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
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况①。时隔一年，才开始憎恶“荐举”，
发出了“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赋”②的叹惋。由冀求到憎恶，
这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时似乎还没有出现促使他用《移家赋》去对抗“相如
赋”的机缘。——如果硬要寻找对抗因素的话，倒是自比美女，吟哦“岂知
盛年去，空闺自长嗟”可算是一种表现。只有到1735 年被保荐的消息传来以
后，以“赋”对“赋”，以“美人”对“荐士”的灵感才顿时产生了。你看，
《移家赋》的主旨不就在于“任终隐以无伤”吗？你听，《移家赋》中不是
公开宣称“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吗！毫无疑问，“美人之赋”就
是《移家赋》；用《移家赋》来对抗“封禅之书”，说明它必定写在吴敬梓
被荐的1735 年。不能设想，没有《移家赋》这篇“辞试宣言”，就能出现《儒
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闲斋老人序》中对“辞却功名富贵”
者的高度礼赞！何况从《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赋》的撰写，一脉相承，深
思熟虑；用“美人之赋”去对抗“封禅之书”，堂而皇之，稳操胜券。正因
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创作必定在《移家赋》之后。对照吴敬梓1735
年的经历，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两句。据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判断：最迟到1735 年秋天，《移家赋》已经
完稿。接下来，吴敬梓就着手创作《儒林外史》了。握笔伊始，大概在1735
年秋后。
如果说，在《儒林外史》初创时间的推算方面，胡适的观点存在根本错
误的话，那么，在该书脱稿时间的判断上，他的问题只是不够全面。
《儒林外史》脱稿于哪一年？胡适依据程晋芳写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间
的《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等两句诗，论定它成书于1748—1750 年之间。对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诚然，《儒林外史》确实在吴敬梓49 岁前后已经大体写定，根据它的取
材情况就可以找到佐证。像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于1751 年第二次“出山”，庄
绍光的原型程廷祚于1751 年再次“荣膺”“经明行修”之荐①等等，《儒林
之名何益！张季鹰斯言堪述。”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满江红》。
① 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实》据《皖志列传稿》条列程廷祚是年被荐之经过，
惜未详。笔者曾记甘熙《白下琐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尔哈善又保举（程廷
祚）经学。其考语有‘涵养淳笃，学问淹贯，尤能研深《易》理’云云。惜皆不遇。”特抄录为先生补遗。
外史》都未加描写，足证胡适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文学创作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作家都有权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
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没有义务写尽模特儿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适
提到的程晋芳，在其1754 年冬天撰写的《哭敏轩》之三中，有如下两句诗行
和一条自注：“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就是说，到了1748－1750 年之间，《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编”的稿子，
但作者未必就此搁笔，可能还在“散录”零碎篇章。据此，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1750 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但并未全部完稿。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让我们从取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先看第五
十五回的一个例子。这一回的开头有如下话语：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
上面已经提到，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但直到作者49 岁那
年，那些现实中的“南京名士”，如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
樊圣谟（迟衡山）、冯粹中（马纯上）等等，虽然不少都老了，但几乎一个
也没有死。那么，何谓“也有死了的”呢？解释只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写
在吴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为现实中的吴檠（杜慎卿）和冯粹中，恰恰死
在1750 年和1752 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卢见曾，乾隆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七年“因事遣戍”，
“往军台效力”，九年“召还，授滦州知州”等官职，“十九年（1754）还
任两淮盐运使。”①对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写。其中第二十二回点出了荀
玫的“两淮盐运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贪赃拿问”的情况，第三
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还任盐运使”时在1754 年，可
见作品中有关荀玫再任盐运司的穿插，必定是吴敬梓1754 年逝世以前添上
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体创作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难
道13 岁“便堕绮语障”，30 岁就能“下笔C C 千言就”①的吴敬梓，写一部
40 万字左右的小说要花整整19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19 年中，具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笔者排列过专家们刊发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
编录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纪历表”，阅读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经历的某些
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阶段创作而成的。具体地说，
开头至第二十五回，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
在1735 年冬季作者自扬州返宁以后的两个月内）是为第一阶段。第二十六回
至第三十五回，写在1736 年至1739 年之间。是为第二阶段。第三十六回以
下部分则陆续完成于作者逝世以前。是为第三阶段。
何以见得《儒林外史》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时
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迹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说那样，《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
① 转引自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34—35 页。
① 引自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金榘和吴檠的两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映当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从第二回直至结束，涉及明
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等六代，总计描写130 年①中发生的
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说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的结构形式，反
映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时间的线索显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
正因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六次直接标明了“年
月日”，并用朱宸濠谋反等史实来加以附会和佐证。但是，又恰恰在时间线
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标明的
“年月日”中，除掉三个必须放在开头和结尾以外，其他三个则有用非所用
的情况：
第二十回：名士牛布衣客死芜湖，“此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
第二十五回：穷秀才倪霜峰卖子，立下“过继”文书，时在“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第三十五回：庄绍光应征辟进京，被皇帝召见，“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熟悉《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书中的假名士中，牛布衣并非描写重点；
跟“祭先圣南京修礼”等篇章相比，倪霜峰卖子算不得大事件；至于庄绍光
陛见，只能说是杜少卿辞试的映衬。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在涉及主人公、大
事件的有关章节标上时间，反而着眼于某些并不重要的人与事呢？原因在
于：公开标明的“年月日”，恰恰是作者创作活动中断和持续的标志。谓予
不信，请看第二十五、三十五回标明“年月日”前后的两个时间错乱的例子：
其一，鲍文卿在救援向鼎以后的第二年，过继了16 岁的倪廷玺。后来向鼎重
遇鲍文卿父子时说道：“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可鲍文卿接着向
向鼎介绍其养子倪廷玺时说，“他今年17 岁”①。其二，庄绍光陛见，时在
杜少卿移家后的第二年。隔了十四载，杜少卿在秦淮河上遇见庄濯江，庄绍
光却对庄濯江说，杜少卿“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像这种发生在相隔
几回、甚至同一回中的差错，有力地说明作者在中断写作之前，为了减少续
写时的麻烦，才标上了“备忘”的“年月日”。但因中断时间很长，或者虽
短而注意力另有转移，所以一旦重新握笔，仍然出现了不少局部的、严重的
时间错误。
时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三阶段的迹象，是真相还是假象呢？三个阶
段的具体创作时间又是怎样推测出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而
分析作品的取材情况和写作特点。
令人惊讶的是：就像时间线索所显示的迹象那样，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
和第三十五回前后的取材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吴敬
梓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例如：
范进中举后发疯的描写，可能借鉴了明末袁体庵“中举发狂”的故事②。
南昌知府王惠“三样声息”的描写，分明脱胎于顺治年间荆州知府袁于
① 按笔者《纪历》推算：“楔子”自1323 年写至1371 年，计48 年。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自1487 年写
至1537 年，计50 年。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五回，自1538 年写至1556 年，计18 年。第三十五回下半回至
第五十四回，自1556 年写至1575 年，计19 年。第五十五回写1595 年事。第五十六回写1616 年事。
① 此处按笔者《纪历》推算，倪廷玺当为26 岁。
② 参见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伶讽刺其长官的故事③。
“侠客虚设人头会”，“憨仙烧银骗钱财”，显然以唐代冯翊《桂苑丛
谈》中《崔谈自称侠》和《李将军为左道所误》为蓝本。
“乐清县贤宰爱士”可能是清初官僚徐乾学延誉后进的有关传闻的花样
翻新①。
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侧重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为题材。其中第
二十八回以后出现的季苇萧、杜慎卿、迟衡山、庄绍光等人物故事，分明以
吴敬梓的亲友李啸村、吴檠、樊圣谟、程廷祚等为模特儿，杜少卿则是作者
的自我写照。第二十八回以前的三回与第一阶段相承接，继续描写鲍文卿父
子的故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1）《闲斋老人序》明言：他原想描写
对待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四类人：“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
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被人看破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从第二十五回以前
的创作情况看，前三类已经依次写完。鲍文卿形象的出现则是进入第四类的
标志②，也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将“终结”的标志。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征辟”问题闯进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继鲍文卿谢恩辞
赏的描写以后，作者势必要续写自身的辞试经历；取材情况也就随之而陡然
变化。《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评语说得好：鲍廷玺“丧父娶妻”以
后，作者就“换一副笔墨去写二杜”了。（2）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化，作者的
认识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对“征辟”，写下了表示辞试决心的《闲斋老人序》。
（3）依循现实题材的轨迹，大致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约在1737 年
下半年至1738 年上半年。因为作者原本与他的从兄吴檠关系密切。1737 年
吴檠“博学鸿词”落第以后，吴敬梓才厌恶其人品①。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
恰恰从出场开始，作者就满含调侃、讽刺之情。另外，以吴蒙泉为模特儿的
虞育德，1737 年中进士，1738 年到南京任上元县教谕②。而虞育德在这一阶
段并未登场。
第三十六回开始，作者一方面继续以自身及其亲友的现实活动为题材，
一方面插进了很多历史和社会的传闻材料。1738 年，“难进易退”、襟怀冲
淡的吴蒙泉开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山外又见青山。为此，
他围绕虞育德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几乎用“实录”的方法逐一地作了叙述，
又借助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不断地加以穿插。这样写的结果，使第三十六回以
后的篇幅，出现了两种时间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其二是作品的
自然纪历。两相比较，前者喧宾而夺主，成了主要的线索。抓住这条主要的
线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阶段的写作时间：
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1738 年南京任上元县教谕，1744 年离宁赴京，1748 年出任浙江遂
安县知县。
③ 参见尤侗《艮斋杂说》。
① 参见赵冀《檐曝杂记·徐健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四回回末总评有言：士大夫有“名儒而实戏”者，“鲍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
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条评语正确揭示了作者借鲍文卿描写“辞却功名富贵”的内在意图。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三《酬青然兄》和《贫女行》。
② 参见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迟衡山的原型樊圣谟，1749 年应聘回原籍句容修县志。
杜慎卿的原型吴檠，1745 年中进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适应，《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写，
第四十六回对虞育德离开南京、杜慎卿“铨选部郎”作了顺叙和补叙，第四
十八回特意点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寻”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则对迟衡山回句
容“修理学宫”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艺术形象出现的先后联
系起来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写在1746 年以后，第四十八回决不会写在1748
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则很可能写在1750 年，。。。另外，根据《全椒县志》
等的记载，吴敬梓40 岁那年，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贤祠而卖掉了“江北老
屋”。前此，又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于南京与仪征之间。所以
特传式的“真儒降生”和仪程式的“南京修礼”决不会写在1740 年以前。也
就是说，作品第三阶段的创作，开始于1740 年以后，结束于吴敬梓去世之前。
从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作品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杂取”和虚构的方法。
为什么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凿凿有据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
型，可是人们普遍否定诸如“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范进之
姓陶”等等说法？为什么有些专家在纠正了金和的某些错误，考实了范进、
荀玫、严贡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后，并未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几个人物，如权勿用、马纯上等，是
以一个原型为主来塑造的。但即就马纯上而言，他跟原型冯粹中相比，何尝
没有区别！据《滁州志·冯粹中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记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