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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六、西贡国际犯罪中转站
1977年秋天，正当越战的往事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漠的时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 布尔意外地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 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 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力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 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 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 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 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 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 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 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 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36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 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镑（约83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 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 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 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 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⒈阮氏娇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 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 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1959年死于肺 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 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 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1966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 一个学徒，阮氏娇的工资只有越币一千八百元，加上父亲的二千五百元工资，按当时的 物价只能买四公担大米。极度的贫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类的零活 来维持家用开销。
一天，经过锦絮厂一个名叫坞雪的女工介绍，阮氏娇来到了黎文悦大街的德士古酒 吧做夜间女招待。这样，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挣到一份固定的额外收了。
然而，阮氏娇当时并不知道，从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沦落成一名出卖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贡一个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头目，专门从事贩卖毒品 和妇女的勾当；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实际也象公开的妓女一样卖淫。在阮氏娇到德 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带进储藏室里强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名叫坞雪的女工，说她已经决定辞去那份工作。
她摇摇头，只是说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没有时间去打工了。她记得公在储藏室里威 胁她的话：如果她找麻烦，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会抓住她，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去。 她相信公干得出来。这种事在西贡早已屡见不鲜了。一次，她在码头公园亲眼见到人们 捞上来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惨白浮肿的尸体。或许，她想，公很快就会把她忘记的。
然而，公并没有放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阮氏娇在下班的路上，被两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绑架上了一辆 汽车，带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带到那间曾经在那里遭受强暴的储藏室。在那里，公告诉她，如果她想卖淫挣 钱的话，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主顾，如果她不干，那么就会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阴森恐怖的储藏室和公狰狞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钟之后，她被带到了德古 士酒吧楼上一个早有两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间里。
后来她得知，那个把她介绍到德士古酒吧的坞雪原来也在干着卖淫的勾当；她每带 一个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给她二百元（约15美元）的报酬。
从此，阮氏娇在德士古开始了卖淫的生涯，后来又被公卖到西贡龙家码头一家名叫 “伊春”的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经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时还要到美国军 舰上去卖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会的成员，他规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币， 然后给她们“抽头”。由于从1959年开始物价暴涨和失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卖 淫活动，这就使她们对客人收取的“报酬”越来越低，甚至有的妇女只能得到二、三十 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必须接待十个客人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对于那些没有 完成数额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但不付报酬，还要惩罚她们：把她们送到美国军舰 上去，使她们承受几十个美国士兵的强暴。从19667月到1967年4月，阮氏娇被送上美国 军舰“惩罚”了三次。
19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伊春妓院老板把店里二十名妓女召集到一起，告诉她们有家 外国夜总会到西贡招募妓女，被挑上的在下午就要乘船离开越南。他说，到了外国她们 可以按小时计算得到报酬。当时有两名妓女表示不愿意离开越南而遭到了毒打，她们被 捆起来装到有黑白条纹的麻袋里——这是西贡黑社会的杀人标志：被害者将被投到海里 溺死。这种手段使其她十名妓女不得己同意接受那个法国人的挑选。
当天下午，阮氏娇和其她六名被挑中的姑娘登上了停靠在西贡码头的一艘贷轮。她 们被装进了一个集装箱里，谁也不知道要前往哪个国家，谁也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是什 么命运。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有的姑娘还在侥幸地想，或许确实会 象伊春妓院的老板说得那样，得到按小时付给的报酬。
然而，她们直到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码头才发现已经被送到一个无比黑暗的人间地 狱。
阮氏娇说，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土耳其人把越南姑娘当作最下等的奴隶，常常把她 们弄得死去活来，甚至同时被几个土耳其人肆意凌辱。她们还被迫去学一些淫荡的舞蹈。 每天下午六时顾客稀少的时候，萨米老板就让她们半赤裸着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 一个高出地面的方台子上表演，以引来招览生意。
“每当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时候，就会遭到毒打。”阮氏娇伤心地说：“有 时候我们实在撑不住从台子上摔下来，萨米老板就会把我们带到地下室的酒窖里去鞭打。 他特地准备了两条用皮条拧成的长鞭子，专门用来抽打我们，打手在抽打我们的时候， 还要故意把鞭痕在我们身上形成象鱼网似的方格子，然后让我们光着身子再回到台子上 去跳舞。”
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使得她们每时每刻都挣扎在生死之间。有一次，同阮氏娇一起 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越南姑娘遭受了毒打和轮奸之后，感到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 便用绳子自尽。然而，还没有等她断气，阮氏娇从酣睡中醒来，大声呼救。那个名字叫 “桔”的姑娘被救活了，可是更悲惨的命运却落到她的头上，萨米老板把她关在地下室 里，派打手轮流看守，同时还让一些土耳其人不停地折磨她。几天以后，萨米老板把这 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姑娘转卖到土耳其内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城市加济安特普去了。
尽管阮氏娇呆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长达十年，但她仍然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土耳其 人把她当作牲畜一样的奴隶，一直在用手势和吆喝命令她，这就使她逃跑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了。
1977年我们见到阮氏娇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她为今后的命运感到十分担心， 因为她害怕萨米老板有一天从她的肉体里榨不出利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举目无亲的越 南姑娘赶出艾兹瓦尔夜总会。
“也许到那个时候萨米老板会把我卖给一个土耳其农民。”她凄恻地说：“要是那 样就更糟了，我到死只能给他们作一个最不值钱的奴隶。”
最后，阮氏娇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贡去，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⒉潘氏 谨的故意
这位前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的女儿是在她刚刚十六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伊斯坦布尔的， 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漫长的时光。
潘氏谨出生在1953年，当时越南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块殖民地。他的父亲潘俨屹 在法国人开办的协和糖厂担任唯一的越南人理事。吴庭艳掌握政权之后，这位越南的民 族资本家设法促进了协和糖厂的股份国有化，并出任当时越南共和国经济部部长阮玉诗 的私人顾问。1963年11月吴庭艳总统被以杨文明中将为首的政变分子枪杀后，潘俨屹离 开了政府机关，在西贡工商界的喉舌《西贡商业周报》任副总编辑。
潘氏谨是潘俨屹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自幼喜欢舞蹈，七岁的时候曾在西贡的 奥雷保大戏院参加过表演。潘俨屹特地为她聘请一位法国的舞蹈师。然而，尽管她出生 在政府官员家中，但生活状况也并不宽裕。她记得，当时她父亲的薪水每月是南越币七 千五百元左右。这个数目在物价飞涨的西贡养活一个一妻三女之家，也是十分拮据的。
1959年之后，西贡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大批由北越派回来的恐怖分子到处进行暗 杀活动，几个月以内就有许多高级地方官员遭到了杀害。因此，潘俨屹严厉禁止他的三 个女儿单独外出。即使这样，潘氏谨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袭来的厄运。
1969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当时还在张永记学校读初中的三年级的潘氏谨放学途以发 艳路玉映发电厂的时候，遭到了几名黑社会分子的绑架。
“一辆冷藏车突然停在路边，四个男人跳下车向我扑过来。”潘氏谨回忆起被绑架 的时候说：“我吓死了，扔下书包就跑，可是被他们追上捉住了。一个男人用布先堵住 我的嘴，然后同另外三个男人一起把我拖进冷藏车里，当时附近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 在向这边张望，却根本没有打算过来解救。”
潘氏谨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关了起来。匪徒们给她的父亲潘俨屹打电话索取五十万元 南越币的赎金，否则就要把他的女儿杀死。盛怒之下，潘俨屹报告了西贡警察总署。当 两个匪徒前去取钱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因此，匪徒们把潘氏谨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然后十几个人一起轮流奸污她。为了报复潘俨屹，他们把潘氏谨带到电话机旁，一面用 针刺她的乳头，一面让她给她的父亲挂电话。潘氏谨痛苦地呻吟着，求父亲赶快凑齐五 十万元赎金送去，否则匪徒们将要把她折磨死的。从电话中听到女儿的惨叫，潘俨屹心 急如焚，不得不到处借款，几天后才凑齐了五十万元。然而，匪徒们收到了赎金，却没 有把潘氏谨放走。匪徒们一面布置暗杀潘俨屹，一面把潘氏谨用冷藏车运到西贡码头， 把她卖给一个在泰国吞武里市开设按摩院的男人。
潘氏谨被那个叫他纳·信戎的泰国人用越南渔民的机动船运到吞武里市做了按摩女 郎。
信戎原来是法侨在堤岸的罗芝维尔工厂的工头，1959年回到泰国的吞武里市开设了 那家按摩院。潘氏谨在信戎的店里不仅每天里工作十几小时以上，到了晚上还要遭受信 戎的百般蹂躏。“到了6月份，我总感到恶心，不住地呕吐，月经也不来了。我找到信戎， 告诉他我已经怀孕了，可是他用不屑一顿的眼光看了看我，口里骂着走开了。”
说到这里，潘氏谨抽泣起来。她说在她怀孕以后，信戎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她。即 使当她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他还强迫她跪在床上让他发泄兽欲。后来，潘氏谨的肚子隆 起很大，不能再到店里去工作了，信戎对此大发雷霆，声称要把她卖掉。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信戎的弟弟带来一个阿拉伯商人。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之后， 以五千二百泰铢（约250美元）的价格把当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的潘氏谨卖给了那个阿拉 伯人。信戎把潘氏谨带到一间按摩室里，强迫她脱光衣服站在床前，任由那个阿拉伯商 人抚摸她凸起的肚子和乳房，象检查牲口似地掰开她的腿，用手指在她的下身和大腿的 皮肤上磨擦。
“检查完以后，”潘氏谨说：“那个阿拉伯商人拍拍我的头，好象很满意。当天下 午，他带着我动身到了曼谷，从那儿又上了一条商船。路过马六甲的时候，他下船带回 他在那里买的两个印度姑娘和一个马来姑娘。”
“我们乘坐的是一个很高级的包舱。途中，那个阿拉伯商人让我们四个人都脱光衣 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一个一个地抚摸我们，或者用一根铜头拐杖把我们的身子戳来戳 去。到了晚上，他就弹起一把七弦琴，让两个印度姑娘赤身裸体地为他跳舞取乐。琴声 招来了同船的阿拉伯人，他请他们坐在船舱里喝酒，还允许他们抚摸我们的身子。那些 阿拉伯人喝醉了，同商人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起来，给了他一些钱，于是，他就允许他们 把两个印度姑娘领到他们的客舱里去。”
“过了五天左右，一个矮胖的阿拉伯人来到我们的客舱，指着我同商人交谈起来。 开始，我看到商人不住地摆手，后来他拿出一叠钱，商人就同意了。”
“我被那个阿拉伯人带到他的船舱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躲过这次折磨了。他 野蛮地剥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按在床上。他沉重的身子压在我的肚子上，使我疼得不 住地喊叫，汗水把床上的布都湿透了。直到几个月以后在伊斯坦布尔分娩时我才知道， 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他压死了。”
到了伊斯坦布尔，潘氏谨被卖到艾兹瓦尔夜总会。老板萨米·杜兰见她的肚子圆鼓 鼓的，就让她每天晚上只宽余一条很小的三角裤衩和用薄纱制作的透明乳罩，脚蹬一双 高跟皮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的高台上招揽顾客。这个办法果然引来了许多土耳其 人，他们围在潘氏谨的身旁，用手任意地触摸她的身体，发出一阵阵怪叫。有些土耳其 人付给萨米老板一百二十七磅，就可以把她带到房间里玩弄一次。甚至当她快要临产的 时候，还被迫接待顾客过夜。
1970年4月的一天，潘氏谨的肚子一阵阵地抽搐。她知道已经临产了，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