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经验，成为我们的模范。我说几句心里话，这两天我真有些担心，大专院校那样打法是错误的。
有同志递条子说炮打李钟奇不是炮打解放军，刚才戚本禹讲了，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李钟奇是好同志，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十六条已经讲过。要把讲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严格区别开来，今后你我都会说错话，现在满街都有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的大字报，联动后台就是反革命，那你还不如说他是反革命。
有的同志递条子说今后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压人，这是一个大辫子，你们整人家，下次就批评你们，我们要讲原则。我们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你们，我们所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望你们考虑。现在一定不能离开大方向，离开一点，航向就错了！有些单独看来还是对的，但要和大方向联系起来看就不对了。我没有更多的话，我希望首都大中学生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全国作出榜样，全国都会跟你们走。你们一开红代会，全国都在准备开红代会。红代会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你们要求改组，我不了解情况，我们常常在念一条毛主席语录：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只要大方向对，不要怕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做了的就不能象文章一样改来改去，我们可以经过共同努力，搞好一些。现在天津也正在闹这件事，三个会，中学闹得最厉害，里边有缺点，我想这是难免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得那么好。我们也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搞好。总之，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的榜样！
谢富治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依靠革命干部的三结合。依靠群众，当前最主要的，就是依靠革命造反派。三依靠，依靠解放军不可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军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错误，有缺点可以在内部提，这条很要紧。我们要对解放军有正确的认识。
有人递条子说炮轰了李钟奇应不应该检查？炮轰了李钟奇要以高姿态自我批评，我看不必了，轰一轰对解放军也有好处，今后不要再轰了，明天不轰就好了。解放军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检查了。（戚本禹插话：愿意检查就检查，不强迫。江青同志最近坐汽车在北京转了一圈，看了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后很不满意。中学红代会应用大字报给糊上。）我不同意检查，我不同意，不同意轰李钟奇的人压轰李钟奇的人。另外，别的同学也应高姿态，不要再提这些人贴大字报的事了！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同志的发言，刚才张春桥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张春桥主要在上海，他讲这番话是为了北京，也是为了上海，伯达同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北京红卫兵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北京红卫兵要在这场大风大浪中继续起带头作用。首先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坚决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这点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起了作用，特别是当前同刘邓的斗争必须彻底打垮，搞臭联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也要结合斗争彭、陆、罗、杨，旧市委大大小小反攻倒算的人和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对联动，中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须相当努力。内部问题应该内部解决，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对敌。大方向一致，小问题保留，千万不要转移大方向！犯了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只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得到解决。今天来的人很多，戚本禹同志也讲了很多，没有听取群众的意见，时间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再讨论了，明天回去再讨论吧，就这样做了。
傅崇碧同志讲话：
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和谢富治副总理讲了，我认为同学给卫戍区贴大字报是好事情，对我们是一个鞭策，我们认为很好。有些意见我们认为很对、很好。我们一定要改正错误。前一段军训时间长了点，（即每天时间多了点）有些学校强行推行延安中学的经验，我们有些人说了一些错话，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欢迎大家提。我们已经找负责军训的同志作了一些整顿，我们犯了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对解放军是爱护的，但不要在大街上贴大字报了，可以把大字报送到卫戍区，送给我们。已经贴了大字报也没什么，改了就好。贴了大字报的人也要放心，解放军把你们当革命小将看，不要想得太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解放军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坚决批判刘邓，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批评一下没什么，有问题多联系，多帮助。
（精神符合，仅供参考） 45）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4。14
〖时间：下午〗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 〃 上海人民公社 〃 ，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 〃 反革命 〃 ，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 〃 反革命 〃 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 〃 反革命 〃 ，再加上这次 〃 破坏了交通 〃 ，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 〃 充足 〃 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 〃 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 〃 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 〃 工人赤卫队 〃 。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 〃 工人赤卫队 〃 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 〃 赤卫队 〃 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 〃 上海很有希望 〃 。果然没有几天 〃 一月革命 〃 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 〃 赤卫队 〃 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 〃 一月革命 〃 的说法才出来了。
〃 一月革命 〃 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 〃 三结合 〃 ，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