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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情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拒绝挤出奶水，迫使辉不得不派两个警察每 隔三个小时用吸乳器将她的两只乳房抽空。
那天午饭时，杜氏情发现在饮食中有稠状膏体物质，便把饭倒在门边。辉命令两个 警察揪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嘴给她强行灌入。杜氏情挣扎着、哭叫着，奶水在挤压中 浸湿了衣服，最后她还是被身强力大的警察灌下了掺有药液的食物。
由于连日下雨，五号刑讯室里散发着潮湿憋闷的气味。在电灯光照射下，杜氏情已 经被剥得一丝不挂反缚在柱子上，她肥硕的乳房紧张地向前挺出，并随着她的扭动而颤 抖，两只深褐色的奶头坚硬地勃起几乎有一英寸高，周围的乳晕也隆出了乳房。
辉把她垂及臀部的长发分开绕到柱子后面捆牢，使她的头不能左右摆动，然后开始 用手在她的乳头上来回蹭磨，用极其下流的手段侮辱她。
“我们应该把这些越共女人集中到一起开办人奶公司。”辉侮辱着杜氏情：“然后 取出她们的奶水制成奶粉出口，或者换取轰炸机。”他以手托起杜氏情沉甸档的乳房摇 晃着：“你不坦白我们也有办法消灭那些越共分子，你却只能像奶羊似地被关在这里， 每天由警察从你身上挤出你的奶水。以后，我还要让你在这里卖淫，门口立一块牌子， 于是就会有大批人跑到这里来。”
杜氏情显然没有听到辉的威胁，剧烈的胀痛使她皱起眉头，痛苦地呻吟着。
她已经不再是那样坚强的越共干部了，药物的作用使她的意识受到了阻碍，此时的 她除了强烈的渴望着那种变态的需求之外，再无法控制住她的理智了。
接着，我看到了越南警察对女犯人进行刑讯最残酷的一幕。那场景是人们对同类的 肉体进行摧残的最极端的行为的表露：五个粗壮的越南警察在我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脱去 衣服，围在那位可怜的妇女周围，一面下流地侮辱她，一面轮流上前对她进行奸污。
杜氏情的脸色涨得红紫，表情异常激昂，目光恍惚地大声呻吟起来，竭力摆动着被 头发拉住的头部。然而，此时辉却冷漠地坐在审讯桌旁，不时对她发出询问，同时记录 下杜氏情在亢奋下说出的谵语。
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杜氏情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警察狞笑着从她 的身边离开。
在药力强烈发作并得到满足之后，杜氏情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辉的这次“特殊审讯”。 她流下了眼泪，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指挥蹂躏她的辉和阮文新。
辉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拿着那份记录材料在她眼前晃着：“你已经主动讲出了越共 分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现在肯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刻不受这种罪。我 保证把你送到医院治疗然后释放你。”
杜氏情想动一下头部，但是被紧缚的头发拉住了。她愤怒地斥责辉采取的卑鄙手段， 咒骂他是下流的恶棍。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亢奋谵语时泄露出来的重要情况。
“看来你一定要自寻死路了。”辉残忍地笑着。
他让阮文新给她注射一剂烈性催情剂，然后命令那五个警察把杜氏情从柱子上解下 来，带到另一间刑讯室去继续进行蹂躏。
“虽然达到了目的，”我对辉说：“但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分了吗？她毕竟是个 手无寸铁的女人呀！”
辉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她杀死过三个村长！”辉不无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对待她并不过分。在她指挥 越共分子杀死地方官员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如果你落到她 的手里，我相信她会用比我们更残酷的手段杀死你的。而我见过许多被他们杀害的官员 和士兵，那样子并不比今天更好。所有的尸体都被越共分子弄得肢离破碎，用这种办法 来恐吓其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在从事那种事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巧妙地从广大平民的 角度出发，使平民对他们杀人行为甚至感到理解，而那些被杀害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则往 往蒙受一些捏造的、然而很容易使平民相信的‘罪状’。”在当时，似乎平民杀掉政府 官员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而政府则必须束手待毙。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大多数平民中 非常具有煽动性。
至于像辉和阮文新那样将一些至少是违反文明的刑法加到被俘的敌人身上，对他们 进行药物和其他人类发明的对人类施行自残的方式的实验，并从中获得畸形的自我满足， 无论在哪一个阶层，包括以人民自居的共产党内部，都俯拾即是。人类心态发展的极端 不平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客观允许的时候）都会随时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所实施 的行为从道义上看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或者不愿 意对此进行那样的谴责，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在为我们进行工作，而且竭尽能力地工作着。 尽管他们自身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和过错不时地困扰着我们。
如果我们应当对辉和阮文新予以谴责，那么我们对于发明更具备杀伤能力以至毁灭 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的那些人和制造像电刑、橡皮衣、镣铐等更具备普遍性的折磨人类 工具的那些人，是否应予以同样的谴责呢？
在顺化市警察局发生的一切，只是野蛮与文明交织的一个部分，那一类的事情每一 个时刻都在世界上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许多善良的人曾经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制止那 类的事情，结果都归于失败，残害人类自身的行为仍然极为普遍地滋生繁衍，嘲笑地面 对着令我们骄傲的现代文明和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
1969年11月15日，华盛顿爆发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理 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军队。一年之后，总统助理亨利·基辛 格开始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晤。
这一个时期，阮文绍总统的控制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五分之三的土地已经沦丧， 以至在南方出现了实际上为北越控制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之对立的局面。西 贡的秩序又像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混乱起来，枪击、抢劫、强奸和纵火案件日渐频繁。
西贡到处都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带刺的铁丝网和漆成白色的汽油桶把饭店和其它建 筑物围了起来，士兵们在街上闲逛或者靠在作为路障的沙袋上休息。到了晚间，电压总 是不够用的，在最好的时间里，电灯泡所发出的光线也只有瓦数的一半左右，而大多数 人晚上就靠着这种昏暗的光线来用餐和交谈。
西贡市区以外经常发生小股越共在夜间袭击政府军的事件，我见到一些田地边插着 可怜的指示牌，上面这样写着：“请尽可能地避开田地打仗！”有一次，我乘坐的公共 汽车被越共分子截住。他们把乘客都赶进丛林中，向他们收税并讲演党内共产主义的理 论课。我谎称是法国教师而被当作平民赶进了树林同其他人一起听他们的讲演。那个讲 演的越共激动地挥舞手臂，机械地重复几年前越共传单上的话，号召吓得发抖的乘客 “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像其他越共分子一样，他始终诅咒美国企图把越南当 作它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 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 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 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 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 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 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 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她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 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 “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 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 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 公然醒目地写着de sua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de sua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 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渺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 从老兵那里得知de sua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de sua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 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1972年4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 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de sua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 的MGC式军用卡车。那六名de sua鼓涨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 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 士兵把de sua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de sua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 然后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 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de sua 的家中， 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逻，但是那 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 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 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 人员于3月23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 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1959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 “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1975年3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 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 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4月21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 并于4月23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4月29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 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杨文明总统（他曾在1963年武装政变后担任过几个月的总统， 后被阮庆将军的另一次政变赶下台）终于通过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从而结束 了越南共和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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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 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 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 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 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 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 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 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 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 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 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 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 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 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 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 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 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 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 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 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 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 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 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 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 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 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 （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 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 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 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 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