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第7部分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看，马纯上在片石居观看

扶乩的描写，分明揉合了“崇祯爱请仙”和“云间客扶乩”①等传闻故事。“作

文之心如人目”之类，又明显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说法①。

《儒林外史》第二阶段的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像季苇萧、杜慎卿、

娄焕文、杜少卿、迟衡山等都以一个原型为模特儿。有关的故事情节也大都

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举”，“移家秦淮”，“称病辞试”

等等，都跟吴敬梓的经历相吻合。因为这一阶段描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

铭心刻骨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以尽管带有纪实色彩，依然生动真切，

栩栩如生。为什么一般的读者，特别爱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还并不

厌恶第二阶段的描写？为什么第一阶段的“共名”人物特别多（如周进、马

二、严监生、牛布衣等），第二阶段也还不乏杜少卿这样的典型？道理就在

这里。

①　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七，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
①　第一阶段有些描写，似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写于1736　年前”。如第十四回鲍文卿
营救向鼎一节，有些论著以为即指1740　年商盘任南昌知县期间“中蜚语，势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
也就认定作者不可能早于1736、乃至1739　年动手创作。其实，联系向鼎被委任赴宁国府摘印而惊恐等描
写来看，作者写向鼎被参，目的在于揭露险恶的官场，而“伶工营救”之类，显系虚构，这种虚构确有生
活基础。吴敬梓《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中就有“乐舞雩门祭孝陵，行宫夜半喧歌吹”，“本朝家
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见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经作为行宫的曹雪芹
家被抄的情况。另外，鲍文卿预政、营救向鼎，显然是对“新磨安敢呼天下”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反击。可
见不了解“虚构”法，就很可能胶柱鼓瑟、以片盖全。

毋庸讳言，一般读者是并不爱看第三阶段的故事的，特别是那些“言之

有据”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三阶段的创作着重采用“实录”的方法。第一，

它实际上用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作为线索，甚至出现了回目数字与真人真事

发生年月相凑合的怪现象。像上述吴檠1745　年中进士，第四十六回就补叙杜

慎卿“铨选部郎”；吴蒙泉1748　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写杜少卿去浙江；

樊圣谟1749　年回乡修县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迟衡山到句容修学宫，等等。

第二，它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从头

讲起”的“传记”。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

经历，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对尤扶徕、虞华轩的为人处世情况作了倒叙。

上述追溯和倒叙的内容，都发生在人物登场之前，都属节外生枝，明显偏离

了“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①的结构特点。

另外，唯其作品由虚构转向纪实，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阶段的“真人”去附

会一、二阶段的“假事”，从真实的角度去交代虚构人物的归宿。例如，第

四十四回有关汤镇台的经历描写，酷似吴敬梓朋友杨凯的现实遭遇。从创作

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者竟然把写实的汤镇台与虚构的汤奉

拉扯为兄弟，说什么汤镇台“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经告老在家。“两朵

高眉毛，一个大鼻粱”的汤奉，第四回出场时已是个进士出身的知县，最少

得有30　多岁。从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时间已经相距75　年，难道汤奉活到

100　多岁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阶段描写的马纯上，不乏虚构的成分；到

了祭泰伯祠的时候，这个形象已经在向“纪实”转化；第四十九回里的马纯

上，则已等同于冯粹中：冯1752　年于顺天中举，第四十九回就预言马“进了

京，一定就是得手的”。这里姑且不论用马二经历贯穿三阶段有违一、二两

阶段结构的惯例问题，就说他的经历吧：第十三回交代，马二“补廪二十四

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发出过“我。。年

纪又大了”的感叹，可见当时他至少得有40　多岁。从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

按作品的纪历推算，已经过了50　年。请问，封建社会中会有年近一百的士子

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参加乡试的吗？诚然，文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出

于塑造艺术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差错，也是情有可原

的。问题是作品第三阶段的时间概念一错再错，而出现差错的根源恰恰在于

写法的改变。第三，《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纪实的篇章，大都是概念

的说教。除上面谈到的“祭泰伯祠”以外，“青枫城奏凯”分明是“兵农”

的图解，“郭孝子寻亲”无疑是孝道的演绎。换一个角度看，《儒林外史》

全书共有626　个人物，第三阶段竟出现了264　个。按理说，即使像《儒林外

史》这种特殊结构的作品，愈到后面新出场的人物也愈少。上面这种反常现

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显表现吗？

从取材和写法的前后差异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阶
段。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很大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的呢？这自然与作者的经
历、思想和构思有关。就经历和思想而言，吴敬梓始而为地主阶级的公子，
继而为“败子”，终则为“浪子”。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他弹唱了一首“三
部曲”：29　岁以前狂热追求，此后的11　年愤懑诅咒，不惑之年就彻底幻灭①。

①　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①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自注：吴敬梓40　岁那年，曾有“何如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的诗句。

唯其身为“败子”，吴敬梓力图借科举来重振家声；唯其科举碰壁，才使他
移家南京，进入“浪子”阶段，着手创作《儒林外史》。此后，他在半是徬
徨、半是愤怒的状态中奋勇向前，经历了“辞试”的考验，记下了心灵的胜
利历程。40　岁前后，他生活更形困顿，但总算实现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
夙愿，因而他在借“治经”安身立命②的同时，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儒林外史》。

受经历和思想的影响，吴敬梓的艺术构思也有个演变过程。他从讽世转
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
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质言之，吴敬梓创作之初，着眼于八股制艺。他力图沿
着科举的多级阶梯来描写对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各种儒生，《闲斋老人序》
就是这种艺术构思的说明书。后来，他觉察到政治主张比道德规范更为重要，
社会的流弊也远不止科举一端，一味嘲讽醉心功名富贵的儒生更不能“救助
政教”和“造就人才”。鉴于此，在他40　岁前后，出现了新的构思：以虞育
德为中心，在“指敗�时弊”的同时极写理想，从“真儒”的楷模生活扩展到
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作者原先是以不应考、不从政的隐士王冕为崇拜
对象的话，那么，后来就更加钦慕应了试、做了官、力图“以德化人”、赞
助“兵农”之事的“贤人”虞育德。由此，他给儒生们以更多的怜悯。让季
萑、臧荼之流参加祭祀活动，甚至由马纯上充当“三献”就是一例。通过陈
木南给欺世盗名的权勿用开脱“奸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杨执中、匡超
人、严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宽容、平和与“匡世”态度的
表现。简单地说，《儒林外史》的三个创作阶段有三个重要人物：王冕、杜
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两竿标尺，处于构思的中
心位置，而杜少卿则是前后两幅蓝图中的过渡人物。

总之，从作者的经历、思想、构思和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吴
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整整19　年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原载《江汉学刊》1984　年第1　期）

②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见《勉行堂文集》卷六。

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

（一）

现存《儒林外史》的最早本子是刊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
本，以后出现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艺古堂刊本，同治八年（1869）群玉
斋活字本、苏州书局本等，都是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的。卧本前有乾隆元年
（1736）春二月闲斋老人序，此序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并被部分研究者认为
即系作者本人所撰，但究竟确否尚需进一步研究。后来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
的本子，都保留了这篇重要的序言。此外，卧本差不多每回回后都有评语（第
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除外），评者佚名，或疑为作者本
人，似难以成立，但其为作者亲友之可能性较大。其评颇能一言中的，且用
语老辣，对作者创作意图和经运匠心颇为了解。以后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的
多种刻本和活字本也都保留了这些评语。此外，上述苏州书局本板匡、行格、
文字均同群玉帝本，但多同治八年金和跋文，此跋也是研究《儒林外史》的
重要资料。概述之，以上本子，从回数来看，都属五十六回本；从其所录评
语性质、部位看，也可大致归为一个系统，由于评者佚名，名称可拟为“卧
闲草堂系统评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卷首有是年十月惺园退士
写的序，原闲斋老人序则作为原序抄入。此外还写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
“例言”五则，说明它对回目、正文和评语，都有所改订。其中特别是评语，
除了原卧本的回末总评都抄录外，又新增写了不少评语（尤其是眉评）。“例
言”第二则云：“原书每回后有总评，论事精透，用笔老辣，前十余回尤为
明快。惜后半四十二、三、四及五十三、四、五共六回，旧本无评，余或单
辞只义，寥寥数语，亦多未畅。是册阙者补之，简者充之，又加眉批圈点，
更足令人豁目。”证之于评本，正是如此。“阙者补之”，原卧本所缺的第
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六回评语，此本均已补齐；“简者
充之”，如第五十六回卧本原只有一段回后批，比较简单，此本又增写了一
段；“又加眉批”，原卧本无眉批，此本每回都加了许多眉批。这样，就使
评本的面目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些新增补的批语出自何人手
笔？笔者疑即有写序的惺园退士。因其所撰序中云：“余素喜披览，辄加批
注，屡为友人攫去。近年原板已毁，或以活字摆印，惜多错误，偶于故纸摊
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顿成新观。”虽然他说是“于
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自己只是“复为补辑”，但这种伎俩我们
在旧小说整理者中每每多见，其实增补者即为他自己。

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增补齐省堂六十回本，卷首增加了“光绪十有四年
岁次（1888）著雍困敦余月东武惜红生叙于侍梅阁”的一篇序，同治甲戌
（1874）十月惺园退士的序则作为原序抄录，删去了早先闲斋老人的序。此
本据齐省堂本增多四回，是为六十回。“例言”五条，亦同齐本，只是于第
一条内加入增四回为六十回之文。所增四回插入第四十三回至四十七回之
间，原第四十三回拆成两半，一半置第四十三回前半段，一半置第四十七回
后半截，内容主要为盐商宋为富如何纳沈琼枝为妾，沈如何求“仙”得子，
宋又如何纵欲暴亡的故事，内容荒唐，文笔淫秽，明显属后人作伪，或疑即
东武惜红生所为也。此本在批语方面基本按齐本照录，只是多了它所增四回


的回后评和眉评。以上两个本子，从回数讲，一为五十六回本，一为六十回
本，似不属一个系统；但从评语的性质看，当归为一个系统，名称可拟为“齐
省堂系统评本”。

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即差不多与齐省堂本同时，上海申报馆出了第一
次排印本。此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末后除有金和跋语外，还抄有同治十
二年癸酉（1873）暮春天目山樵识语。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三年的一条讽语云：
“近之西人申报馆摆印外史，并附金跋及序语，字迹过细，太费目力。”当
即此第一次排印本。天目山樵即南汇张文虎。识语抄录了王谷原（又曾）《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首绝句中的
三首，并就王的诗序中的内容作了一些发挥。此本正文虽还未插入大量的天
目山樵评语，但它已开了一个新评本的先河。

到了光绪七年辛己（1881），申报馆又第二次刊印此书。笔者所见为是
年春月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其正文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卧本原有之回
后总评也均抄入，卷末有金跋和天目山樵同治十二年写的识语。除此之外，
卷首、卷末又新增了天目山樵于光绪年间写下的一些识语，正文则插入了大
量天目山樵的评语，故全书标为“天目山樵评本”。原卧本回末总评虽也抄
入，但相形之下未免有被淹没之感。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夏，又出版了宝文阁刊单行本《儒林外史评》
上下二卷，题“天目山樵戏笔”。卷首有是年午月当涂黄安谨子昚写的序，
内称：“先君在日，尝有批本，极为详备，以卷帙多未刊。迩来有劝者，谓
作者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独不然？请公之世。同时天目山樵亦有旧评本，
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语之言，山樵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然其意指所归，实
亦相同，因合梓之。”黄安谨父名黄小田，序谓以其父所评和天目山樵评合
刊。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三年七月下弦的识语（载于卷末）亦云：“昔黄小田
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尽，因别有所
增减。适工人有议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黄子昚太守又示
我常熟刊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仍未妥洽。因重为加批，间附
农部旧评，所标萍叟者是也。”可见黄序所言是实。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
小说书目》“儒林外史评上下二卷”条下注云：“今所见二卷本卷第下但题
‘天目山樵’。所录评语，亦无别识”。第一句话是对的，后两句话不合事
实。二卷本中确有标明“萍叟”的评语，这当就是黄小田之手笔。只是相比
山樵评语来说，其数量之少，已可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该书卧本原回末评
一律不录，唯有针对原评天目山樵又下评语的，才把有关部分标作“原评”
抄入。如第五十六回回末原评：“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
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山樵评：“瞎闹，我疑此五十六
回即评者所作。”又，此本所录天目山樵评语比之申报馆第二次印本删却了
不少。

在上海师院图书馆藏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