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
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
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
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
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
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
杂多于整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
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
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
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
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
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
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
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
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
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欢悲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意俱属
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假
若结合其《减头绪》篇所云“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
《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看问题，
则这里所说的“主脑”，又显然是指作品的情节线索。论原因就在于：《立
主脑》篇作为李渔的结构论，其“主脑”说犹如刘勰的“义脉”说，它指的
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明乎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检验闲
斋老人和卧本评语一提再提的“功名富贵”说，它是否切合《儒林外史》的
内容本旨和结构状况。
然而，在研讨这一问题以前，应先就作品的主题问题一申鄙见。因为，
“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先后有“反八股科举”说、“反
功名富贵”说、“一代文人有厄”说的争雄。其实，书中写得明白：罪恶的
八股制艺制度以功名富贵作为士子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功名富贵以其诱
惑力败坏着士子的“文行出处”和黎民的世情人心，从而使“一代文人有厄”。
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
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
个层面的中心，但作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
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从而暗示了国
家已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因此，“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
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从而也就规定了作品形象体
系的内部构成，这就出现了闲斋老人所说的四类士人。这种形象体系的内部
构成，合卷思之，既可将它看作是百年士人行状的“纵剖面”，而又可将它
看作是一代士人行状的“横断面”。更由于作品艺术成就之高，所以还是那
闲斋老人说得好：“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
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
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
予言也夫！”
然而，“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思想主线，它不只作用于书中各篇
传记的人物塑造，从而使之“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最后使作品的人物
塑造组成一个可以自镜和镜人的形象体系；它还作用于书中各个部分的情节
部署，从而使之“首尾相援，节文自会”，最后使作品的情节部署形成一个
《文心雕龙·附会》所说的“杂而不越”的有机整体。这后一点，可以从如
下三个方面看问题：
第一回是楔子，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盖该楔
子开头的《蝶恋花》乃全书的主题歌，一声“功名富贵无凭据”，即将“功
名富贵”的实质轻轻点破；该楔子的主体部分是王冕行状，一声“这个法却
定的不好！”则又借王冕的口将八股取士制的危害轻轻点明，而写王冕行状
则又旨在为士子立极。第五十五回是尾声，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
曲高山流水”。该尾声的主体部分是四奇人的行状，写此是旨在说明讲“文
行出处”者已不在儒林而在市井；该尾声的《沁园春》乃全书的余韵，感叹
苍凉，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不难看出，这楔子和尾声，二者不
只在思想上是呼应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对称的，作者以之作为全书的起与
结，显然是旨在增强作品的整一性。此其一。
第二回至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主体，它又可分为三个思想段落。第二
回至第三十回，写各类士人因以“功名富贵”为价值观念而不讲“文行出处”，
以致文运式微，照应了楔子中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第三十一回
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写杜少卿和他的朋友们为挽救文运而修建和祭祀泰伯
祠，想“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照应了
楔子中王冕所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第三十七回下
半回至第五十四回，写文运在八股取士制下的衰颓，儒林已销磨无人，这既
补足了楔子中王冕所谓“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结果，又在为尾声
中市井间四奇人的出现作引。显而易见，这一部分与楔子和尾声，可谓经络
相衔、血脉贯通，其中三十四回以后那妄人窜入的伪墨所以会被识破，也从
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此其二。
正如卧本评者评第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所说：“本书至此卷，
是一大结。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矣。
前乎此，如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
云亭、梁甫，而又臻于泰山。”这说的是小说之主体部分的层次性，以及莺
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对祭先圣南京修礼的遥相烘托作用。需予补说的是，
莫愁湖之会，也是一小结束。然而，莺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是闹剧，莫愁
湖之会是喜剧，祭先圣南京修礼则是悲剧！此其三。
凡此，又不难看出：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是作过通盘考虑的，
并非贸然落墨。
一言以蔽之，《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
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
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
整体，这是明写。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为纪传性结构形态。
四关于“连环短篇”说问题的补说
《儒林外史》中的确存在众多的相对完整的“人臣行状”，或如《史记》
中的“列传”，或如《史记》中的“世家”，而以前者居多。“卧评”称之
为“传”，胡适称之为“人物小品”，鲁迅称之为“短制”，时贤们一般皆
称之为“短篇小说”。论其写法，并不叙人物之一生，而只取人物一生中某
几个或某个横断面，与《史记·管晏列传》中的《晏婴传》用笔相若，所以
称之为“短篇小说”是恰当的。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是对鲁迅的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善，在对《儒林外交》的
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无疑是较切合作品实际、最富学术价值的一说。然
而组缃先生在他的宏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虽从逻辑上作了阐
释，却未及将之置于《儒林外史》中予以具体论证，引用者又多满足于作为
成说引用，因而予以补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兹将书中这类具有短篇小说性质的人物传列举如下，以清眉目，或有助
于对问题的补证。书中除了楔子里的“王冕传”和尾声里的“四奇人传”，
以及上引后人窜入的篇章以外，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人物传，主要如下：第二
回至第四回“周进、范进传”；第五回至第六回“严贡生、严监生传”；第
七回下半回至第八回上半回“王惠传”；第八回下半回至第十二回“娄琫、
娄瓒传”，其中第十回至第十一回插入“蘧駪夫传”；第十三回至第十五回
上半回“马二先生传”；第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二十回上半回“匡超人传”；
第二十回下半回“牛布衣传”；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四回上半回“牛浦郎传”；
第二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二十七回“鲍文卿、鲍廷玺传”；第二十九回至第三
十回“杜慎卿传”；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杜少卿传”，其中第
三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三十五回插入“庄绍光传”，第三十六回插入“虞玉德
传”；第三十七回下半回及第三十八回中片断为“郭铁山传”；第四十回下
半回至第四十一回“沈琼枝传”；第四十四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五回“余有达、
余有重传”；第四十六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七回“虞华轩传”；第四十八回“王
玉辉传”；第四十九回至第五十二回“凤四老爹传”；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
四回“陈木南传”。吴敬梓所以用这么多人物传来展示作品的主题，显然是
由于小说所涵盖的空间，北自山东，南至广东，东起江苏、浙江，西至安微、
江南，纵横十来个省，小说所囊括的时间又上起成化末年，下至万历二十三
年，共108 年，非如此以类似西方美学上的所谓“散点式”则不能涵盖这一
时空，而他又旨在写“外史”。问题是，他除了以时间顺序为暗线，以“功
名富贵”为明线以外，又是以什么方法具体而微地将这么多人物传记在外在
结构形式上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我以为其方法主要有六。
一是，以一个主人公和另一个主人公相见为关锁，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
紧密关联。这种情况仅一见，即“范进传”与“周进传”的相接，其关锁是
两位主人公的考场相会。
二是，先让后一个人物传中的主人公在前一个人物传中登场演个配角，
以作为联系毗邻的两个人物传之间的纽带。这种情况亦仅一见，如“严贡生
传”与“范进传”的衔接，便是以严贡生其人及其于“范进传”中在前往汤
知县处打抽丰的范进和张静斋面前的一番表演为纽带的。
三是，以次要人物或某物某事为中介，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紧密相连。
这种情况最多见，比如，以余有达为中介勾连“王玉辉传”和“虞华轩传”，
以《牛布衣诗稿》为中介勾连“牛浦郎传”和“牛布衣传”，以向知县断讼
获咎勾连“鲍文卿传”和“牛浦郎传”，便是如此。
四是，以同道之间亲密交往为圆周，在一个人物传中插入一个或两个人
物传，形成一组。这种情况凡两见，前者如“娄琫、娄瓒传”中之有“蘧駪
夫传”，后者如“杜少卿传”中之有“庄绍光传”和“虞育德传”，皆是如
此。
五是，让人物先在与其传记不相毗邻的人物传或过峡性章回中登场一
现，于相隔一些人物传和过峡性章回后再为其作传。这种情况亦两见，就是：
“王惠传”是在第七回至第八回，其人初次露面是在第一回“周进传”，中
间隔着“范进传”和“严贡生、严监生传”；“牛布衣传”见于第二十回，
其人初次露面见于第七回过峡性文字“范学道视学报师恩”，中间隔着“王
惠传”、“娄琫、娄瓒传”、“蘧駪夫传”、“匡超人传”。
六是，以人物传为骨架，以次要人物为经络，筑构全书情节。这里所说
的次要人物分两类，一类是无个人传记的人物，一类是离开了本传的人物。
其中前者居多数，在密合作品情节和密合作品针线上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又
以令人可笑可鄙的斗方名士和八股迷为最，成为本书艺术结构上的一大特
点。比如，荀玫始见于第一回“周进传”，直到第二十九回“杜慎卿传”中
才了案；金东崖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三十七回“祭先圣”中才
了案；陈玉甫也是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五十四回“陈木南传”
中才由其子陈和尚为其了案。凡此，便是明证。
不难看出：让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的前一个人物传的主人公径入后一个人
物传当配角，这情况在吴敬梓的笔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吴敬梓组合笔端人
物传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皆以曲折见长。其笔端人物传的单体结构，
正如上引郑明娳女士所说，也是五彩纷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
恐怕只能是：作者在动笔前对如何塑造人物，又如何部署情节，已成竹在胸，
作过通盘考虑。
由此可见：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
品连缀起来的”，固然不正确；鲁迅认为“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
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并不
确切。然而经过发展与修正，吴组缃先生提出的“连环短篇”说，我以为是
可以成立的。因为它比较符合书中的人物传组合方法，至少在对《儒林外史》
的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时至今日还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说法。
五结论和余论
关于《儒林外史》结构问题，“连环短篇”说，是吴组缃先生提出的；
“功名富贵”说，是闲斋老人提出的；“时间顺序”说，是吴小如先生提出
的；认为“作者在写作时，对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乃
章培恒先生的发现。百年来，最具价值的说法，可谓尽见于此。对此，我只
是分别作了点补证。目的是想说明：“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
的暗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情节结
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
结构的外在特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
做“纪传性结构”；因为《史通》给“纪”和“传”下的定义正是：纪者编
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儒林外
史》既以人物传为其骨架，而作者笔端的人物传又是暗中编年的，“功名富
贵”则既是作品结构情节的明线，又是它的主题，称之为纪传性结构，当不
算太错。如果说这篇文字还有点我个人的心得，亦仅此而已。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有此匠心，不是偶然的。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史家
写法的极为重视，及其对史学的造诣之深，又反映了作者蒙受明末清初复古
思潮的影响，也主张“经世致用”。我这么说，理由有三：
清初三大思想家因力主“经世致用”，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