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什么文凤来同曾邦元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们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吗？（众：不能！）这一个基本矛盾它就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本身就提出来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谁，要联合谁。离开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没办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够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够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看起来，你们这里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淡薄啦，模糊啦，混乱啦，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是指向旧省委，而是两方面互相指向。两派交给我们那么多材料，这些材料里边，揭发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发刘少奇在江苏的罪恶的一本没有。大家都知道么，刘少奇在华东地区，首先是在江苏地区，影响是很深的呀！同志们，他在江苏工作了很久，在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深啊！可是我们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刘少奇你批你的，我的兴趣不在刘少奇，我是在文凤来，曾邦元。给我们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这一派揭发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们，我在这里在我们同志之间我可以说，要是过去江渭清搞这么多材料，哎呀可宝贵啦！他搞不到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搞你们的黑材料搞不到这么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就揭发，我说他背后有什么人是后台，他说他后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
究竟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两个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离开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方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贴到街上，究竟谁高兴啊！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的材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心里很痛心啊！怎么两个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们认为三月五号中央在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作的评价，就是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口号声）当然，同志们，现在哪，我们当然也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特别是因为两派的组织都不是原来最初那个时候啦，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都有些发展，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个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问题，甚至于说某一个大组织他的某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个组织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原来你们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就是个坏蛋，因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坏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够这样形而上学的不作阶级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个组织，以至于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刚才说啦，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两派互相攻击的作法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两派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众：对）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我们同志们大概在各种会场里边，或是在日常的学习里边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的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很严肃的指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的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竟在哪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的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是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中央给你们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
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过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时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那么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
我希望同志们冷静地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的领导人都说了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像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哪！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算那个账，今天在这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里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
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们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一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深更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算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算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个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啦！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