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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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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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
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
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
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
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
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
杂多于整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
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
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
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


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
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
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
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
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
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欢悲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意俱属
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假
若结合其《减头绪》篇所云“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
《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看问题,
则这里所说的“主脑”,又显然是指作品的情节线索。论原因就在于:《立
主脑》篇作为李渔的结构论,其“主脑”说犹如刘勰的“义脉”说,它指的
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明乎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检验闲
斋老人和卧本评语一提再提的“功名富贵”说,它是否切合《儒林外史》的
内容本旨和结构状况。

然而,在研讨这一问题以前,应先就作品的主题问题一申鄙见。因为,
“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先后有“反八股科举”说、“反
功名富贵”说、“一代文人有厄”说的争雄。其实,书中写得明白:罪恶的
八股制艺制度以功名富贵作为士子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功名富贵以其诱
惑力败坏着士子的“文行出处”和黎民的世情人心,从而使“一代文人有厄”。
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
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
个层面的中心,但作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
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从而暗示了国
家已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因此,“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
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从而也就规定了作品形象体
系的内部构成,这就出现了闲斋老人所说的四类士人。这种形象体系的内部
构成,合卷思之,既可将它看作是百年士人行状的“纵剖面”,而又可将它
看作是一代士人行状的“横断面”。更由于作品艺术成就之高,所以还是那
闲斋老人说得好:“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
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
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
予言也夫!”

然而,“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思想主线,它不只作用于书中各篇
传记的人物塑造,从而使之“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最后使作品的人物
塑造组成一个可以自镜和镜人的形象体系;它还作用于书中各个部分的情节
部署,从而使之“首尾相援,节文自会”,最后使作品的情节部署形成一个
《文心雕龙·附会》所说的“杂而不越”的有机整体。这后一点,可以从如
下三个方面看问题:

第一回是楔子,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盖该楔
子开头的《蝶恋花》乃全书的主题歌,一声“功名富贵无凭据”,即将“功
名富贵”的实质轻轻点破;该楔子的主体部分是王冕行状,一声“这个法却
定的不好!”则又借王冕的口将八股取士制的危害轻轻点明,而写王冕行状


则又旨在为士子立极。第五十五回是尾声,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
曲高山流水”。该尾声的主体部分是四奇人的行状,写此是旨在说明讲“文
行出处”者已不在儒林而在市井;该尾声的《沁园春》乃全书的余韵,感叹
苍凉,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不难看出,这楔子和尾声,二者不
只在思想上是呼应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对称的,作者以之作为全书的起与
结,显然是旨在增强作品的整一性。此其一。

第二回至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主体,它又可分为三个思想段落。第二
回至第三十回,写各类士人因以“功名富贵”为价值观念而不讲“文行出处”,
以致文运式微,照应了楔子中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第三十一回
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写杜少卿和他的朋友们为挽救文运而修建和祭祀泰伯
祠,想“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照应了
楔子中王冕所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第三十七回下
半回至第五十四回,写文运在八股取士制下的衰颓,儒林已销磨无人,这既
补足了楔子中王冕所谓“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结果,又在为尾声
中市井间四奇人的出现作引。显而易见,这一部分与楔子和尾声,可谓经络
相衔、血脉贯通,其中三十四回以后那妄人窜入的伪墨所以会被识破,也从
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此其二。

正如卧本评者评第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所说:“本书至此卷,
是一大结。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矣。
前乎此,如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
云亭、梁甫,而又臻于泰山。”这说的是小说之主体部分的层次性,以及莺
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对祭先圣南京修礼的遥相烘托作用。需予补说的是,
莫愁湖之会,也是一小结束。然而,莺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是闹剧,莫愁
湖之会是喜剧,祭先圣南京修礼则是悲剧!此其三。

凡此,又不难看出: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是作过通盘考虑的,
并非贸然落墨。

一言以蔽之,《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
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
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
整体,这是明写。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为纪传性结构形态。

四关于“连环短篇”说问题的补说

《儒林外史》中的确存在众多的相对完整的“人臣行状”,或如《史记》
中的“列传”,或如《史记》中的“世家”,而以前者居多。“卧评”称之
为“传”,胡适称之为“人物小品”,鲁迅称之为“短制”,时贤们一般皆
称之为“短篇小说”。论其写法,并不叙人物之一生,而只取人物一生中某
几个或某个横断面,与《史记·管晏列传》中的《晏婴传》用笔相若,所以
称之为“短篇小说”是恰当的。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是对鲁迅的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善,在对《儒林外交》的
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无疑是较切合作品实际、最富学术价值的一说。然
而组缃先生在他的宏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虽从逻辑上作了阐
释,却未及将之置于《儒林外史》中予以具体论证,引用者又多满足于作为
成说引用,因而予以补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兹将书中这类具有短篇小说性质的人物传列举如下,以清眉目,或有助
于对问题的补证。书中除了楔子里的“王冕传”和尾声里的“四奇人传”,
以及上引后人窜入的篇章以外,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人物传,主要如下:第二
回至第四回“周进、范进传”;第五回至第六回“严贡生、严监生传”;第
七回下半回至第八回上半回“王惠传”;第八回下半回至第十二回“娄琫、
娄瓒传”,其中第十回至第十一回插入“蘧駪夫传”;第十三回至第十五回
上半回“马二先生传”;第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二十回上半回“匡超人传”;
第二十回下半回“牛布衣传”;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四回上半回“牛浦郎传”;
第二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二十七回“鲍文卿、鲍廷玺传”;第二十九回至第三
十回“杜慎卿传”;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杜少卿传”,其中第
三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三十五回插入“庄绍光传”,第三十六回插入“虞玉德
传”;第三十七回下半回及第三十八回中片断为“郭铁山传”;第四十回下
半回至第四十一回“沈琼枝传”;第四十四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五回“余有达、
余有重传”;第四十六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七回“虞华轩传”;第四十八回“王
玉辉传”;第四十九回至第五十二回“凤四老爹传”;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
四回“陈木南传”。吴敬梓所以用这么多人物传来展示作品的主题,显然是
由于小说所涵盖的空间,北自山东,南至广东,东起江苏、浙江,西至安微、
江南,纵横十来个省,小说所囊括的时间又上起成化末年,下至万历二十三
年,共108 年,非如此以类似西方美学上的所谓“散点式”则不能涵盖这一
时空,而他又旨在写“外史”。问题是,他除了以时间顺序为暗线,以“功
名富贵”为明线以外,又是以什么方法具体而微地将这么多人物传记在外在
结构形式上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我以为其方法主要有六。

一是,以一个主人公和另一个主人公相见为关锁,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
紧密关联。这种情况仅一见,即“范进传”与“周进传”的相接,其关锁是
两位主人公的考场相会。

二是,先让后一个人物传中的主人公在前一个人物传中登场演个配角,
以作为联系毗邻的两个人物传之间的纽带。这种情况亦仅一见,如“严贡生
传”与“范进传”的衔接,便是以严贡生其人及其于“范进传”中在前往汤
知县处打抽丰的范进和张静斋面前的一番表演为纽带的。

三是,以次要人物或某物某事为中介,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紧密相连。
这种情况最多见,比如,以余有达为中介勾连“王玉辉传”和“虞华轩传”,
以《牛布衣诗稿》为中介勾连“牛浦郎传”和“牛布衣传”,以向知县断讼
获咎勾连“鲍文卿传”和“牛浦郎传”,便是如此。

四是,以同道之间亲密交往为圆周,在一个人物传中插入一个或两个人
物传,形成一组。这种情况凡两见,前者如“娄琫、娄瓒传”中之有“蘧駪
夫传”,后者如“杜少卿传”中之有“庄绍光传”和“虞育德传”,皆是如
此。

五是,让人物先在与其传记不相毗邻的人物传或过峡性章回中登场一
现,于相隔一些人物传和过峡性章回后再为其作传。这种情况亦两见,就是:
“王惠传”是在第七回至第八回,其人初次露面是在第一回“周进传”,中
间隔着“范进传”和“严贡生、严监生传”;“牛布衣传”见于第二十回,
其人初次露面见于第七回过峡性文字“范学道视学报师恩”,中间隔着“王
惠传”、“娄琫、娄瓒传”、“蘧駪夫传”、“匡超人传”。

六是,以人物传为骨架,以次要人物为经络,筑构全书情节。这里所说


的次要人物分两类,一类是无个人传记的人物,一类是离开了本传的人物。
其中前者居多数,在密合作品情节和密合作品针线上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又
以令人可笑可鄙的斗方名士和八股迷为最,成为本书艺术结构上的一大特
点。比如,荀玫始见于第一回“周进传”,直到第二十九回“杜慎卿传”中
才了案;金东崖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三十七回“祭先圣”中才
了案;陈玉甫也是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五十四回“陈木南传”
中才由其子陈和尚为其了案。凡此,便是明证。

不难看出:让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的前一个人物传的主人公径入后一个人
物传当配角,这情况在吴敬梓的笔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吴敬梓组合笔端人
物传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皆以曲折见长。其笔端人物传的单体结构,
正如上引郑明娳女士所说,也是五彩纷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
恐怕只能是:作者在动笔前对如何塑造人物,又如何部署情节,已成竹在胸,
作过通盘考虑。

由此可见: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
品连缀起来的”,固然不正确;鲁迅认为“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
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并不
确切。然而经过发展与修正,吴组缃先生提出的“连环短篇”说,我以为是
可以成立的。因为它比较符合书中的人物传组合方法,至少在对《儒林外史》
的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时至今日还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说法。

五结论和余论

关于《儒林外史》结构问题,“连环短篇”说,是吴组缃先生提出的;
“功名富贵”说,是闲斋老人提出的;“时间顺序”说,是吴小如先生提出
的;认为“作者在写作时,对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乃
章培恒先生的发现。百年来,最具价值的说法,可谓尽见于此。对此,我只
是分别作了点补证。目的是想说明:“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
的暗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情节结
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
结构的外在特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
做“纪传性结构”;因为《史通》给“纪”和“传”下的定义正是:纪者编
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儒林外
史》既以人物传为其骨架,而作者笔端的人物传又是暗中编年的,“功名富
贵”则既是作品结构情节的明线,又是它的主题,称之为纪传性结构,当不
算太错。如果说这篇文字还有点我个人的心得,亦仅此而已。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有此匠心,不是偶然的。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史家
写法的极为重视,及其对史学的造诣之深,又反映了作者蒙受明末清初复古
思潮的影响,也主张“经世致用”。我这么说,理由有三:

清初三大思想家因力主“经世致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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