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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乔离开前，我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座谈会欢送了他。毛主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也应该开个追悼会。套用这句话，老乔这样的同志离去，也应该开个座谈会。座谈会虽然没有欢送阎水拍局长退二线那次声势浩大，但气氛真挚热烈。我还让财务给老乔发了五千块钱补助。并在合完影、聚完餐的第二天，让小虎开八缸三菱将老乔送回农村老家。
欢送老乔后，我接连搞了几次民意测验，将玻管局科级以下人事动了一圈。本来我是不准备这么快动人事的，但我知道我在玻管局工作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按原先的设想，该动的人都动了。这一圈安排了二十多个同志。老宋做了工会主席，小虎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只在安排两个人时有过犹豫：一是冯富强，是让他继续主持督察科工作呢？还是将科长给他。若他对我稍有不逊，就让他继续主持。可他哪里有一丝半点不逊，像孙子一样哈着腰在我身前身后跑，就差叫我爷了。投票时也显得十分卖力，完全按我的意图行事。因此最后将科长位子给了他。
第二个有过犹豫的人是康凤莲。康凤莲我原本准备下一步再给她正科级，可邓世清为这事找我来了。正像一票和柳如眉一样，姬飞和康凤莲也不再撕扯不开，两人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像墙上贴着的一张招贴画一样——若姬飞是墙，康凤莲是画，中间粘连他们的糨糊或者胶水已经完全风干了，连个苍蝇细小的脚也粘不住了。某一天，一阵风儿吹过，这张招贴画“哗啦”响了一声，便离墙而去——姬飞和康凤莲彻底分开了。
没有了“外力”干扰，邓世清和康凤莲还能过得去。康凤莲原本不会生养，这也是前夫和她离婚的一个原因。可和邓世清结婚几年后，竟冷不丁生下一个“邓通”。邓世清与前妻没有孩子，现在“邓通”突然挥着一把大刀自天而降，邓世清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那天到办公室找我时，手里还牵着正蹒跚学步的小邓通。有了小邓通，邓世清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黑社会”了。看到我这位多年前的老友像柳如眉一样，回到了正确的人生路线上来，我岂能不感到欣慰？何况他在姬飞问题上给了我个大面子，助我打胜了“平津战役”。他现在亲自登门为康凤莲说项，我岂有不答应之理？于是我安排康凤莲去业务科室做了正科长。
局里现在的领导班子是：鱼在河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
两个“副处调”名额郑市长已给我批了下来，加上行业工会主席和总工程师这两个职位，可以提拔四个同志上去。提拔哪四个同志上去？我得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在我离开玻管局前夕，再将这四个同志提上去，那样他们就会常念我的好。若现在刚提拔他们做了科长，再给个“副处”，他们会觉得来得太容易，反而不珍惜了。甚至反过来会认为他们得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仿佛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似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别以为人是一些什么好东西！若我权衡来权衡去，将这个事情操作得很慎重，甚至很神秘，他们就会争来争去，竞相向我邀宠。若他们是一群饥饿的小孩子，我就是那个手举着一个大红苹果的“大个子叔叔”，将红彤彤的苹果举在空中，就是不往下扔，让他们眼馋、流口水，他们就会这个摇我的胳膊，那个拽我的衣襟，一边撒娇一边央求我。
其实提拔哪四个同志，我心里早有数了，完全用不着“琢磨”。我只是要做出一副“琢磨”的样子，以显出其神秘和慎重。两个副处调，当然要给两个年龄最大的老科长，没有什么争议。提拔这两个老科长，可以调动一大片，稳定一大片。两个老科长我调进局里来时就是科长了。阎水拍、马方向都没有使他们再上一个台阶。这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玻管局“原地踏步”——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却像小学生做广播体操一样摆着手做了十年，连半步都迈不出去，他们能不着急？我让他们迈出了这半步，上了这个台阶，他们能不感激我？
不感激才怪呢！他们一感激，就会像老乔那样，说我鱼在河一箩筐又一箩筐好话。最后这么多箩筐好话，搬到小牛开的那辆面包车上，恐怕都装不下呢！
总工程师应由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来做，他做纪检副书记时间也够长的了。他做纪检副书记时，我才是政秘科的副科长呢！而且还没有“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冯富强。
行业工会主席当然非李小南莫属了。
小南在我当局长后，和我有过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我突然发现她有点憔悴，不像原来那么鲜活了。而且她的眼神不再像过去那么专注，有点“散光”。这就是她与陶小北的本质区别。陶小北的眼睛总是那么又黑又亮又聚光。小北的眼神里有一种凌然。她之所以能够保有这份凌然，是因为她“无欲”——她绝不用自身的美貌去换取现实的利益。李小南则不是这样，她也曾抵抗过，抵抗那些猎色男人的袭击，但最终她屈服了，为了那些世俗的利益，她出卖了自己！
而女人一旦开始出卖自己，女性美就会大打折扣！
那天我和李小南谈话地点在探春大酒店。省玻管局局长到我们紫雪市检查了三天工作，吃住都在条件最好的探春大酒店。这天早晨吃过早点送走省局局长后，小南跟我回到省局局长住过的那个套间。刚进房门，李小南便坐在床上解衣服，很快就把上身脱得一丝不挂，露出一对洁白的奶子。她的奶子比柳如眉的逊色一些，不是鸭梨状，而是半球状。她脱下衣服便向我招手，并对我说：“你现在有权享用我了，反正我得陪你们这些局长睡觉！”看到李小南，我不由自主会想起陶小北，她俩像一对双胞胎，是一起走进我的人生领域和视野的啊！现在见不着小北了，我只能从小南的身姿里感觉小北。只要小南还在我眼前，小北就仿佛并没有走远。我顿然想起我们在那个大办公室里一起工作时那些谈笑风生快乐无忧的日子。小北总是护着我，小南也从来没有挤对过我。想到这些往事，我突然有点可怜小南。我走过去将她揽在怀里，用手摸摸她的奶子。她的奶子已明显松软下垂，不再坚挺和富有弹性，令我感慨而惋惜。十年前，她的乳可是和小北的乳一般，如美元一般坚挺，似公主的头颅一般骄傲地上翘啊！那时候她的乳房，就像一个欢蹦乱跳的小学生走在上学堂的路上一样，调皮地微笑着，好奇地扬起脑门儿四下里张望着，眸子里闪烁着纯洁无邪的光芒。（乳头不是女人的另一双眼睛吗？）可现在她的乳房，却像一个垂暮的老人，皮肤松弛，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在那里。我像拍小孩的脸蛋那样抚爱地拍拍小南的乳房，松开手，让她穿上衣服，然后说：“小南，不要这样，我不会这样和你睡觉的，这和强奸有什么两样？虽然你并没有反抗。你应该找回从前的自尊和自重，否则你就没有希望了！到那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再一起‘唱歌’，好吗？”
听我这么说，小南突然一头扎在我怀里，“呜呜呜呜”哭了起来。
小南伏我怀中恸哭以诉哀的时候，我的手机嘀嘀响了两下。我一边轻抚着小南的肩安慰她，一边打开手机看短信。不知是谁发来的一个《人生六动》——
生命在于运动
关系在于走动
感情在于心动
亲吻在于感动
拥抱在于激动
抚摸在于颤动
我将手机举到小南眼前，让她看这个短信。看毕，她破涕为笑。此时手机又嘀嘀响了两下，又发来一个《人生六动》。小南好奇，趴我肩头和我一起看，这一看，她却像《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里写到的袭人一般，“羞的红涨了脸面”。这个“六动”差不多是一盘黄带的说明文字，令人难堪而汗颜。
那天，我并没有像贾宝玉和袭人那样，在探春大酒店与李小南“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丢下柔媚娇俏的李小南，急急忙忙赶到玻管局。我让小虎找来工匠，将玻管局苍老的“容颜”重新妆扮了一番。粉刷了大楼，所有办公室全部换了新的桌椅，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包括挂在大楼外面的牌匾，也全部新换。过去的老牌匾，油漆剥落，有一块牌匾中间还裂开一条缝，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我们玻管局大楼门外，一溜儿排开，挂着八块牌匾，就像农家小院门前挂着八条挽成辫状的红辣椒。八块牌匾并不算多啊，我曾在我们紫雪市某单位门前看到过挂着十二块牌匾。
新制作的这八块牌匾挂在玻管大楼门前，白底红字，比八串红辣椒醒目得多，简直像八位妆扮一新的新郎，在等候迎娶八位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新娘。闪亮的白油漆、红油漆在太阳光照耀下，放射出斑驳的光芒。这八块牌匾是：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监察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协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技术研究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计生协会
57
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
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