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亦收入普林斯顿大学1977 年出版的《中国的记叙文：评
论文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一书。
此文将《儒林外史》的内容与形式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
物出场次序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和完整的艺术构思。
林顺夫指出，在本世纪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极不完
整，他们往往把这部讽刺文学作品看成缺乏完整构思的连环短篇故事，这种
看法是由于不理解《儒林外史》独有的内部统一的构思，而对集中统一之情
节结构（这是西方小说的典型结构）的一种偏爱，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受到
西方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1918 年蒋瑞藻编辑的《小说考证·拾遗》中收录
了两则不知姓名的学人对《儒林外史》艺术结构和文字的评论，认为《儒林
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全书“有枝而无干”，同时又认为《儒林外史》
的文字可谓“白话之正宗”。从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位不知姓名
的学人的话，大约是在1917 年文学革命中写的。因为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
子正提倡按照西方的理论、用白话文来创作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这位不知
姓名的学人，也许正是受到西方小说的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对《儒林
外史》发表了上述的见解。林顺夫还指出，胡适责备《儒林外史》“没有布
局”、“没有总的结构”（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这种片
面挑剔中国文化毛病的偏见，其根源也正是局限于西方文化思想的框框和西
方小说情节结构的模式。为此，林顺夫呼吁，为了深入理解《儒林外史》特
殊的艺术结构模式，我们必须首先从本世纪早期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影响
很深的中国学者们的上述基本观点中解放出来。
林顺夫认为，《儒林外史》艺术结构所体现出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
比任何西方小说名著逊色。传统的中国小说很少集中描写一个人物的发展，
或者集中叙述一个社会现象的过程，而多是描写广大凡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
关系，这与其说是固定中心，不如说是可移动中心。《儒林外史》在每一回
中集中描写一两个主要人物和几个次要人物，构成一幅特定的社会景象，这
些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下一回里退居主要情节以外，或者从情节中消失，
我们只有读过整部小说以后，才能获得对它的总的轮廓的认识。《儒林外史》
的结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不能说作者缺少通盘计划的
考虑。这部小说结构的顶点是对泰伯崇敬的仪式，书中一切理想化的优秀知
识分子都忠于泰伯。这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希望用举行仪式的行动来恢复礼
仪的教育，但他们的希望因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而落空了。结果，绝大
部分知识分子的梦想被这种科举考试制度所腐蚀，这种制度只鼓励那些熟读
八股文章而追求富贵功名的人。礼仪因素（作者道德观念的核心）在《儒林
外史》的艺术结构上有两个功能，第一，它将一连串分散的插曲组织成几个
较大的集中的部分；第二，它又将这些较大的部分组织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全书第一回的楔子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它以一个能够包容全书主要轮廓
的虚构故事阐明了小说的主题，这个虚构故事即是作为知识分子楷模的王冕
传。三十六回写虞博士、书末写四个不同类型的艺人，他们是作为楷模人物
形象与楔子所提出的理想相呼应的。
林顺夫同时认为，《儒林外史》全书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也可以说三个
阶段）。第一部分（二至三十回）集中写了两类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
企图通过科举考试以求得功名富贵；第二类知识分子完全拒绝这种考试而追
求隐居生活。在这一部分里，小说作者是以十二回的莺脰湖聚会、十八回的
西湖诗会和三十回的莫愁湖品第花案三个事件为中心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这
三次文人的聚合，正像《水浒传》运用宴会形式来聚合分散在全国的一百零
八位英雄好汉一样。第二部分（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以泰伯祠祭祀的完善
准备来组织故事情节，小说作者的笔调从讽刺转到写实，集中描写更为不寻
常的优秀知识分子。祭泰伯大典使全书故事发展达到了最高潮，它集合了24
位知识分子、16 个乐师和36 个表演礼仪舞蹈童子，总共76 人。第三部分（三
十八回至书末）从内容上看显得零乱冗长，但这决不是作者创作才能的衰退，
作者是通过这一部分内容来暗示本书的中心人物所珍爱的道德理想的彻底失
败。我们以泰伯祠祭祀大典作为分界线，能够从两个方面清楚地看到《儒林
外史》三个部分的组成情况。书末写了擅长琴、棋、书、画的四位奇人，这
正如夏志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结尾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暗示，它与小说开
场的悲观的论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结尾应该说是儒家思想“礼失而求
诸野”的体现。
林顺夫这篇著名的论文最后指出，《儒林外史》的整体内容和结构反映
了中国人的“前期的”世界观。吴敬梓生活在清朝最强盛和最繁荣的时期，
生活在中国人在外国侵略的猛烈进攻和西方压力的影响下开始对他们的文化
丧失信心以前的时期，因此，他不能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
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进行挑战。假如吴敬梓感觉到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
文化已经衰退的话，他就能体察到他的唯一的礼仪化世界的理想是无法实现
的。
另外，由美国学者杨力宇（Winston，L。Y。Yang）、李培德（Peter Li）
及内森茅（Nathan K。Mao）合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1978 年由美国波
士顿G。K。霍尔公司出版。本书有专节介绍国外翻译研究《儒林外史》的概况，
并附西文论著《儒林外史》提要目录。这部参考工具书对东西方学者研究《儒
林外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法国、德国、西班牙对《儒林外史》的翻译与研究
《儒林外史》在法国是作为世界小说名著之一进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
法国权威性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写道：《儒林外史》
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它由一个个生动的短篇故事组成。作者吴敬梓具
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
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
在本世纪30 年代，一批旅法中国学者为把《儒林外史》介绍给法国读者，
首先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一个译出《儒林外史》之片段法译文的，是旅居法
国的中国学者、里昂大学教授徐仲年（Hsü Sung…nien）博士。他的译文题为
《范进中举》，收入他的译著《中国诗文选》一书（282—293 页），1933
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全书共445 页）。所译内容即《儒林外史》
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这是根据上海亚东书
局1922 年《儒林外史》排印本译出的。同年，由巴黎韦加出版社出版的旅法
中国学者吴益泰（Ou，ITai）的《论中国小说：书目与批评》一书的115—
118 页，收有《儒林外史》的二段法译文，一段题作《马二先生》，一段题
作《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即《儒林外史》第四回和第十四回的摘译评
介。此书为吴益泰的博士论文。又，同年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出版的旅法
中国学者贺师俊（Ho Hsih…Chun）的专著《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一书（共
207 页）中，也收有《儒林外史》的多段译文。此书为贺士俊的博士论文，
全书对《儒林外史》的内容、思想和艺术，都作了介绍和评论。书中并附有
程晋芳《吴敬梓传》的译文。
本世纪4O 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典
文学的译著明显减少。但从50 年代末期开始，法国却出现了译介和研究中国
古典小说的新的热潮。推动这一热潮的动力，是195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的一项决议。此决议计划编译一套东方国家的文化名著，定名“东方知识
丛书”，交由巴黎最著名的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法兰西
院士、作家罗歇·卡约先生和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东方学家、作家艾田蒲
（R。E’tiemble）先生，决定把《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7 种中国文学名著列入这套丛书，约请精通中
法文的专家进行翻译。经过多位法国汉学家的辛勤劳动，这些著名的中国文
学作品陆续以高质量全新译本在法国面世。《儒林外史》法文全译本由旅法
学者张复蕊（Tchang Fou…Jouei）翻译，1976 年由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由于张复蕊的译笔流畅生动，能传达原著的风格，故这一法译本受到了法国
广大的读者的喜爱。法国著名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和翻译家、波尔多第三大
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雷威安（Andre' Le'vy1925 年生）为这一译本所撰写的长
篇《序言》，被视为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明清小说的代表佳作之一。雷威安
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剖析
士人文化心态的“最细腻的诙谐杰作”；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具有近千年
历史的科举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部非人化的机器，没有能力辨别它本
应识别的个人德行，而过分刺激追求功名野心”，浸蚀着一代代士人的灵魂，
任何一位士人似乎都无法避免仕途经济的文化选择，无法逃脱科举的戕害。
吴敬梓作为这一“文化圈”中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杰出的艺术家，不能不拿
起笔写下《儒林外史》这样一部揭露科举毒害、批判文化丑行的杰作。“吴
敬梓并非是对这一制度提出批评的第一人，不过，他没有重复别人的批评”，
他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展示士人一个个被腐蚀的灵魂，来
“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与恨”，
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法国著名汉学家皮埃尔——艾蒂安·维尔（Pierre—EtienneWill）所撰
《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载巴黎《批评》杂志＇Cri…tique＇，第
411—412 期），是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两部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比较
研究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认为，虽然《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别，虽然《儒林外史》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
封建王朝的揭露，较之《水浒传》“可能更带悲观色彩，是一种与儒家世界
观不能分割的悲观主义”，但两部小说的共同之点则是“都围绕着国家问题
展开描写”，两书中的人物对封建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
山英雄们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而去效忠宋王朝，《外史》
中的文士也同样存在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两部小说在布
局层次上也颇为相似：都是屉格式的构筑，都用个人命运来自由地串联故事，
都采用团聚的方式来标示全书的高潮，这在《水浒传》是第七十一回“梁山
泊英雄排座次”，《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名贤主祭”。两书中
的许多场面分别构成了它们颂扬各自的中心价值的节拍，如《儒林外史》中
的“诗会”，《水浒传》的“大战”。维尔对《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
一个重要观点是，它们分别表现了中国古代重文传统与尚武精神两股文化潮
流。（参见钱林森著《中国文学在法国》）
德国于1962 年出版了由旅德中国学者杨恩霖（Yang En…lin）与德国学
者格哈德·旅米特（Gerhard Schimitt）合译、由德国著名学者诺亚·基彭
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校改润色的高质量的德文全译本《儒林外
史》，出版者为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这是根据嘉庆八年（1803）
刊卧闲草堂本译出的，平装本1201 页，精装再版本831 页，封面印有杨恩霖
先生墨笔题写的汉字《儒林外史》书名。此德文全译本所附德国著名汉学家
伊尔玛·彼得斯（Irma Peters）撰写的长篇跋文，可说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儒
林外史》的代表性作品。
彼得斯在这篇跋文中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杰出
的讽刺小说，是与他所具有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吴敬梓的进步思想来自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父亲的影响，这种影响见之于他的轻视功名利禄，重视
教养、学识和做人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是受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和颜元（1635—1704）的影响。顾炎武要求把古代学说与当今的问
题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颜元则十分重视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顾和颜
都反对八股文，主张研究科学与技术，重视实践在知识过程中的作用，这些
影响均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儒生们的讽刺描写，并非为了取悦
读者，他的意图是严肃的。由于他的教养，他十分关怀儒生们的命运。儒林
的不断退化，科学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沦丧，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求，都使
他十分悲伤。我们从《儒林外史》描写复古的努力也可以看出吴敬梓的儒家
教育的影响。除了批判科举制度外，《儒林外史》还以广阔的篇幅抨击了封
建道德的某些方面。例如作者反对纳妾，主张一夫一妻制。作者对不愿作盐
商妾而逃到南京去靠自食其力生活的沈琼枝极为同情，这无疑是一份勇敢的
告白，一次对封建传统的挑战，一次对妇女平等地位的呼吁。
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彼得斯认为，作者的讽刺特点是让反面
人物通过言行不一的方式来暴露自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不对此发表评
价。他宁愿让读者自己利用所描写的事实去思考和判断，让读者去认识这种
状况的荒谬无理。讽刺的力量还由于小说所使用的简朴的群众语言而加强，
这种语言能使作品为广泛阶层的读者所接受。这种群众性语言的使用同文人
们所宣传的文学语言相比，表现了作者的又一成就。至于《儒林外史》的艺
术结构，彼得斯也赞同它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的看法。因为小说虽然人物
繁多、情节复杂，但仍有其主要人物，全书仍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它反
对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科场举子对于功名富贵的追逐、反对封建
道德的某些原则立场。彼得斯强调吴敬梓所采用的小说结构形式完好地表现
了全书的内容，它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丰富性传达了儒士们和官场的一幅广泛
的繁复的画面。《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无疑对晚清小说起过极大的影响。
彼得斯这篇跋文最后谈到这个德文全译本《儒林外史》在中德文化交流
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本书将使德国读者看到一个相当陌生、异样、
因而也十分有趣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
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读了这些过去的事物，将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在这方面
已经完成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