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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那么长，几乎就要伸出车窗外面去了。这样骂起来声音显得十分有力，被骂者听得十分清楚。那位腼腆的农村姑娘见他骂得那么难听，刷一下飞红了脸。
骂那些憨厚的农村后生，他语气短促，一般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妈那个逼！”除此之外，他还骂轮胎溅起的石子，骂天上飞过的小鸟，甚至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突然将车上的收音机拧开，女播音员刚说两句，他便烦躁地啪一下关了收音机，毫无道理地认为女播音员是个“卖逼货”，或者是个“挨球的”！
他在骂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经过一个村镇，正逢遇集，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一边慢慢地开车走，一边骂：“谁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这么多驴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样，好不容易坐这辆“专车”来到我们村。刚到村口，他便将车停下了。我以为他要撒尿，坐着没有动，等他撒尿。可他并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不动。我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此时他突然扭头黑着脸对我说：“还想让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这才知道他是像毛泽东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样敦促我下车。就像我儿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样，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车。双脚刚落地，他已一个急转弯，开着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车轮轧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身一脸。
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
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这车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车子也毫不畏惧，头一低，再一扬，就上去了。就像一个潇洒的小伙子，将偏分头向一边一甩，跃身便跳过一个宽阔的壕沟。
那天坐这辆车回家，我感觉十分惬意。这种高档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哪儿应该将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儿应该凹一下，手往哪儿放，脚向何处伸，一切尽善尽美。可再高档的车也无法设计一个驾驶员。虽然科技如此发达，也没听说过机器人驾车。如果这辆车是由那个总想将车开进哪位姑娘“停车场”的驾驶员开着，车子设计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会惬意到哪里去。可由小虎开着，却比车上设计的任何一个“部件”更善于体贴人：什么时候开空调，什么时候关空调；什么时候开车窗，车窗开多大，什么时候关车窗；什么时候开音乐，听哪种音乐，轻音乐还是流行歌曲，什么时候关音乐；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说，小虎总是在你说之前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处。
在我可以开车将苹果带回家的时候，村支书袁长鸣已经主动登门来看我了。这位中国最低层的“职业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点不亚于阎水拍局长。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头，一边和我父亲称兄道弟喝酒，一边夸奖我。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袁长鸣仿佛顿然变作了我的“四伯”，亲切地看着他这个“侄子”，夸奖“侄子”小时候多么聪明，书念得多么好，一看就会有出息。令我诧异的是，他怎么一下就忘了从屁股上一脚将我踹倒的往事。小时候他可从来不认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时总是用另外的称呼喊叫我。他将这种称呼忘记了，可我能忘记了吗？他那时总是将我唤作“小杂种”或者“龟儿子”！
那次袁长鸣和我父亲喝完酒，顺手还拎了我家一袋苹果。望着他像从自家菜园里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苹果从我家院门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枪结果了他！
从袁长鸣口中获知，袁长印已做了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父亲当着袁长鸣的面，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袁乡长。我怎么会去看他呢？我其实早已在思考，我将来怎样去报复这个无耻的小人。我注定会踩住他的脑袋，但我难道会亲自“动脚”去踩他吗？当然不会！我会再去找一个小虎，让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脚”重一点，狠狠地踩他！紫东县五十多万人口呢，找十个百个小虎也不难。
在我如此展开想像的翅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真的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只有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我才能准确地踩住袁长印的鸭脖子——读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长印的脖子为什么是“鸭脖子”，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后脖呈酱红颜色，有褶皱，脖子拉长，褶纹就呈白色，就像那种“变色龙”。如果说，此生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鸭脖子”这个心愿未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更令我鱼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吗？我同样会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了！
正当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时候，小虎已将虎里虎气的八缸三菱车稳稳地停在了鱼贵喜家的院子里，我恋恋不舍地从这种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里的碎娃娃撵在车屁股后面围了上来。
58
郑向洋市长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并没能如愿以偿当书记。省里冷不丁又给紫雪市配来一位市委书记，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
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烦恼。从这一点上讲，郑向洋市长还不及鱼在河，简直就是个冯富强！虽然没有像冯富强那样从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岗位上被挪开，但也够窝囊的了。即使不是冯富强，也差不多是一个余宏进，冷不丁就调来一个阎水拍！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叫傅四海。最初获知傅四海调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时，我的心狂跳了几下。我的心怎么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
傅四海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我们那几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实行“哪里来哪里去”。即哪个地市考上的学生，毕业分配再回到哪个地市去。我来自紫雪市袁家沟，最后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沟。
就在我在袁家沟中学报到的时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办公厅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我担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担任政秘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担任玻管局长，他已一身轻松来到紫雪做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民歌”。我那时候有个外号叫“橡树”。起因是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朗诵了舒婷的诗作《致橡树》，傅四海朗诵了余光中的诗《民歌》。我俩也确实喜欢各自朗诵的诗作，有时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抑扬顿挫吟诵一番。傅四海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每当他吟诵《民歌》时，我们便侧耳倾听，他的声音宏厚深沉，听着特别有感染力——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我已与傅四海通了电话。通电话前，我认真思考了如何称呼他的问题。当然不会称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应恭恭敬敬叫“傅书记”。我提前都将开场白进行了练习：“喂（轻柔），是傅书记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带姓，显亲切），您的老同学鱼在河（担心对方想不起来，彻底说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