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眉那天在名单上连着涂了五六次“√”和“×”的,就是涂在这个人名字后面——她吃不准这个人会将一票投给谁?
柳如眉开始争取这一票。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将这个人称作“一票”。
柳如眉暗中对一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排调查。那些天,她一吃过下午饭,就骑个自行车到外边跑,仿佛公安人员侦破某个案件走访人民群众一样。我洗完碗还得给孩子辅导作业。那时我才痛苦地发现,女人可以热衷于逛商店、养宠物,为健美跳足尖舞、肚皮舞,甚至可以搞传销,但千万不要热衷于“搞政治”。正像男人可以热衷于“搞科学”、“搞业务”、“搞研究”、“搞事业”,但千万不能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女人热衷于“搞政治”和男人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可怕,因为这是他们走向堕落的开始。
在我们紫雪市,只要担任一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就算进入了“政界”。争取担任这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的过程,便是一个“搞政治”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紫雪政界,市委书记、市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对央视的新闻联播十分重视,尤其关注中央领导的行踪;县委书记、县长、局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则十分关注本省的新闻,对省委书记、省长的去向了如指掌;而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这一级别的干部,关注的则是紫雪电视台每晚播出的紫雪新闻。柳如眉未“搞政治”前,一有时间便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些煽情的连续剧。一部《过把瘾》她能看五遍。看毕还要评论:什么“王志文太瘦”,“江珊眼睛太活、太花,肯定多情”,“刘蓓有点假正经,不说话就会勾引男人”,“史可嘴唇太厚,上嘴唇像高中语文课本,下嘴唇像数学课本,合在一起像一本新华字典”。可自从开始“搞政治”后,她再也不愿意看这些乏味的连续剧了。每天紫雪新闻开始前五分钟,她早已像在主席台下听领导讲话一样端端正正坐在了电视机前。市委书记有一次讲话时碰翻了一个茶杯,市长有一次说了一个错别字,她竟替他们惋惜了几天。在几十名市级领导里,她尤其关注曾给我们阎水拍局长做过下级的那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行踪。只要这位部长在荧屏上一出现,她脸上的表情便十分庄重且兴奋,还有某种自豪,仿佛组织部长是她爸爸、她哥哥或者她丈夫。有一次正看紫雪新闻,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前,新闻里一个副市长正在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讲话,她接完电话后,却见组织部长正从一个贫困户家中脑袋一低钻出来——这是这条新闻的最后一个镜头。然后便是另一位副市长在另一个会议上讲话。柳如眉当时十分沮丧:如果早知道两个副市长讲话的新闻中间会播组织部长的这条新闻,她怎么也不会去接那个电话了。她当时急切地追问我组织部长到那个贫困户家里干啥去了?那个贫困户是在哪个县哪个村?我当时根本没注意这些内容,她便毫无来由地指责我,说如果是江珊或者刘蓓当组织部长,我保准会不错眼珠盯着看!恐怕电视机都会被我锥子一般的目光扎出个窟窿!我那时喜欢电影演员江珊和刘蓓,她就如此戏弄和打击我。打击完我她又推测,说组织部长肯定是去慰问贫困户去了,要么就是去基层宣讲十四大精神去了(当时刚召开过十四大,要求将十四大精神宣讲到基层)。那么到底是慰问去了?还是宣讲去了?她最后又否定了宣讲。因为如果要宣讲,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会统一行动,这个在这儿宣讲,那个在那儿宣讲,还有几个在别的地方宣讲。而那天的新闻里却有两位副市长在与十四大完全无关的会议上讲话,这就说明肯定是慰问去了!那么是到哪个乡哪个村慰问去了?拿的慰问品是一袋面粉还是一袋大米?这两个问题还在困扰着柳如眉。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柳如眉那天晚上会坐卧不宁。好在紫雪新闻每晚十一点还要重播一次,柳如眉终于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否则那天她真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
“搞政治”有大小之分,当年“四人帮”鸠合在一起“搞政治”,是为了篡党夺权,人民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是政治之“大”或者“大”的政治。柳如眉骑个自行车在紫雪城里疯跑,看电视时对市委组织部长情有独钟,这是政治之“小”或者“小”的政治。虽然搞政治有大小之别,但其过程却是相通的——都需要策划于密室——柳如眉不是曾在“密室”的床上掰着指头“策划”过?本质也是相同的——都是为达到某一个目的:四人帮是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柳如眉是为当那个副科长。
当年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我却粉碎不了柳如眉要做一个副科长的阴谋。我多想劝柳如眉悬崖勒马。我在心里不止一次给柳如眉“讲”过这样一些道理:女人一旦热衷于政治,女性的天性和美便会荡然无存。女人可爱就可爱在她们总是扑闪着一双孩子般纯真的大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女性的善良而减少了几分肮脏,多了几分可爱。她们不懂得落井下石,不懂得背信弃义,不懂得勾心斗角,不懂得陷害别人,不懂得一边笑容可掬地拍一个人的肩膀一边冷不丁将这个人推下悬崖。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她们擅长使
用的“挦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基本动作要领在“搞政治”时又很难用得上。因此女性一旦踏入官场这个雷区,因其在对付官场险恶之中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力不从心,必然会被炸得血肉横飞。为了保护自己,她们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犯贱!而女人一旦犯贱,便不再被人尊重——妓女之所以肉体上被男人蹂躏后,还要遭精神上的践踏,就是这个道理。
柳如眉经过一番奔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和一票的妹妹是同学。她通过中学同学约见了同学的妹妹,通过同学的妹妹约见了一票的妹妹,让一票的妹妹将话捎给自己的哥哥。柳如眉对一票的妹妹说:“本来我和你哥是同事,但这种事我怎么好意思自己说出口呢,所以请你转告你哥,我将来会感谢他的。”
柳如眉这一番穿梭外交明显带有女性手法——拖泥带水!不过仔细思量,这种手法有其独到之处。比如你要打电话问候一个关系并不熟悉、却已心仪已久的女性。若直接将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会很冷淡,因此一些温情的话很难说出口。而你若通过手机发一个短信:“你好吗?愿快乐永远伴随着你,愿你永远像现在这样年轻美丽!”收到短信的这位女性保准会莞尔一笑,心里升起一缕感动。这一感动,或许会给你回发一个短信,虽然只有两个字——谢谢!可对你和这位女士的交往而言,这两个字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的中美联合公报。这两个字就是搭在你俩之间的一道云梯,顺着梯子使劲攀援,没有攻不破的金城汤池!有一天你就会走进她的心间。第二条短信你就可以这样说:“可以请你吃饭吗?或者喝茶?我担心你飘然而至的那一刻我会心跳过速,而你若不来,我又会在瞬间觉得人生其实毫无意义可言——当然我不会因此而自杀——因为还有‘下一次’!亲爱的,下一次约你,你会如约而至吗?如果你欣然赴约,那么这一次的等待就变作了一种比赤道还要漫长的幸福!”
一票的妹妹若是一部手机,柳如眉就是那个痴情的追求者,通过这部手机给一票发出了第一则短信。
柳如眉给她的同事发“短信”是在1992年底,那时紫雪市还没有手机。紫雪市是在1995年底才开始有手机的,那时手机不叫“手机”,叫“大哥大”。那年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从欧洲和美洲考察归来,每人提着一部“大哥大”。当时那种“大哥大”价格昂贵不说,体积也特别大——差不多有一颗炮弹那样大,至少也有我们紫雪电视台那些记者提的那种微型摄像机那样大。
所以柳如眉这个聪明的家伙应该是我们紫雪市最早使用“手机”的人,比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早使用了三年。
而且柳如眉这次成功穿梭体现了这小娼妇一种超群出众的智慧。说起那种因智慧超群而被人们肃然起敬的人,在美国,我们会想起基辛格;在中国,当然会想起周恩来。可当年他们采用的手法与柳如眉的手法也没有多少差别:基辛格秘密访华,全世界的媒体发布的却是他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基辛格白天在巴基斯坦露面,心不在焉参观几个点,晚宴后却称病不出,偷偷溜到中国,秘密会见周恩来,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一票的妹妹就是当年的“巴基斯坦”,柳如眉通过这个“巴基斯坦”秘密会见了一票。
中美建交前之所以费了这么多周折,那是因为当时还有个苏联,在虎视眈眈盯着这个世界上的风吹草动。柳如眉和一票建交之所以绕道“巴基斯坦”,是因为她科里也有一双眼睛,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个“苏联”就是那个竞争者!
柳如眉和一票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同事将那一票投给了她!她担任了副科长。
投票结束的当天下午下班前,当办公室只剩下柳如眉和一票时,两人的目光像彗星和行星一样含情脉脉地相撞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像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9时(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六年之后,美中两国向全世界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样,我的妻子柳如眉和她的同事“一票”,在中美建交十多年后正式建立了男女关系!
柳如眉担任副科长当天下午下班回家后,说话时便像领导那样作指示——举着筷子不停地点我——仿佛我的脑壳是电脑的鼠标。按照我们紫雪市“搞政治”的程序:科长领导副科长,副科长领导副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领导科员。照此模式,柳如眉领导我,我原本想领导鱼小明——可鱼小明当时的理想不是做“科员”,而是想当一个团长或者军长——他当时每天放学后要缠着我下两盘军棋。想到自己可爱的妻子即将被外敌入侵,她拿筷头点我时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使劲!淘气的儿子又不服管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主任科员鱼在河当时在饭桌前难过地低下了头。
23
市委在市党校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学习班,要求市级各部门派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阎水拍局长在市委红头文件上粗粗批一行字:“有才同志,这是一次提高理论素养的难得机会,请办公室派人参加。我意请陶小北同志和鱼在河同志去参加学习”。落款为“阎水拍,某月某日”。落款之后,阎局长意犹未尽,又用粗重的炭素笔画一条流畅的曲线,从文件天头一直拉到地角,在地角处又批一段话:“下次再有此类学习班,可请李小南同志去。包括康凤莲同志或其他一些科室的同志,也应逐步分批参加此类学习班,以提高政治修
养和理论素养。此事由办公室牵头,请有才同志统筹安排“。再次落款”阎水拍,某月某日“。
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个副主任科员不能算是“副科级干部”。因为“副科级干部”一般是指实职,而副主任科员的实职却是“科员”,只是享受副科级的工资及其待遇。这就好比一个曾担任市委书记或市长的离休老干部,虽然还享受同等待遇,却不行使市委书记或市长的职权——副主任科员同样不行使副科长的职权。
陶小北、冯富强、柳如眉这些同志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
所幸这种学习班一般都马马虎虎,审查并不严格或者干脆不审查。冯富强常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曾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副处级干部理论研讨班”。在报到册“职务”一栏里写下“副处级”三字时,他当时心里陡然来了一股劲儿,那股劲儿周身贯通,一直贯注到手臂上,结果写到“处级”两个字时,手腕上感到并没有着多大的力,却一下将报到册厚厚的纸戳破了。
那次会报到在蓝天大酒店一楼大厅里。签完那三个字扭头就看见商品部经理小柳妩媚的脸。冯富强说,小柳的脸那天格外妩媚,而那种妩媚又仿佛是专为他准备的。冯富强说他当时顿然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奥的道理:男人一生惟一应追求的目标,就是把官做大!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简称真理。而像小柳那样的商品部经理,只肯为“真理”献身。献身的同时她也变作了“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两个“真理”若在一起“唱歌”,那一定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冯富强说他当时瞥了一眼小柳丰满的腰身后,用目光将小柳脸上妩媚的笑容席卷而去。他腋下夹着那个材料袋向二楼的会议室走去时,腿脚格外有力,就像一条刚充足气的橡胶轮胎一般,一弹一弹上了楼。
冯富强当时在办公室对我发表这番宏论时,还有别的科室两位副科长。他的“真理宣言”发布完毕,那两个副科长脸上挂着“追求真理”的笑容出去时,陶小北脸上挂着“拒绝真理”的笑容进来了,随即李小南一脸疑惑而至。那疑惑仿佛在说:“是为真理而献身呢?还是对真理说‘不’!”
真理情结已像十年后到来的那场可怕的“非典”一样,困扰着我们玻管局办公室每一位同志的内心世界。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我,就像当年投身革命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着痛苦的选择。
这个理论色彩颇为浓郁的人生课题,被冯富强一句直白的、同样像“真理”一样赤裸裸的话戳破了。他见陶小北和李小南进来,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鱼在河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壮阳药?就是不断地升迁!”
“冯富强你又在捣什么鬼?”陶小北总是将冯富强当做真理的对立面,对他总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我和在河说几句悄悄话。”冯富强啥时见了陶小北都是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假正经”见了“正经”、“假正史”见了“正史”、“假道学”见了“道学”一般。
“你们男人也有悄悄话?”李小南饶有兴趣地问。
“男人的悄悄话那才有趣呢!不像你们女人的悄悄话,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老公、孩子、谁的衣服漂亮……男人的悄悄话就像高尔基笔下那种海燕,在暴风雨中刷地穿过乌云冲向了天空!”
我们玻管局到市党校只有一站路。每天早晨我到单位时,陶小北已在办公室等我。这天我一进办公室,她就娇嗔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不能早点来,人家都等你五分钟了!”
我抬腕看看表,八点刚过五分,我冲她歉意地笑了笑。我俩夹个材料袋从楼道里经过时,碰到了冯富强。这家伙不阴不阳地说:“在河,去党校学习啊,你成咱局里的后备干部了!”冯富强私下对别人说,本来局里是让他去学习的,他工作忙,脱不开身,才改为鱼在河。冯富强接着又说,那种“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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