖地区。苏区主力红2 军因当时正在南征，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
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时，被敌人突袭，被迫撤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整编了地方部队，为反“围剿”在军事
上作了重要准备。1931 年1 月中旬，敌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
我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
十分恐慌。同时，红军一部转到外线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在洪湖
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
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 年3 月初，国民党军以洪湖苏区江南地区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江南、江北两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转
移至外线打击敌人。4 月下旬，红3 军第9 师及地方武装对江北老新口之敌发起进
攻，歼敌2 个营，击溃2 个团。6 月初，又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歼敌2000 余人，
江北苏区大部收复。此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展开攻势作战，恢复了东山地
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 年9 月初，敌以2 个师又1 个旅的兵力，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
机，对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重点是华容以东山区。
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9 师第25 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
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第25 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经过艰苦
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 年6 月，鄂豫皖3 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
率10 余万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作战方针，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
四“围剿”。对此，红3 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7 月初，围攻京山，
7 月中旬，敌军进攻，红军撤围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 月13 日，攻沙市不克。
敌军遂占领襄北。8 月中旬，夏唆决定红3 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红7 师和地
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红7 师等部在府场、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伤亡很
大。9 月上旬，撤离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红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8 个团周旋10
余天，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9 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至此，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
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0 月，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 年冬，红军第2 、第6 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
统治。国民党军以11 个师又4 个旅约11 万人的兵力，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
“围剿”。次年2 月初开始进攻，连陷大庸、桑植、永顺。4 月12、16 日，红2 、
红6 军团向北转移中，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172 旅和第58 师师部及第174
旅大部，并收复桑植县城。4 月下旬攻占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 月，向鄂西
地区发起攻势。14 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 师师部和第121 旅。8 月3 日，在
板栗园全歼第85 师师部另2 个团又1 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
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
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 年2 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 军第42 师，
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 余次战斗，歼敌3000 余人，粉碎了
敌人的“围剿”。3 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
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 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 月底打破了“围剿”。
从1934 年10 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5 年4 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
歼敌3000 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 万余兵力，于1935 年7 月，组
织第三次“围剿”。8 月，红26、红27 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
9 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15 军团。10 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 个师大部及1 个团。11 月初，红
15 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 余人。
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
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 年11 月至1934 年8 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
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
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
9 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
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 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 年8 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
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 军于1934 年6 、7 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
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 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
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
年11 月，红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 军团）合编为红10 军团。奉命转
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 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苏区变为游击区。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 年5 月到1933 年5 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
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 万人。
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
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
需要，1933 年5 月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
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
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
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
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 年2 月7 日至12 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
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 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
然、袁国平5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
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
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 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
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 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
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
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
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
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
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
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
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
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
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
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 年5 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
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
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
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
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 万
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 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
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 、2 、3 路军，计34 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
陈诚指挥的第3 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 个师又
1 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 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 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
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 个师分布在赣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