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训练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有领导来视察时,旌旗蔽日,把定远和镇远拉出,巨舰出海,让领导高兴一下。如果要看实战演练,也很好办,靶子早就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准备好,几个预定的开炮点也设置好,检阅开始,军舰开到这些预定地点,闭着眼睛发几炮,百发百中,总算摸索出了一条具有北洋特色的让领导满意的视察模式。
这些情况其实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言官御史们多次弹劾丁汝昌,但都被李鸿章顶了回去。李鸿章需要丁汝昌的原因前面说过了。而需要李鸿章的是谁,答案将随着战争的深入而揭晓。
·方伯谦的结局·
海战的结果传出了,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清流言官们找到了事做:不遗余力地参奏丁汝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更何况还战败了!于是,丁汝昌被专门参,被单独参,被在其他奏折中附带参,反正成了炮轰的对象,众矢之的。与此同时,言官还暗地里将矛头对准李鸿章,要求追究李鸿章的领导责任。
丁汝昌赶紧向李鸿章写报告,把海战的过程描述了一遍。接到报告后李鸿章仔细阅读,发现了一个兴趣点,马上给丁汝昌回电:“接电,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
丁汝昌明白了,于是他重新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新报告重点讲了讲方伯谦如何率领济远舰逃跑,顺便将方伯谦的逃跑定义为舰队变成一盘散沙的直接原因——“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观望星散,将队伍牵乱”。
后来,李鸿章加上一句:“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船伍,必可大获全胜!”
李鸿章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让方伯谦成为北洋舰队战败的替罪羊吧。
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找到这个替罪羊,还需要堵住“闽党”以及朝中言官们的嘴。
他们很快想到一个人——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闽党”,借刘步蟾之手去杀掉方伯谦,无论是“闽党”还是言官,都无话可说。
要借到刘步蟾之手,还需要一道程序:让他暂时成为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代理司令)。
于是,丁汝昌开始养伤休假,李鸿章命令刘步蟾暂时接替丁汝昌的职位。丁汝昌写好的那第二封战报,由刘步蟾签发。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舰队司令平时有事不能来上班,应该由左翼总兵(林泰曾)代理,左翼总兵也不能来上班时,才由右翼总兵(刘步蟾)代理。所以,按照章程规定,即使是丁汝昌有伤请假,代理司令也应该是由林泰曾来接替,而林泰曾一向老实,他是绝对不会签发把方伯谦定为替罪羊的报告的。李鸿章看中的就是刘步蟾为人强硬,能压服其他福建同乡——借刀杀人之计,很完满。
根据这个战报,李鸿章请旨将方伯谦即行正法。
朝廷当即同意,李鸿章立即将处斩方伯谦的电报发给北洋舰队,电文的签收方是“丁提督刘镇”,也就是让丁汝昌和刘步蟾同时签收,而以前李鸿章发给北洋舰队的电报都是丁汝昌一人签收——这就是说,刘步蟾必须全程参与杀方伯谦的过程。
同为福建人的林泰曾、叶祖珪、邱宝仁一齐求见刘步蟾,请求他看在大家都为老乡以及27年同学同事的分上,设法保住方伯谦一命。
刘步蟾表示:我也没有办法啊。
42岁的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山脚下斩决。
就方伯谦战场逃跑来看,他的行为属于严重地违反军纪,被正法是一点都不冤枉的。但是他又很冤枉,他的冤枉在于一个人承担了大东沟决战失败的责任,而丁汝昌解脱了,李鸿章也给了朝廷一个交代,言官们的嘴被堵上了。大家一团和气。
在死前,方伯谦曾质问:“军无令,队不整,谁之过?”
这是逃跑冠军最后一次抓住了事件的核心,只是他再也没有去分析判断的机会了。
在方伯谦死后,丁汝昌的伤奇迹般地“迅速好转”了,刘步蟾当了两天代理司令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丁汝昌重新归位,此后李鸿章发给北洋舰队的电报再也没有列上“刘镇”。
由于方伯谦是死在刘步蟾任上,方、刘两家自此世代结怨,方伯谦的后人一直保留一个祖训:先辈是被他的同学刘步蟾诬陷害死的,要向刘家报仇!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州的方、刘两姓互不通婚。
·海战结束,陆战开始·
日本。当大东沟海战的消息传回时,整个日本都疯了,各地的人涌向东京,欢庆他们的胜利,日本铁路公司特意降低了各地到东京的火车票价。大家其乐融融,并不敢相信能够战胜强大的清国,喜悦来得有点突然啊。
伊东佑亨胜利了,他的胜利是冒险的胜利。他冒着风险打破了世界海军的权威理论,赌一把却换来了丰盛的成果。他的战术也引起了西方老牌海上强国的注意,在研究之后,欧美海军很快仿效,成为一时的潮流。
西方媒体用他们的视角关注了这一次战争,伦敦《每日新闻》挖出了清国官场的腐败。在1894年12月13日这篇报道上,值得注意的是标题,很生动,翻译得现代一点就是“人类已经阻挡不了清国官场的腐败”,标准翻译是“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
《泰晤士报》国际新闻版主编姬乐尔来到了清国,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走访后,他得出了结论:“我们寄希望于清国的潜在力量约达30年之久,认为清国会崛起,但你我都知道,这种幻想是如何破灭的。在我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清国很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却可以列入弱国的行列之中。在清国看来,历史、地理、近代科学成就、影响西方国家政策的公众势力、公众舆论、议会、报刊,都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字眼。中华帝国正在衰亡,它的肢体已经腐烂……”
桦山资纪找到了伊东佑亨,他首先心有余悸地回顾了一下被鱼雷艇攻击侥幸逃出一命的过程,拍着伊东佑亨肩膀的手似乎还在发抖:“兄弟,你不知道哇!看着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种感觉真的比什么都可怕……”
然后,桦山资纪要求伊东佑亨好好研究一下鱼雷艇在海战中的作用。
在大东沟海战中,伊东佑亨连一艘鱼雷艇都没带,因为他并没有重视鱼雷艇的作用。回到日本后,伊东佑亨立即将全日本16艘鱼雷艇全部找来,单独编队,从此与军舰进行配合作战训练,他决心一定要寻找出发挥鱼雷艇最大攻击力的作战方式。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中不断学习,这是一个优秀将领迅速成长起来的最大秘诀。事实上在反舰导弹发明以前,鱼雷是击沉军舰的最有效的武器,这个秘密将在接下来的威海海战中被伊东佑亨发现。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边大清朝廷在杀掉了方伯谦后,一切归于平静。北洋舰队虽然失败,但并非完败,它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实力对日本舰队构成威胁,只要认真反思战败的真正原因,认真思考接下来的应对策略,接下来的战局是会有好转的。
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李鸿章大人一如既往地对丁汝昌发出了继续“避战保船”的命令,此后的北洋舰队将只能在威海与旅顺之间游弋,一碰到日本舰队就要躲开,让日本军舰在黄海、渤海横行无阻。
李鸿章不知道的是,他的消极防御战略,又将对接下来的陆战带来严重的影响,清国军队又将陷入失败的命运。
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已经从平壤打响了!
第十章 安东沦陷,日军史上首次跨过鸭绿江
·疯狂的日本陆军统帅:山县有朋·
前面的讲述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清日海战的过程,接下来要讲述的,将是时间跨度更长的陆战。按照我的习惯,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清日在陆军方面的兵力对比。
两国陆军兵力的总人数前面已经介绍过,日本常备军7。5万,其中包括炮兵6000,骑兵4000。而清国的常备军60万,其中包括步兵47万,骑兵10万,炮兵3万。另有民兵100万。
如果光从数量来看,日军这不仅是拿鸡蛋碰石头,简直是碰蒸蛋器。
但除了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质量问题。
两国开战以前,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师团制”的改革,也就是常备军以师团(相当于师)为建制,组建成六个师团,它们分别是:第一师团(东京师团)、第二师团(仙台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第四师团(大阪师团)、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六师团(熊本师团)。
另外还有一个正在组建中的师团,它是睦仁的御林军——近卫师团。以及计划组建的第七师团(旭川师团),这个师团属于半农半兵的“屯田兵”,平时主要工作是在旭川地区的北海道插秧。所以日本全国可以用来战斗的只有6个师。
从表面上看,实行“师团制”的编制改革似乎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日军原先的编制就可以发现厉害所在了,原来的编制跟清国军队的编制类似,是在驻扎地基本不运动的“镇台制”,主要任务是维护一下当地的治安,镇压一下农民起义等。而改成师团制后,军队的主要任务改变了。
这个新的任务就是——野战,换言之就是侵略战争。
大东沟海战开始前,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三万人已经在仁川集结完毕,组成第一军,由山县有朋指挥,准备北上总攻平壤。
这位曾经在征讨幕府和平叛西乡隆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将,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获得这个荣誉称号除了他的战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忠心。这是可以从一件小事中看出来的。
睦仁上台不久,他的御林军因为待遇等问题发生了一次哗变,山县有朋快刀斩乱麻,将哗变士兵50多人全部诛杀,成功地保卫了睦仁的安全。此后,山县有朋开始下大力气整顿军纪,最狠的一招是颁布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军人训诫》,要求每一个日本军人都严格做到对天皇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有保障,做到天皇指哪儿,军队就打哪儿。
日本军队对天皇极度效忠的传统便出现了。
山县有朋不仅是一个狂热的战争爱好者,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1889年,他提出日本必须捍卫两条线:一条是常说的“主权线”;另一条就是“利益线”。
在山县有朋看来,日本的利益线有两个焦点:一是北面的朝鲜;一是南面的台湾。打下台湾,这是永固皇国南门;打下朝鲜,这是实现大陆政策的跳板。
在山县有朋手里,大陆政策被细化了,他策划的方案分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占领朝鲜;第三步:占领清国东北以及内蒙古;第四步:占领清国全国;第五步:占领东南亚、亚洲直至整个地球。
没错,就是整个地球,这就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梦想。没有把全宇宙计划进去已经是外星人的福利了。
清日战争打响后,山县有朋主动请战,要求亲自上前线指挥。此时平壤已经集结了1。5万名清军,在仁川,山县有朋决定先调遣与清军相同的兵力作为先锋队,向平壤进发。各路大军要在9月15日之前全部到达平壤,随即发起总攻。
从军事上看,山县有朋的这个举动无疑是疯狂的。因为这一万多人的大军并不是整体出动,而是分四路进发。
从仁川到平壤有几百公里的路程,途中山峰连绵,险关重重,分兵后,每路大军都只剩下几千人(最少的只有两千多人)。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行军路线,彼此信息不通,一旦清军在途中设伏,日军将被各个歼灭,全线崩溃。
更疯狂的还在后面。山县有朋指令大军要在发起总攻后48小时内解决战斗,为了便于行军,军队前进无需组织专门的粮草队,每名士兵轻装前进,随身携带至9月17日的粮食补给就可以了。
分兵冒进,还不多带点吃的,所有人都被山县有朋这个疯狂的举动惊呆了。将领们忐忑不安地走出了帐营,如此疯狂之领导,可谓平生未见。
9月15日,日军四路大军全部安全到达平壤城外,一路上除了发现一两个清军哨探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埋伏。
山县有朋的判断是对的,平壤清军在叶志超的率领下,一直准备依靠平壤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死守。主动出击,这么冒险的事情是不需要考虑的,大家还是安全点比较好。
不过日军接下来要进攻平壤,并不那么容易。
从地理上看,平壤的四周都是城墙,最高处达到十米,相当于三四层楼的高度,而最厚处竟然达七米,炮弹是很难炸开的。城墙上遍布着大炮据点,居高临下射击时的威力可想而知。平壤城内储存着够清军吃一个月的粮食,而城外的日本士兵每人只剩下了两个饭团子,军官们每天只有两碗稀粥喝。
自古以来,攻城之军,一般需要有三倍兵力,在粮草充足、人员齐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饿着肚子是没办法打仗的。日军不仅肚子饿,精神也不好,一路跋山涉水,没个休息,马上就要发动总攻。看来,占据有利地形的清军如果能据险而守两天以上,等到城外的日军最后一点东西吃完饿得头晕眼花之时,出城砍上几刀便大功告成。
从牙山逃回来的叶志超是被李鸿章强令留在总指挥位置上的。在日军到达平壤的两天前(9月13日),叶志超向李鸿章请病假,声明自己连饭都吃不下,即将病危,守卫平壤的重任还是交给别人来做。李鸿章严词拒绝了。然后,叶总指挥又给李鸿章发了一封请求再派援军的电报。
接到这封电报的李鸿章,派出了增援平壤的陆军前往大东沟,并由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然后,到达平壤的日军做了他们的第一件事:割断电报线。
叶志超更加郁闷了。没了电报线,平壤就和天津方面彻底失去了联系,叶志超大人有点六神无主,紧张的气氛从他开始四处蔓延。在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上,他主张先撤到鸭绿江,一开始大家都沉默不语,毕竟大军来平壤就是来守城的,现在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却不战而退,至少面子上就说不过去。
经叶志超同志再三做思想工作,部分将领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们发言:现在还不能撤,等日军攻过来,我们就撤。
叶志超找到了知音,连忙说:好!眼看大家就要对主动弃守形成统一意见。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并不同意叶志超的意见,并且大声呵斥了要求撤兵的将领,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敌人孤军深入,正是出奇兵痛击,令敌止步于此的好时候!国家设机器,养军兵,年耗军费数百万,正为今日!如若不战而退,我们何以报效国家?”
·左宝贵的选择·
两个多月前,当清日局势出现紧张时,李鸿章给奉军统领左宝贵写了一封信,请“左宝贵吾弟”帮忙出兵,应对可能要爆发的朝鲜战争。7月3日,这封亲笔信到达了左宝贵的案头。
虽然左宝贵的级别要比李鸿章低很多,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答应或者拒绝。
为了揭开这个奇怪的答案,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清国军队的情况。
最早的军队是我们熟知的满洲骑兵,总称八旗。八旗实际上有二十四旗,因为它有满族人的八旗(满八旗)、蒙古人的八旗(蒙八旗)和汉族的八旗(汉军八旗)。
蒙古人是满人打天下的合作伙伴,而汉军旗是那些在入关前与满人合作的明朝将领的军队,总之他们都是为打江山出过力的。于是,在坐江山的期间,他们享有特权。只要你是旗人,你的儿子从生下来开始哭的那一声起就是国家养的军人,有固定的工资和口粮,这就是八旗子弟,世袭待遇。为了保证八旗血统的纯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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