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的
一面；更主要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组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为了
表达主题思想的方便，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来来去去，是有机的联系（或
说有其内在的关联）而非随意或勉强凑泊而成的。不仅如此，我还以为，他
所写的故事所以这样先后排列，还有个时间顺序问题，即《公羊传》所说的
‘所传闻’、‘所闻’和‘所见’这三个不同阶段。当然这一点比较次要，
但吴敬梓在写书时，确是把时间顺序做为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的。”然
而，论证有时比结论更为重要。《儒林外史》中的“时间顺序”，其特点何
在呢？吴小如先生并没有作出回答。弥补这一缺失的，是章培恒先生的宏文
《〈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该文发表在《学术月刊》1982 年第7 期上，它
虽片言未及《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却以十分充足的论据论证了一个出人
①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评述》，《文学遗产》1986 年第1 期。
① 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散论》，第197 页。
②
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360 页所录平慧善的观点。
意外的论点，那就是：“吴敬梓在写作时，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经
过周密考虑和计算的。”这实属百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
从而也就为“时间顺序”说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曰“单体多彩”说。
该说认为《儒林外史》虽然没有一个贯穿全书事件的主角，也欠缺一个
提挈全书情节的高潮，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儒林外史》的结构之可取，尤其
它的单体结构是极富创意的。这看法以海外和港台学者最为普遍。比如，台
湾郑明娳女士在她的大作《儒林外史的单体结构》中就曾以“单型曲线式”、
“圆形回应式”、“交叠滴漏式”、“汇聚辐辏式”的结构图阐释了此书单
体结构的多彩。其结论则是：“全书的大结构既不以少数人物为中心，各小
结构也不重视一般的情绪效果。然而这些究竟并非小说的必要条件，比诸近
世所谓的‘现代小说’之‘失去焦点’，外史恐怕还不够‘现代’呢。”这
种对单体结构的深入研讨，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作品总体结构的认识。
照我看来，这四种说法都不是面壁虚构，都道出了《儒林外史》结构学
的某一特点，都属于“深刻的片面”，这是它们的共同优长。它们也有共同
缺失，那就是没有捉住“外史”二字去研究问题。假若我们把问题的研究落
到“外史”二字上，则不难发现作者的苦心孤诣与戛戛独造之处，正在于善
将当代儒林中见怪不怪的“事”精心撰写为前朝儒林历时百年的“史”，从
而让有心人去观风俗，知盛衰。由此也就决定了作品中不可能有一个贯穿全
书事件的人物与提挈全书情节的高潮。时光将一批批儒林人士送入作者的笔
端，又从而将他们送出画外，这就形成了作品浅层面上的“虽云长篇，颇同
短制”。然而全书明里既有“功名富贵”作主脑，暗里又有“时间顺序”为
主线，这就又形成了作品深层面上的虽云颇同短制，而实乃整饬长篇。若要
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形态”。
显而易见，鄙说可以涵盖如上四说。因此，拟对后者作些补说以资论证。
二关于“时间顺序”说问题的补说
《儒林外史》中的时间顺序，不只是作者“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
还是作者结构作品情节的主要线索之一，具有编年作用，而这在作者是有明
确意识的。何以知之？
其一，从时序与主题歌的关系看问题。
论者但知《儒林外史》有个“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楔子”，
却没注意“楔子”中还有一首主题歌，就是开卷那首词《蝶恋花》：“人生
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
处？”其中“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又可看作这首主题歌的
“主题词”，二者构成了全书基调的主旋律。因此，如果说，“功名富贵无
凭据”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那么，“江风吹倒前朝树”便是全书第二着眼处。
二者共同点染为“楔子”所说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又从而展
示为明代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共108 年的文运。写它是如何在科举制度
重轭下日渐式微，以致“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
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
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足见，以时间顺序为暗线去绾系人
物情节乃作者的基本构思之一。
其二，从时序与“文字过峡”的关系看问题。
正如章培恒先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所统计的：“在第三十六回
以前，明确提到年代的共四处（第一回不计在内）：第二回言及成化末年
（1487），第二十回言及嘉靖九年（1530），二十五回言及嘉靖十六年，三
十五回言及嘉靖三十五年（1556）。另有一处言及‘适值江西宁王反乱’（第
八回），宁王造反是历史上实有的事，在正德十四年（1519）；可以说，这
在实际上也点明了具体时间。因此，从第二至三十五回，在时间上共分成四
大段。第一段为第二至八回，共三十二年。第二段为第八至二十回，共十一
年。第三段为第二十至二十五回，共七年。第四段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五回，
共十九年。”这里，需予补说的是两点。一是，这明确提到年代的五处，都
是卧评所说的“文字过峡”。所谓“文字过峡”，就是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
事过渡。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二回乃全书正文的发轫，周进故事的登台。第
八回为王惠故事的结束，二娄故事的开始。第二十回是匡超人故事的结束，
牛浦郎故事的开始。第二十五回是牛浦郎故事的结束，鲍氏父子故事的开始。
第三十五回乃庄绍光应征故事的结束，虞育德主祭故事的开始。二是，这只
有作者有意为之，才能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旨在说明哪些故事是发生在明
代哪一时期，让读者对其发生的大致时段能了然于胸。
其三，从时序和时间状语的关系看问题。
时间状语诸如“过了半年有余”、“足足闹了半年”等等，这在其他小
说中，一般皆属作者的漫然着墨，可出现在《儒林外史》里，作者却是语语
经心的。如果说，书中明确提到的年代，是作者对笔端时序问题的“点睛”，
那么，相将出现的那众多时间状语则是作者在“画龙”。还是让我们就上述
四个时段来说吧！假若对这四个时段中的故事作一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
每个故事中各时间状语表述的时间之和，就是该故事所由发生的总时间；各
个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之和，又恰好与该时段的总年数是相合的。这一点，
章培恒先生已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以第二和第三时段为例作了
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在该文的注中作了补充说明。兹再对更为复杂的第四时
段作番考察，以资补证①。按鲍文卿与向知县相别及其以廷玺为子，是在同一
年，即第二十五回所说的嘉靖十六年。鲍文卿与向知县重逢，向云：“自同
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
于向知县和鲍文卿重逢之年“十月十三日”，由向知县为媒娶王氏之女；“看
看过了新年”，向知县带鲍氏父子下察院去考童生；“又过了几个月”，王
氏死于难产；“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亦病故；“过了半年有余”，金次
福为鲍廷玺说媒，议娶王太太，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九年。第二十七回写王太
太即“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当她知道鲍廷玺却原来是个戏子，气成了一
个失心疯，“一连害了两年，把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夫妇被鲍老太赶出
了家门，在外借一间屋居住；难中鲍廷玺与在苏州抚院衙门做相公的胞兄倪
廷珠相逢，“又过了半个月”，在倪廷珠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其时当在
嘉靖三十二年。第二十八回写鲍廷玺到苏州探望倪廷珠，谁知倪廷珠已死，
乃投季苇萧于扬州，又为季苇萧下书予客居南京的季恬逸；第二十九回写季
① 关于鲍廷玺过继给鲍文卿为子时的年龄问题，卧本刊刻时有误，说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
注⑤，其说甚是。
恬逸与萧金铉和诸葛天申合选文章，“到四五个月后”，诸葛天申那二百多
两银子也就所剩有限了，恰值慎卿来南京，三人便去拜访，“那正是春暮夏
初”；第三十回写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其时当
是嘉靖三十三年的五月初三。第三十一回写鲍廷玺于莫愁湖之会后，在杜慎
卿处“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去杜少卿家打抽丰；第三十三回写鲍
廷玺向杜少卿借钱，说“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
该回又写“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
房子并予本家”，“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于是便移家南京，那
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回
写天子招贤，庄绍光决定先应征，然后辞爵，而杜少卿则托病谢聘，醉心于
看花饮酒和泰伯祠的修筑；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面圣呈策，其时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显而易见，这与上述第四时段的年代完全吻合。因此，
书中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可以推断的，比如鲍文卿的死，当在嘉靖二十九
年二三月间。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的时间顺序并非一般的情节线索，
它对书中的主要事件还起纪年作用，从而也就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编年
史的性质。
其四，从时序和他人伪墨看问题。
今见最早的刻本，也是以后各种版本之母本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乃五十六回。那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它“与
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张慧剑校注本前言），明显
地出自某妄人的狗尾续貂，这一点已几成近人和时贤的共识，所以亚东图书
馆本仅将其作为附录，而张慧剑校注本则将其删去。
然而，今见张慧剑校注本等五十五回的《儒林外史》也有个令人深思的
现象，那就是如同美国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所说的：
其“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
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
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事长官
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
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吴组缃先生在他的宏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结合程晋芳
作的《文木先生传》和《全椒志》都说《儒林外史》原书只有五十回，曾明
确指出：其中“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
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
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理由是：“这些片断，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
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
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
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
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
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这
一结论是从鉴赏学的角度得出的。与此殊途同归，章培恒先生则从考据学的
角度考证出：“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
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乃“后人窜入”。其摆出的一
个重要证据是：“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
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在把上述后人窜入的部分去掉以后，我们可
以再一次看到吴敬梓在计算时间上的精细。”不言而喻，章培恒先生所说的
这些后人窜入的部分，便涵盖着吴组缃先生所例举的上述片断。这种研究方
法不同而结论上的殊途同归，显然是由于他们道出的只不过是种铁案如山难
动摇的事实。
这里，需略予补说的是三点：一是，疑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赴京面君，投
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吴轩饷银一节，以及第三十五回庄绍光辞爵
还乡，夜宿荒村遇老妇走尸、老翁咽气一节，亦皆后人窜入，而且窜入者与
写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者为同一人。何以言之？这两个插曲，皆游
离于它们的回目题意之外，且与回中的前后情节不相关，其窜入的痕迹甚明：
一也。萧云仙即萧吴轩之子，父子二人皆善以飞弹打人，而今日之四川恶僧
即昔日之山东贼头赵大，则窜入者窜入萧吴轩飞弹击赵大是旨在为萧云仙飞
弹打恶僧故事作伏线，其意自明：二也。“老妇走尸”故事，怪诞不经，风
格和全书迥异，而却与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寻亲”中窜入的“黑九兆雪”故
事相侔，乃坊间小说俗套：三也。二是，“卧评”评庄绍光遇响马一段谓：
“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
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
知者索解也。”诚然，吴敬梓确实善用“皮里阳秋”法，此评也的确符合该
段对庄绍光的描写；然而，在他的笔端却从未对庄绍光下过贬辞。因而，此
评不只可以作为该段系后人窜入的一个硬证，而且可以作为该段的窜入当早
于卧本的一个铁证。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后人窜入的部分不只在作品
的时序面前会原形毕露，而且在鉴赏学面前也会露出它的马脚，可见这部小
说的艺术结构不是松散的，而是缜密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
第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随意的凑泊。
要而言之，正如刘知几《史通·列传》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
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
件暗“历帝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
“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
是纪传性结构形态。
三关于“功名富贵”说问题的补说
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也罢，说“‘功
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
主脑”也罢，说的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