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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摇那种老式电话时，邮局未将电话接上，就轻；接上，就重。
1986年底，紫雪市才告别了摇把子。先上“自动电话”，然后是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以来，VCD、CD机、家用摄像机、二十九英寸、三十八英寸大彩电、背投式大彩电、传呼机、手机，一古脑儿涌入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由被动接受到疯狂追逐，终于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万花筒。
汽车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紫雪市委、市政府只有几辆北京吉普，简称“二一二”或“帆布篷”。市委书记市长也坐这种帆布篷。八十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出现了桑塔纳、“二一三”和一些走私来的进口车，以皇冠和蓝鸟居多。其中有一种日产越野车，叫“巡洋舰”。当时我们紫雪市市长就坐一辆巡洋舰。那辆车米黄色，流线型车体。这辆车进入视野，就像一位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漂亮姑娘冷不丁进入视野一样，给人的视觉感受十分舒服。当时那辆巡洋舰行驶在大街上十分夺目，因为全市只有一辆这种车。只要远远瞅见这辆车像推土机一样开过来，人们就会说：市长来了！仿佛市长是一辆巡洋舰似的。
那时候我们阎水拍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能坐一辆普通桑塔纳就足以令人羡慕了。我调局里时，阎局长刚卖掉那辆“普桑”，换作两千型桑塔纳。到马方向局长，直接坐到了八缸三菱舒适的座椅上。
我就是去省里买车、那个车行经理称我为老板那天，才知道三菱越野车又叫“帕杰罗”。当时车行经理一口一个帕杰罗，我又像初次听到“切诺基”一样惊愕。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北京“二一三”吉普车又叫切诺基。我刚调到局里来的时候，一次跟陈奋远副局长去某县下乡。赵有才主任对我讲：“小鱼，车已派了，坐切诺基，八点半在局办公楼门前出发。”我八点二十就到办公楼门前，心想：“切诺机”是个什么东西？赵有才主任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让我坐“飞机”去下乡？这种待遇也太高了吧！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我当时将“切诺基”理解成了飞机。
当时门前停着局里那辆“二一三”，小马正忙活着擦车。八点半刚过，陈奋远副局长从楼道里闪身出来，拉开车门径直坐上去。见我还在那儿迟疑，陈局长说：“走啊！小鱼，还愣着干啥？”
我一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一边疑惑地说：“不是坐‘切诺机’吗？怎么又换作‘二一三’？”
小马当时扑哧一下笑了，扭头对我说：“‘二一三’就是切诺基。”
我有点赧然，不好意思地冲小马笑了笑。小马帮我解嘲：“好多人开始都不知道‘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儿，一个大名儿，一个小名儿。大名儿叫建国，小名叫狗蛋。”小马这样说着，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又扭头冲我善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马的车，我就是那次对小马落下好印象的。若换作小牛，那小子肯定会这样说：“傻逼！‘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连这都不知道！”
总之在玻管局的十年，是我“大开眼界”的十年。我第一次见传呼机，吃了一惊。大概是在1991年，我调到玻管局的第三天，阎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赵有才主任让我给阎局长去送一份材料。我坐在大厅等阎局长散会。那天我两次眼睛陡然放亮，第一次是因为小柳柳如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柳如叶。当柳如叶突然在大厅出现时，我的眼光陡然放亮，就像当年钱牧斋访柳如是于舟中一般，“嫣然一美姝也！”柳如叶的夺人眼目主要是她的性感。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性感丰满的女性，并且以后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从性感、丰满的角度讲，柳如叶在我人生中是“空前绝后”的。她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三个“恰到好处”：一是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既不夸张，仿佛一不留心那微笑就会掉到光可鉴人的地板上去；又不吝啬，好像那微笑是不得已硬“贴”到脸上去的，稍不注意，便溜得无影无踪。二是“露”得恰到好处。脖子是裸露的，手臂是裸露的，下来就是腿了。黑色的短裙只到大腿的中部，膝盖以上有半块砖或者一拃长的距离是裸露的。若将两截露出的大腿拼在一起，横着放那儿，差不多是一个枕头，所以让人恨不能真将这两截裸着的美腿拼起来装在一个绣花枕套里，夜夜搂着它安寝。她的性感主要表现在这两条腿以及安装这两条腿的臀上。她的腿端直、修长而粗壮。端直指她双脚并拢站直了，小腿之间只能插进去一个伸展的手掌，而有些女人的腿间却可插进去一个拳头。修长和粗壮本来是相反的——修长就不会粗壮，粗壮怎显修长？柳如叶之所以性感的惊心动魄，就在于这二者近乎完美的结合。修长的感觉来自于她的身高，她不穿鞋应该是一米七左右，和陶小北一样高。身长自然腿长，所以显出修长。粗壮来自于她的体态，她的体态主要特点是丰满，胸、臀、腿都给人一种“粗”的感觉，而腰却细。当时大厅恰好有另外一个女孩，身高和柳如叶差不多，可瘦得令人害怕。这个女孩穿一条过膝的裙子，她站在那儿，露出两条极细的腿，像两根火柴棍儿支撑着一个人体。我当时不禁担忧地向这个女孩脚腕儿处望了望，真担心那两根火柴棍儿突然折断。三是步态恰到好处。柳如叶在大厅里踱步时，步态十分优雅。而步态优雅的女性比容貌姣好的女性更难觅！“步”而有“态”，即能跟人形成一种交流，产生一种身体语言或者步态语言，仿佛她走路是在跟你“说话”。迈第一步，仿佛在说：“你喜欢我吗？”迈第二步，仿佛又在说：“你喜欢我哪儿呢？”此时总经理喊她，她若突然迈着小碎步跑起来，仿佛又在对你说：“我要我要我还要！”她要什么东西呢？只有两样东西会让她眼睛放亮：货币和性！我之所以遐想将柳如叶封为贵妃，就是因为我若是皇帝，能给她货币——我甚至有权废弃旧的货币，重新铸造一种新的货币。而她能给我性或性的想像——只要一看到她，我脑子里就全是那种“肮脏的思想”，恨不得当下就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堂里和她温泉水滑洗凝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若柳如叶为巫山之女，高唐之客，我则愿作楚怀王，幸之！明人徐霞客说，黄山归来不看岳。见了柳如叶，你可能再不愿“看”别的女人。柳如叶若是黄山，管她愿不愿像巫山神女一样自荐枕席，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眼睛将她的衣服剥光。犹如当年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一样，想必她的玉体云气缭绕，云烟氤氲，风景不俗。
这就是柳如叶的三个“恰到好处”。“露”的恰到好处中，露出来的部分当然还有脸——哪一个酒店会让一位“蒙面人”做商品部经理呢？所以这一点原可以不写出来，可我还是忍不住写了出来。因为她只有露出脸，我才能看到她脸上妩媚的微笑。
那天在蓝天大酒店初睹柳如叶的芳容，我不禁联想起明末名妓柳如是。柳如是与钱牧斋结合时，只有二十四岁。丰姿逸丽，翩若惊鸿，盛鬋堆鸦，凝脂竟体。而钱已六十四岁，黝
颜鲐背，发已斑白。燕尔之夕，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墨，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云雨甚欢。
“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这两句诗是谐谑钱牧斋和柳如是此类老夫少妻的。我若为钱牧斋，柳如叶为柳如是，年龄差距当然没有当年的钱柳那么大。我刚调玻管局时也就三十出头，柳如叶那时看样子有二十二三岁模样，我只比她大八九岁。所谓婚外恋，就是感情上的一稿多投。我第一次见柳如叶，其实就有了到她那儿投投稿的打算——仿佛这小蹄子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而我则是等待她编辑出版的一部书稿。
柳如叶当时就那样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厅里微笑着，和几个客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她就转身向电梯走去。直到她闪身进了电梯，我的目光还在像看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电视剧一样，多情地追随着她。电梯门残忍地割断了我的视线，我当时有种绝望的感觉，不由自主以手残暴地击打我坐的那把圈椅，直至将手击痛。因为视线里没有柳如叶，我的目光陡然黯淡，可很快便又放亮——电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莫非又是一个柳如叶？当然不是，这是一个男人。确切一点，是一个外地客商。他当时一边急匆匆地向大厅门口走，一边像拔一支盒子枪一般，从腰间拔出一个物件端到眼前看。我像一个真正的傻逼一样，刚用目光将柳如叶送进电梯，又用目光将这个鸟人迎出电梯——我的目光一直跟着这个人走。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端着看的那个物件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物件差不多有一包香烟那么大。客商一出电梯门我就瞥见了他腰间别着的这包“香烟”，当时我的眼光正留恋在柳如叶的“后部”。从后面看，柳如叶更是一副美人坯子，身材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称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我的目光和柳如叶的“后部”一告别，急忙移到客商的腰间来。我以为客商别着的真是一包香烟。当时我见过的最高级的香烟就是那种铁盒装的中华烟（可惜我只是见过，没有抽过），我以为客商别着的就是这样一包铁盒装的中华烟。铁盒中华烟是红盒的，还没见过黑盒的。转念又一想：也许有黑盒的，只是自己没见过罢了。我有点鄙夷这个人：太摆谱儿了！将一盒中华烟挂在裤带上干啥？证明自己是老板？因为只有老板才抽这种高级烟。这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什么两样：递给他一支好一点的香烟，看看牌子，放到鼻底嗅一嗅，舍不得抽，别到耳朵上。也许这人只有这一包烟，为了显派，天天出门时挂在裤带上。或者只是挂着一个空铁盒。就像我们《紫雪日报》那些记者，省长来了，忙着跑前跑后照相。给省长拍完再给市长、县长拍，再给随从的干事拍。回去后洗好、选出、放大，屁颠屁颠拎着送给县长市长：给县长送去的，一定是和市长的合影；给市长送去的，一定是和省长的合影。可却从不见给干事送——送什么呢？给干事拍照时，相机里就没装胶卷！
我当时正在心里这样“损”着客商，客商已从我身边经过。那包香烟突然像鸟儿一样叫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便见那人拔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后来我才知这种“鸟儿”叫传呼机，简称“呼机”。也称“BP机”、“屁屁机”。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台“BP机”，为了表示对其轻贱，将它称作“土豆”：因为土豆也有四种称谓：土豆、洋芋、山药蛋、马铃薯。
人们对于现代文明，往往持这种态度：一边鄙夷它，一边接受它，就像嫖客之于妓女的态度。
那天我和小牛从车行出来，找一家宾馆住下。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这宾馆是两星级。进房间后小牛左瞅瞅右看看，然后有点神往地说：“咱们啥时能住一次‘一星级’宾馆呢！”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是装傻，我忍不住笑了：还有比我鱼在河更“刘姥姥”的呢！我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不是一星级，是五星级！”
我刚换上拖鞋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时小牛已将我的皮鞋擦得锃亮，并在我自带的水杯里泡上了一杯热茶。我惬意地坐在圈椅上，端起茶杯将嘴唇凑上去，刚吹了口热气，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腰间那个“屁屁机”吱儿吱儿叫起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拔出呼机，屏幕上显示的一行字是：“陶小北女士请你回电话”，然后留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这妮子也在省里？我的眸子里像蹿出火苗一样蹿出惊喜之色，下意识地放下茶杯，去抓电话。可一看小牛正伸着一个十分愚蠢的脑袋在看电视，并发出一些比他的脑袋更愚蠢的笑声，我又将手缩回来，扑出去就在服务台给陶小北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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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和陶小北见面，我俩那种意外的惊喜还依恋在脸上。
陶小北呼我前并不知道我在省里。我接到传呼前，也并不知道她在省里。直到通了电话，我俩才证实对方近在咫尺。
我俩约定在我们共同的母校北方大学见面。
扔下电话，我仿佛已看见陶小北笑吟吟的脸和高唐神女一般婀娜多姿、光灿照人的身姿。下楼时，我高兴得一蹦一跳，就像脚心里装置了弹簧。快乐从心里溢出，到脸上；脸上容纳不下，掉到宾馆大厅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