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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在观众散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紧急疏散门都是关着的，或有人守卫。左边过道最先有杰斯·林奇和埃琳娜·利比，然后是领坐员约翰尼·蔡司，最后是我的一个警员。左边过道除了剧院大门，没有紧急疏散门，而且整个晚上都有人站在门口，所以帽子不可能从这里带出去。
“从这里继续想，费尔德的帽子是一顶礼帽，但整晚都没有人不穿礼服却带着礼帽走出剧院。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拿走帽子的人肯定穿着晚礼服。你们肯定会说，策划这次谋杀的人肯定会不戴帽子来到剧院，然后作案后不用再处理多出的一顶帽子。但如果你想一想，你应该明白这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带帽子进入剧场，他会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在进入剧场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应该记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推测，能如此不留痕迹作案的罪犯肯定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人注意的机会。埃勒里推断罪犯事先没有意识到费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但如果是这样，罪犯不戴帽子进入剧场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认为如果他戴着帽子进来，他必须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就是说，在作案之前。而埃勒里的‘罪犯预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得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意识到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认为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罪犯把他的帽子留在剧院里，而那帽子是一顶礼帽。这一切都还合理吗？”
辛普森承认：“似乎很合逻辑，但很复杂。”
警官恨恨地说：“你还不知道有多复杂呢，我们还必须要同时想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带着费尔德帽子走出剧院的人不是谋杀犯本人，而是罪犯的同谋。我们继续往下想。
“我们要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罪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处理它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谜，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我们曾经在后台找到一些帽子，但是衣柜管理员菲利普斯夫人说那些都是各个演员的个人物品，但其中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是礼帽。那么，谋杀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哪里去了？埃勒里凭他一贯的机敏找到了事情的关键。他问自己：‘既然罪犯的帽子肯定在这里，而我们又不能找到任何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礼帽，那么我们要找的礼帽肯定看上去非常普通。’很简单吧，可笑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哪些帽子是不引人注目的呢——看上去很普通，放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罗马剧院所有的眼装都是租用李·布伦的，答案很简单，是用做演出目的租用的礼帽。这样的帽子会在哪里呢？或者在演员的更衣室里，或者在后台的普通衣柜里。当埃勒里推论到这儿的时候，他把菲利普斯夫人带到后台检查了演员更衣室和衣柜间里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有记录，没有丢失，每一顶帽子的内衬上都贴有李·布伦的标记。费尔德的帽子是一个布朗·布鲁斯牌的，它并不在这些道具帽子中，也不在后台。
“既然星期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多拿着一顶帽子走出剧院，而蒙特·费尔德的帽子毫无疑问在那天晚上被拿出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谋杀犯的帽子在剧场被封了以后一直留在剧院里，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也还在那里。现在在剧场里惟一能找到的礼帽就是道具礼帽。所以谋杀犯自己的帽子肯定是一预后台的道具帽子，因为他只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这些帽子能利用。
“换句话说，后台这些帽子中有一顶是属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的，而他在案发当晚带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
“如果这个人是谋杀犯，那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他只能是剧组里面的男性成员，他在案发当晚是穿着晚礼服离开的，或者是一个与剧院联系很密切的人，当时他也穿着相似的服装。如果是后者，那他应有三个条件：－，他有一顶道具礼帽能留在剧院；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衣帽间和更衣室；三，有机会把他的帽子留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后者的可能性，一个与剧院联系密切但不是演员的人，”警官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下他的精致的小盒里的鼻烟。“后台的工人可以排除，因为在案发当晚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所以也就不可能戴着礼帽走出剧院。收银员，引坐员，门卫和其他低级雇员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广告策划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穿着晚礼服，但是我量了一下他的头的尺寸，六又四分之三，一个非常小的尺寸，费尔德的帽子的尺寸是七又八分之一，所以他不可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而且他是在我们离开剧院后离开的，在我出来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托马斯·维利不能排除潘泽，要像调查别人一样调查他。我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出于职业习惯在潘泽的办公室检查了他的帽子，是一顶圆礼帽。维利随后报告说，潘泽戴着他的圆礼帽离开了，没有拿任何其他帽子。如果潘泽是我们要找的人，即使尺寸不合适，他也应该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所以如果他戴着圆礼帽离开，可以肯定他没有拿走费尔德的帽子，因为剧院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关门了，一直到星期四早上我亲自来检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安排的监视人员没有看到任何人员进入剧院。从理论上讲，潘泽和任何其他的罗马剧院的员工如果能够把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他们都有谋杀的嫌疑，但这一点也被否定了，因为我们的官方建筑顾问埃德蒙·克鲁明确地声明：罗马剧院里没有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隐蔽的地方。
“排除了潘泽、尼尔森和剧院员工以后，就剩下剧组成员了。我们是如何把调查的范围一步步缩小直到巴里呢？让我们继续想。这个案子的最有趣的部分是一系列复杂又惊人的推理，这种推理使我们完全凭借逻辑判断得出了结论。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应该说埃勒里。”
克洛宁笑着说：“对于一个警方警官来说，你真是一个谦虚的人，这真比侦探小说还要吸引人。我现在应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老板似乎和我一样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警官请继续说，”警官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们把调查范围缩小到剧组成员，这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你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剧院被选做这个秘密交易的场所。你们想一想，一个剧院和其他正常的环境相比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只举一个例子，要多买一些自己座位周围的座位票以使自己周围的座位是空的，以保证交易的秘密性。和其他的更加方便的交易场所相比，在剧院找麻烦真是很傻。剧院没有光线，又非常安静，任何不正常的噪音和对话都是很清晰的。观众从始至终都是个危险，这点显而易见。但是当你意识到巴里是剧组成员后，这一切都自动得到解释了。从他的角度来讲，剧院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当在剧场里发现一个尸体的时候，谁会去怀疑台上的演员呢？当然费尔德同意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巴里的想法，所以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即使他稍微有一点怀疑，你们肯定记得他很擅长于和危险人物打交道，所以可能感觉有能力保护自己。这可能导致他的过分自信，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了。
“让我们再回到埃勒里身上，我最喜爱的儿子，”警官又一次干笑着继续说道，“除了所有这些关于帽子的推理之外——事实上是在所有这些推理完全出来之前——埃勒里对在伊维斯…波普家里进行的会面的气氛有了一点启示，费尔德在过道里并没有骚扰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只是有骚扰的倾向，埃勒里认为在这两个相差很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以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费尔德，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必须相信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这种可能的联系可能是斯蒂芬·巴里，斯蒂芬·巴里和费尔德认识而弗朗西斯不知道。比如，如果在星期三晚上费尔德和斯蒂芬·巴里在剧院有约会，但他忽然看见了弗朗西斯，在他处于半醉的状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接近她，尤其是因为他和斯蒂芬·巴里之间的事情和弗朗西斯有很紧密的关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能从报纸的报道中看到她，所以他肯定能认出她，她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性。费尔德出于商业目的也要非常了解弗朗西斯的外表和性格。但是对于费尔德、弗朗西斯和巴里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等一会儿再谈论细节。巴里已和弗朗西斯订婚并通过照片和各种新闻手段公开宣布自己为弗朗西斯的未婚夫，这就很好地回答了问题‘为什么费尔德骚扰弗朗西斯？’“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在费尔德的衣服里发现的她的钱包，合理的解释是当酒醉的律师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由于本能的紧张而把钱包掉在了地上。后来杰斯·林奇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看到费尔德捡起了一个钱包。可怜的姑娘，我真为她感到难过。”警官叹了一口气。
警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再回到帽子上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总是要提到那顶破礼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案子，一个单一的事实能在调查的各个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请记住这一点，整个剧组只有巴里一个人在星期一晚上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离开剧院。星期一晚上，埃勒里在散场的时候站在大门口观察，他机敏地注意到除了巴里以外剧组其他成员都是穿着便装离开剧院的。事实上，后来他在潘泽的办公室里向辛普森和我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们谁也没有认知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巴里是剧组里惟一一个可能拿走费尔德帽子的人。你们想一想就会发现，通过埃勒里的帽子推理，我们就可以透过层层迷雾把巴里确定为嫌疑犯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看演出，星期四埃勒里做出了关键的推论，当天晚上我们观看了演出，你们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想要看看巴里在第二幕是否有时间进行犯罪。令人惊奇的是剧组所有的人只有巴里有时间，他在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有很短一段戏，然后就离开舞台了，时间是九点二十，直到九点五十他又回到舞台上，直到这一幕结束。这是毫无疑问的——固定的时间表，其他演员有的一直在舞台上，有的上下台间的时间间隔极短。这就意味着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五天以前，我们就已经破了这个案子。整个案子结案用了九天。但是确定了罪犯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他送上法庭。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知道的。
“谋杀犯要一直到九点半左右才能进入剧场，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LL三十二左和LL三○左两张票的时间不一至。巴里和费尔德不同时进入剧场是有必要的。费尔德和巴里进入剧场的时间间隔不能太小，甚至要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隐蔽性对于巴里来说太重要了，费尔德心里也明白我们就当他明白隐蔽的必要性。
“当我们星期四晚上确定巴里为嫌疑犯的时候，为谨慎起见，我们决定对剧组其他成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进行质询。我们当然想知道是否有人实际看到了巴里离开或回来，不出所料，没有人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着演出，上装，或在后台工作。我们是在那天演出后进行的这次调查，当时巴里已经离开了剧院，这次就确定无疑了。
“我们向潘泽借了一份座号图，有了这份图，再加上我们在星期四晚上第二幕后对左侧过道和后台更衣室的布局所做的检查，我们就能描绘出谋杀是怎么进行的。”
辛普森激动地说：“我一直特别想知道这一点，毕竟费尔德不是傻子。巴里肯定很狡猾，奎，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每一个谜在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简单，”警官说，“巴里在九点二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时他马上进入更衣室，快速地给自己的脸做了彻底的伪装，穿上一件披风，戴上礼帽，你们都记得他的礼帽是晚礼服的一部分，然后溜出更衣室，进入过道。
“你们肯定不知道剧院的地形，在后台对着过道的一侧有很多层，都是更衣室，巴里的更衣室在最下面一层，直对着过道，有一个铁梯子通到人行道上。
“他从这个门离开更衣室，走过漆黑的过道，这时剧院的旁门是关着的，他走到街上。他知道这时过道的一头是没有门卫的，而杰斯·林奇和他的‘女孩’也没有到，真是很幸运。然后他厚着脸皮从正门入口进入剧场，就好像他是一个来晚了的客人一样。在门口地出示了门票LL三○左，他裹在大披风里，当然也化了装。进入剧场的时候，他故意扔掉了票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想如果票根被找到了，也只能认为它是一个观众的。而不会怀疑到舞台上。而且如果他的计划落空了，从他的身上搜出了那张票根，那将是铁证。从各个方面考虑，他认为他的做法既可以转移注意力，也有保护性。”
克洛宁提出了疑问：“但他是如何不经过引坐员而走到座位上的呢？”
警官回答道：“他并不想惊动引坐员，他原本希望趁着演出进行，剧场里一片漆黑的时候不等引坐员走上来就坐到最后一排，也就是最靠近门的一排的座位上。即使引坐员上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座位上，由于他伪装得很好，再加上剧场里的漆黑，他也不会被认出来。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一步，对他所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是‘一个体型普通的陌生男子在第二幕的时候进入剧朝。实际上，引坐员马奇·奥康奈正幸福地和他的情人在一起，没有去接触他，所以他没有被人注意到就来到费尔德旁边的椅子旁。
“请记住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推理或调查的结果，”警官清了清发干的嗓子继续说，“我们不可能查出这些事实。巴里昨天晚上的供词说出了这些。既然已经知道了巴里是凶手，我们当然能把整个过程推出来。如果你了解罪犯，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这没有必要，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为埃勒里或我找借口？”老警官微微笑了。
“当他坐在费尔德旁边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要忘记他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另一方面，费尔德也知道巴里要马上回去，所以他也没有拖延。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以为和费尔德交易要费一些周折，但事实上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困难，费尔德对巴里的建议非常顺从，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并想马上得到这一大笔钱。
“巴里开始要那些信件，费尔德狡猾地要求巴里先把钱拿出来，巴里给他看了一个装满钞票的鼓鼓囊囊的钱包，剧院里相当黑，巴里没有把钞票拆开。实际上那些都是舞台用的假钱。巴里挑逗似地拍拍钱包，但他要先检查一下信件再付钱，费尔德肯定料到了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巴里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多年的舞台训练使他在对付窘境的时候能从容不迫……让巴里大吃一惊的是费尔德从座位底下拿出了那顶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