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在香港做事，力劝詹家送儿子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还将好心的邻居大骂了一顿，最后邻居同意把自己女儿许配给詹家，詹兴洪这才勉强同意了。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他同其他29名幼童作为清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科技。自此以后，出国留学才渐渐成为热潮。而曾国藩并没有看到这一批小孩子远赴美国，他在五个月前去世，死前他向朝廷推荐了自己的弟子，那个永远起不了早床的安徽人李鸿章，继续他的事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遗志，一面大力加强国防，扩充和训练淮军，一面专心于“洋务”。前文说过，在他的手里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历史课本。而其中有一家企业是不得不说的，这就是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清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最开始只有三艘船，而几年后不仅拥有了几十条大船，分支机构遍布国内港口以及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甚至还收购了一家美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的它是我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是央企中仅有的12家“6A”级企业之一，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超级油轮船队。在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随后创办的招商银行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旗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荣耀，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李鸿章。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忘记他作为开创者的功劳。
而李鸿章做事的这段时间正是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慈禧虽然深居宫中，但并没有被“满汉有别”的观念所禁锢，也没有极端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她主政的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李鸿章就是继曾国藩之后慈禧最为倚重的汉臣。
那么，这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就铁到没有嫌隙、可以互相信任了？
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永远是否定的。
这跟制度有关。专制制度永远是单向的，上级发话，下级听从，上级的话就是指示，指示需要传达，传达后需要组织一帮人来开个会，讨论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然后下级去干下级的，背后有领导的一双眼睛在盯着。
而如果这个领导是最高级别的领导——皇上，这就更难办了。你需要刻意地表现你与皇上的亲近，但又要掌握好那个度，这个度就是绝对地忠心，但只是相对地理解——也就是所说的“死忠”。皇上不需要被理解，他的权威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对于皇上说的，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千万不要判断出皇上的下一手是二五八万，还是一四七条。如果皇帝的心思都被你猜中了，他最恐惧的那两个字就会出现在他的梦中——谋反！
要记住，和牌的只能是他一人——是为家天下也。
官场是没有平等信任关系的，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慈禧和李鸿章之间也是如此，但和别的君臣关系不同，它又多了一个实际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慈禧的最高权力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是通过权势占有她的“儿子”光绪的，那个已经亲政的光绪就坐在朝堂上，只要他在，就会对慈禧继续霸占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这就注定了慈禧只能是一个和稀泥去平衡各派的人物，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稳定”，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朝局稳定了，不出什么乱子，她的权力安全才不会有什么乱子。所以，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跟她的个人观念和喜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喜不喜欢洋人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出于权力安全的需要，慈禧这个人既不可能绝对的保守，仇视一切“洋务”，也不可能绝对的开明，放手让洋务派们去干，她是个时时刻刻在“维稳”的人。
对于李鸿章，慈禧一直在用，也一直在防。而李鸿章也心知肚明，他不仅一直在“能用”的方面上让慈禧满意（争取更大的乌纱帽），也一直在“不需要防”的方面让慈禧放心（保住乌纱帽）。
活得真是个累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与李鸿章之间的新式君臣关系了：在这个朝廷里，在皇权最高领导和最会做事的臣子之间，没有人像慈禧和李鸿章这样，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互为灵魂知己，又互相利用，互相算计。
得出这个结论是为了解开接下来的这个谜底，关于北洋舰队一个争议多年的谜底。
慈禧挪用军费的秘密：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而是为了要挪用海军军费而修颐和园！
当慈禧把建设强大的北洋海军托付给李鸿章之时，她就已经明白，她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托付给了李鸿章。海军太重要了，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进攻清国的，谁掌握了海军，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在建设北洋海军之时，一开始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她强调“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只要是关系到北洋海军的事情，要银子有银子，要政策给政策，要人给人，花费这么大的投资，言官御史们风言风语，慈禧只有一个反应——不理睬。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强力支持，北洋海军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北洋海军建成那一年（1888年）后，慈禧的态度却变了，当李鸿章像往常一样奏请拨款购买军舰和大炮的时候，慈禧的回答是：没钱。
而暗地里，慈禧开始忙碌一件事情——修颐和园。
修颐和园的预算是2000万两白银，而费用是从海军军费里挪用，这么多银子用于修园子，留给北洋海军的自然是没钱了，别说再买舰买炮，买颗子弹的钱都没有。
所以，从1888年后，北洋海军再没有添置一艘新军舰，大炮也是旧的。
买了舰和炮就修不成园子，修了园子就买不成舰和炮，新舰新炮和颐和园，似乎是一对矛盾。
而真正的矛盾焦点只有一个——权力安全，准确地说是慈禧的权力安全。
挪用海军军费无异于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不会不知道。但是，作为专制制度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要面对的现实是：如果不发展海军，国家要被西方列强打成殖民地，所以必须发展。但是如果海军过于强大，而且这支强大的海军只是掌握在李鸿章一个人手里时，那么为了权力的安全，必须防备李鸿章拥兵自重，有谋逆之心。
另外还要防备的，就是李鸿章倒向光绪。
别看李鸿章是慈禧的嫡系，但官场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在有条件的时候，谁不愿意站在权力之巅？
这就是慈禧对于北洋海军最真实的心态：既要让这支军队建立发展，又不能让它过于强大。
大家要问了，既然要防着李鸿章，那么一开始不让他掌控海军军权就好了嘛，让一个能够信任的满族王爷来领导不是更好？
先不说这些满族王爷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他们谋反更容易），就算是真的值得信任，慈禧老人家也是没有选择。
原因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李鸿章能办事，换句话说，能办事的，也唯有李鸿章而已。慈禧并没有把北洋海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交给李鸿章，而是她信任的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问题是奕劻同志跟其他满族王爷一样，只顾自己捞银子，对海军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实际控制。因为他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主，没有李鸿章的实际掌控，北洋海军估计到最后都只能打鱼。慈禧不得不将建设和掌控海军的重任（也就是大权）托付给李鸿章——就像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后，朝廷也不是没让八旗和绿营上过阵，最后不得已才放权给曾国藩。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永远是政治家的选择。级别越高，能做出一个“完美选择”的余地越小。对于慈禧来说，她既要让李鸿章能做事，又要让他只能为自己做事——这是慈禧对李鸿章的最基本的态度。
以上费尽口舌说了这么多，我想结论已经渐渐清晰了。在史料中，人们把慈禧在北洋海军正要迅猛发展之际，却昏聩到挪走军费修颐和园，当成她作为一个女人贪图享乐、腐败堕落、昏庸无能而且荒淫无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
慈禧并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才挪用海军军费，而是要为了挪走海军军费才修颐和园！
只有修颐和园，李鸿章才无法反对。因为这是一个令大权在握的李鸿章无法反驳的理由，1888年是光绪亲政的前一年，慈禧即将退休，如果为她幸福的退休生活弄套带花园的别墅李鸿章还要反对，那你李鸿章是何居心啊，心里还有没有这个领导啊。
所以，只有打着为慈禧修颐和园的旗号，海军军费才能畅通无阻地从李鸿章手里弄出来，如果朝廷用于其他的用途，李鸿章都是会跟你拼命的。
好吧，总而言之，当我们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等这些经常骂政客的词去骂慈禧时，我们恰恰已经忘记她的身份——最高级别的专制者。享受是所有的专制者都喜爱的，所谓有条件要享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享受，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权力安全的基础上，如果屁股下的这个位置都不保，还谈什么享受。
当然，修颐和园不能完全排除慈禧有享乐的心态，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动机。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建设北洋海军是为了国家（部分为了自己），而不让一支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军队过于强大，则是为了她自己。北洋海军最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军，不是它技不如人（军舰是世界上最好的军舰），也不是没银子（花的钱比日本多），更不是没时间来发展（比日本起步还要早），而是从一开始，在源头上，它根本就无法强大！
所以，在一个专制体制内，享乐、堕落、荒淫，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它不是最大的罪恶之源；而清正、廉洁、貌似的大公无私、十分亲近百姓，有事总在一线，也不是最可爱的，它也不是善政之本，因为这一切，很可能都隐藏在权力斗争和党派之争的面目之下！事实上，包括慈禧在内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和本派别进行的利益争夺，都是在“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下进行的！
当朝廷要挪用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消息传到李鸿章这里时，他的第一反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海军刚刚建成，正是要加大投入的时候，现在却停止拨款了，这简直是卖国嘛！李鸿章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给慈禧上了道奏折，要求停建颐和园继续发展海军。而慈禧对这封奏折的反应很奇怪——她严厉地批评了李鸿章，却没有给出任何原因，只是安慰李鸿章继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像条老黄牛。
经过一番思考，李鸿章终于心知肚明了。慈禧正是要以解决她退休后住房问题的名义，光明正大地挪走军费并让李鸿章无话可说。在幡然醒悟之后，李鸿章十分爽快地配合了。他不再上反对修园子的折子了，不再为国防去争了，他为把海军军费挪给宫廷创造一切可能的方便，主动配合慈禧有所猜忌的心思，带头把北洋海军发展的势头压下来。
慈禧要保障她的权力安全，李鸿章大人也需要保护他在慈禧手里的顶戴花翎，就是这个局面了。当丁汝昌打报告给李鸿章，要求先在主力战舰上装备最新的速射炮时，虽然这只需要60万两银子，李鸿章的回答是：没钱。
同样的，在清日战争之前，刘步蟾报告了日本舰队正在大肆购买最先进的军舰和舰炮，对北洋舰队造成很大的威胁，要求继续买舰买炮，强大海军，防备日本，有苦说不出的李鸿章只是答了一句：你的心思是很好的。
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是真的没钱，即使朝廷没钱，他的小金库里也是有的。在清日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北洋海军还有一笔存在汇丰银行的200多万两银子的“活动经费”，这些钱即使买不了军舰，进行速射炮的更新换代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是，李鸿章不敢啊。
事实就是这样了。这样一支政治大军，它背负着各式各样的政治目的，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会在这里来插上一脚。如果军人不能纯粹为了战斗而战斗，即使它的编制和武器与国际接轨，这还是一支陈旧的军队，一支战斗力不断下降的军队，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朝廷存在党争。
后党和帝党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了，但还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是一个生力军，一个离开我们视线已经很久，但从未放弃往权力中心去钻营的人。
袁世凯在北京的“活动”
在清日战争爆发前，成功金蝉脱壳回到国内后，袁世凯人去了辽宁，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相当于粮草官。袁大人对这个安排是很不满意的，但好歹没有再把他打发去朝鲜，而且也是在做军队工作，他在等待着真正进入军界的机会。
他知道这个机会是会到来的。
在辽宁，袁世凯亲眼目睹了前线士兵的大面积溃逃。虽然他也是从朝鲜逃回来的，但对于别人的逃跑，袁大人很痛心，他每天都在大骂前军主帅，似乎只有他才适合当前军主帅。他自信自己有办法管理好一支军队，让这支军队特别守纪律、特别能战斗，而办法就是他的那个老办法——杀人立威。
“前兵溃逃，若影响运务，凯将痛杀之！”
但对袁世凯来说，这个梦想又很遥远。他在军界并没有任何影响力，知道他的人也只知道他驻扎过朝鲜，工作干得还不错，但这跟真正的带兵打仗是两回事。
看来袁世凯先生需要一个契机。
契机很快就来了。旅顺失陷后，朝廷突然明白，勉强能打仗的最后一支军队——淮军都已经是另外一支八旗了，必须着手建立一支新式陆军，不然的话清国将无兵可以打仗。经过研究，朝廷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yù fēn）为总负责人，仿照西方德国的方法，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训练新式军队，先练5000人，取名为定武军。
胡燏棻当时在天津为前线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说，他是袁世凯之外的另外一个粮草官。朝廷之所以任命他为负责人，是因为他可以就近工作，拍拍裤脚就可以上任，这也说明胡燏棻只是一个临时人选。1895年12月，在练了一年的兵以后，胡燏棻被调去负责修建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朝廷还需要选择一个正式的人来接任练兵。
袁世凯得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那半船黄金还没用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黄金送给谁呢？再去找老上级——李鸿章肯定不行了。李中堂的仗打得一塌糊涂，在朝廷上已经说不上什么话，又因为签订《马关条约》，换来一片骂名，现在连慈禧都无法保他。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被撤，只保留在总理衙门兼任的职务——他成了在外交部上班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自身难保。
袁世凯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是时候需要再投别人的门下了。这个人会是谁？
袁世凯打听到有权决定人选是朝中的这么几个人，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庆亲王奕劻（后党）、清流派首领李鸿藻（不是李鸿章的兄弟，属帝党）、步兵统领荣禄（后党）。
按照袁世凯的级别，他的黄金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亲王级别的，于是他决定从后两位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