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他选择“唱歌”对象，除过常人的标准外，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要求，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和二十岁的小腹。我当时大惑不解：莫非这个大款要将一个二十岁女孩子的肚皮揭下来，像贴窗花儿一样贴在一位三十岁的少妇腹部？那也太缺乏人味儿了吧！随即侧耳倾听，该大款却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为啥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少妇最解风情，最会玩儿（意指“作曲”水平高）。但遗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腹部已开始像丘陵那样微隆，有的甚至呈山峰般崛起之状。而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之腹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大款说这话的语气，给我的感觉仿佛他当时正潜伏在某个二十岁左右女孩子的肚脐眼儿里，像公路局的技术人员验收某条刚刚竣工的高速公路一般，眯缝着一只眼，用另一只眼“测量”该女孩儿腹部的平整度。而大款说话的神态，则又给我另一种感觉，仿佛他已阅尽了天下少女少妇的腹部。我当时恶心得差点儿喷饭，心想，中国还是少产生这样一些目空一切、无所畏惧的大款吧！天下父母幸矣！转而我又为陶小北担心起来，好在那天是我代阎局长赴宴，若是小北来，该大款恐怕当场就会用目光将她奸污，然后派几个弟兄饭毕即将她绑架（据传言，该大款与黑道还有点联系），因为陶小北完全吻合他那个选择“唱歌”对象的标准。
那天这个大款说完这一席话，用食指将那根在他口里戳了半天的牙签一弹，准确无误地弹进饭桌上一盆汤里。我当时又有点担心，万一这家伙“潜伏”到某个女孩子肚脐眼儿里时，也拿这样一根牙签，说不准会将女孩子戳疼，女孩子忍不住会叫唤起来的。后来又一想，大款的特点主要是钱多，往戳疼的地方扔一摞钱（有时这一厚摞钱足以买一辆“保时捷”），女孩子便不叫唤了，反会温顺地将自己变作赤裸裸的“真理”，小鸟依人般地偎在大款怀抱，任大款伸出一只手掌抚摸自己磨刀石一般光滑细腻的小腹。而大款仅用一只手就找到了
“局部的真理”，更会目中无物，觉得人生其实比“唱歌”简单得多！
令人困惑的是，大款的价值取向，竟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少妇用来裹腹的这种内衣虽价格不菲，却极为走俏。柳如眉那天让我帮她穿的那件胸衣（严格一点应叫腹衣）比乳罩要紧得多，且后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纽扣。我数了一下，竟有二十四道纽扣。刚扣好一个，另一个已自愿报名跑到手掌心里来，仿佛根本用不着移动手掌。我个子高，柳如眉站在地下，我只能扎个马步呈半蹲状自上而下给她扣这一排纽扣。扣到第八颗的时候，我偷了一下懒，将第九颗像牛望月和小牛跳那几个玻璃蛋子一般跳了过去，准备扣第十颗。没想到柳如眉很快觉察，带有威胁意味地“嗯”了一声，并将一只手弯屈到身后来，示意我将第九颗纽扣扣上，仿佛她脊背上像《封神榜》里的二郎神额头上那样长一只眼睛似的。而我此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我一时性起，将她像拎一袋面一般拎起扔到床上，她以为我看到她光滑如砥的脊背引动情思，准备和她“唱歌”，急忙提出抗议，说马上就到上班时间，来不及了！而我此时早已扑上去，将她反扣在床上，不由分说骑在她肥突的臀部上，三下两下就扣住了剩余的纽扣。我试图将一只手从这件胸衣下端伸进去，可竟伸不进去，可见这件衣服是如何紧。我不禁对柳如眉大感佩服。这又不是唐僧那副价值连城的袈裟，也不是阿拉法特或萨达姆身穿的防弹背心，有必要像“紧箍咒”一样勒在纤弱的身上吗？同时我也深感纳罕：这样的“袈裟”何以走俏？莫非中国的少妇都已变作柳如眉？抑或中国的男人都已变作大款？
直至下床，我才有时间腾出一只手来，像冯富强那天从阎水拍办公室出来一般，以手背在额头抹了一把汗珠甩在地下。而此时柳如眉早穿着那件“防弹背心”出了门。我瞅着她的背影一阵坏笑，我扣纽扣时做了手脚：凡是逢单数的纽扣，我故意扭作“乘号”（×）扣上。逢双数的纽扣，则采用正常的等号（=）扣法。其用意有二：一是一票解柳如眉的这件“防弹背心”时，必然十分费劲，尤其是“乘号”扣法的纽扣，更得累他个贼死。加上他心急火燎，难免扯断一个扣索。这样他也许就不再试图解这件胸衣，也就无法像给县里拨指标那样尽兴地用指甲盖拨弄柳如眉那两个红红的乳头。两人将就着唱唱歌，草草收场。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只能是“局部的真理”。从我的角度看，受的损失就要小一些。二是晚上回来，柳如眉必然还要我来帮她解开这件胸衣，若两种扣法一旦发生错位，就证明一票解过这件胸衣。虽然我即使获知了这一点，仍会佯装不知。但孩子般的好奇心，还是驱使我想确凿无疑地窥知答案。
柳如眉和一票玩得如火如荼，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据说男人在女人背后常干的两件事，一是替妻子拉上裙子上的拉链，二是替情人拉下裙子上的拉链。而我却可以做到替妻子的情人拉下妻子裙子上的拉链。一个可以看着自己妻子与别的男人“唱歌”而不动声色的男人，其阴险歹毒令我自己都有点不寒而栗。鱼在河，让你的血变得再冷一些吧！紫雪市的玻管事业需要你这个“冷面杀手”。只有这样，你在宰掉冯富强和袁长印这样的坏蛋时才会毫不手软！那位大款需要的是女性坦荡如砥的腹部，我鱼在河也需要“砥”和“砺”一般坚硬无比的磨刀石，将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硬，将我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子”磨得寒光闪闪，刀锋犀利，剑气逼人，挥一挥，动一动，兵不血刃，那些阻挡我前进道路的坏蛋便一个个在我面前萎谢跪拜，俯首称臣。
为今日之鱼在河纵情讴歌吧！我鱼某已成为那种道行极深的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招一式蕴含着千钧之力！
34
阎水拍局长欧洲考察回来后，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工作需要”，将冯富强调到局工会任副主席，隶属陶小北“管辖”。这样我们局就有了三个工会主席：行业工会主席姬飞（副处）；局工会主席陶小北（正科）；局工会副主席冯富强（副科）。
阎局长告诉我，冯富强只一小会儿就在局里拉了三次屎，身体软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哪里还能上阵带兵打仗？
取代冯富强挂帅上阵的人是我——我被任命为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李小南被任命为政秘科副科长。
我掌握了局里的财务大权，所有的条据必须由我签字审核，再呈阎局长。包括副局长出差归来的条据，也得先由我审核，再呈阎局长签字，然后才能在出纳员那儿变为人民币。
我把握如下原则，局级领导拿来厚厚一沓条据，我看都不看，就会在单据封面写下一行漂亮的小字：“属实，请阎局长审批”；正科长拿来单据，我会翻一下，然后在封面上写下如上字样；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拿来单据，我则会略微多翻几下，一边翻看一边笑着说：“没办法，有个责任问题！”如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也会提笔写下“属实，请阎局长审批”字样。
科员和工勤人员拿来条据，我会翻得更细一点，有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办？那就看对方是谁了。若是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冲他笑一笑，看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并不说什么，拿起笔就在封面上写：“属实，请阎局长审批。”然后再冲他笑一笑，还不说什么话，只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一拍，或轻轻捏一捏，便将单据递给了他。此时对方就会十分感激地冲我点头，并迭口连声说：“谢谢鱼科长！谢谢鱼科长！”此时我再缄其口，仍不说什么，站起身冲他笑着扬扬手，意思是说：去找阎局长吧，去出纳员那儿领钱吧！
若是没有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轻描淡写将条据中的问题指出来，然后说：“怎样？回去按规定重填一下？”
若是刁难过我的，摸过我头的，学过我说话的，我就黑着脸将单据甩给对方。有时我甩得劲儿大了一点儿，将单据“出溜”甩到地下，他们也会弯着腰捡起来。我知道他们弯下腰去时心里一定很难受，而我“甩”的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难受吗？你也许会担心，他们直起腰来若冲我嚷嚷怎么办？他们敢吗？除非他们以后的单据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他们的单据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分呢？所以他们就永远不敢冲我嚷嚷。
尤其是那个小胡，那个摸过我脑袋的小胡。还有那个更可恶的小牛，那个将我儿子撵下车让我儿子蹭破脸磕掉牙的小牛，那个将我的包放在臭烘烘卫生间门口、并当面奚落我挤对我从人格上侮辱我的小牛，这下可犯在我手里了！
这天，这小子拿来一沓修车票据。我将票据扫了一眼便扔在桌上，眼皮也不抬对他说：“这会儿正忙着呢！先放那儿，明天我审核后再说吧！”其实我当时只是忙着看一张晚报。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十分有趣。标题为：“百万富翁身高一点一米，靓妹冲破世俗以身相许”。旁边配有一张大照片，那个“靓妹”足有陶小北和李小南高，而那个二十六岁的百万富翁还没我儿子鱼小明高。照片上他的脑袋刚到“靓妹”腰际。我当时目测了一下，他即使探起手，也刚能探到靓妹的乳房，而且不一定能探到那个“奶嘴嘴”。我想起冯富强以前讲的那个摸不到“奶嘴嘴”的故事，扑哧笑了。站起来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她俩看着也乐不可支。
我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小牛还弓着腰站在那儿冲我谄媚地笑，并用眼角的余光瞥我桌上的那沓票据，我将那沓票据拿在手中，像甩小牛耳光一样将票据在桌沿上重重摔了一下，硬邦邦地扔给他一句话：“票据丢不了，没看我这会儿正忙着嘛！我得有时间才能审核，明天再说吧！”见我这么说，小牛急忙哈着腰，一边冲我点头，一边后退着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上班小牛再来的时候，我仍在看一张晚报。这张晚报有一则消息也挺有趣的。一位电子学博士，娶了一位美丽的娇妻，对她是否忠实于自己不放心，竟在她手提包夹层里和所有皮鞋的后跟里偷偷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将妻子全方位监控起来。这与我们紫东县那位给妻子阴道两侧安装“防盗门”的农民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愕然，随即又哑然失笑，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和她俩开玩笑说：“看来你俩得检查一下高跟鞋的鞋跟了！”我和小北小南逗趣的时候，早见小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进来了，像我儿子一样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目光妩媚地追随着我。但我却瞧都没瞧他一眼，又和小虎小高说话。这张晚报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标题为：“是情色广告还是新颖创意？”文中举了几条因“一语双关”产生歧义引起争议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悬挂在闹市中心。其中一则为：“左右策划，把你搞大”——这是一个广告策划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一则为“泡泡漂漂”——这是一个洗衣粉厂家做的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这是一家路牌广告公司招租广告牌。
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