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的品质、感情等方面还是显得裹足难前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强大的传统
的社会政治观念束缚下，写好人有缺点，特别是写生理上、气质上的弱点还
是比较容易下手的，而要写坏人的人心品质、真情实感并不都坏，就往往难
以落笔。这关键是作家还并没有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刻画，而是把人当作某种
社会政治的符号来描写的。《金瓶梅》则开始比较注意真正去写人，从而有
力地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的浅薄框框，努力去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
本质特征里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对我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这
部书里，悭吝、狠毒的西门庆会“仗义疏财，救人贫困”，对李瓶儿最后又
那样情意绵绵。李瓶儿对待花子虚、蒋竹山是那样凶悍、毒辣，而做西门庆
的第六妾时变得这等善良、懦弱。此外如潘金莲、庞春梅等“恶”的典型都
并不全恶。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又不是人性和兽性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凑，而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在人
情物理之中。至于像宋惠莲这样的人，就很难下一个结论说她是正面人物还
是反面人物了。她浮薄淫荡，不太正经，廉价地失身于主人，但似乎又出于
无奈；她一心想攀附高枝，但最后用一死来拒绝一切物质上的利诱以追求精
神上的安慰；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处处瞒着他，但又时时顾怜着他。她
内心充满着矛盾，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但又是一个鲜龙活跳非常真实的
人物。在一部书中，着意刻画了好几个“恶不全恶”、妍媸并存的人物形象，
无疑预示着一种倾向，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因此，《金瓶梅》的出现标志人
物形象的刻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暴露型的世情小说，它在刻画人物时就是大大地
发展了《金瓶梅》的这种“善恶妍媸并见于一人”的艺术手法。在这部小说
中，虽然也写了如王冕这样的绝对好人和严贡生那样的标准恶棍，但多数人
物是难以用一般的善恶观念来划一界线，区分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角色。
他们往往是善与恶、妍与媸并见于一身，交织在一起，前后又有发展和变化。
例如周进和范进，都是热衷于科举功名的可怜虫，一个在贡院里感到几十年
的梦想难以实现，哀从中来，头撞号板，昏厥于地；一个中举后觉得几十年
的追求突然到手，喜出望外，顿迷心窍，发狂失态；作者都予以辛辣的嘲笑，
无情的鞭挞。但是他们都为人老实，在未曾中举前受尽了千般羞辱，万种辛
酸，实在也令人同情。在中举当官后有时表现得昏昏然，但也没有到“欲打，
欲骂，欲杀，欲割”的地步。再如马二先生也是个八股功名的狂热信徒。二
十多年的努力，尽管他科场不利，但钻研八股、宣传八股的热情丝毫未减，
他坚信：“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文章取士，这
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心灵上的僵化枯
槁，使他行为迂拙古板，酸腐可笑。然而在他性行中也有极高贵的一面。他
破产救友，奖掖后进，都表现了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也不是一个用“善”或
者“恶”能概括了的人物。这类人物在《儒林外史》中所占比重极大。就是
一类“正面人物”，作者也常常写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这正如卧本回评所指
出的：“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
见其为真玉。”总之，《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人物，一般都不是脸谱化、简
单化的。他们往往是瑕瑜互见，善恶并存，犹如生活中一个真实、完整的人
一样，自有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能出以公心，客观描绘，该讥刺
处，则尽力鞭挞，直取心肝；该同情处，也笔笔周到，曲尽其致。因而多数
人物能给人以一种厌恶和惋惜，鄙弃与怜悯相混合的感情，它使人感到真实，
使人进一步憎恶产生这些形象的环境和社会。因此，从刻画人物“瑕瑜互见”
这一点来看，《儒林外史》不论从所写的人物的“量”和结合的“质”上，
都大大发展了《金瓶梅》。从量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书中几
乎所有人物都已成为块块“真玉”；从质而言，它的结合已经相当成熟，再
也没有给人以性格矛盾的感觉。这无疑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写人艺术又达到了
一个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写人不同于《金瓶梅》，还表现在注意刻画一些“豪杰”、
“真儒”等理想人物上。《金瓶梅》作为一部暴露小说，全力刻画社会的邪
恶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在整部书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正面人物，也
很少透露出一些正义的火花。它使人感到这个世界已经腐烂透顶，没有存在
的必要和可能了。但是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怎样去寻求理想的境界？《金瓶
梅》的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作者没有理想的
追求，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这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不写理想，确
实使人感到沉闷，不能鼓舞人们的进取精神，不大符合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
吴敬梓有鉴于此，在一部暴露型世情小说中写了一系列歌颂的正面人物，如
楔子中的王冕，尾声中的市井四奇人，乃至正文中间的杜少卿、虞育德等。
他们都轻视功名富贵，为人清廉高洁，其中有的主张用儒家的礼乐兵农来挽
救社会；有的表现了敢于突破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异端”精神；有的显
示了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崛起，都这样或那样地体现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在
黑暗王国中露出了一些光明。当然，这些理想和光明，都带着旧营垒投下的
痕迹，往往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合时宜，但不管怎样，它能发人深思，引人
奋发。它不但告诉人们现存的社会是腐朽的，而且也告诉人们在腐朽的社会
中还是有美好的事物，还是有光明的前途，只不过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人们去
不倦地探索和执着地追求。这不能不说也是《儒林外史》发展了《金瓶梅》
的地方。
《儒林外史》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地方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也比较明显。《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
一部暴露性的社会悲剧，但它又充满着喜剧气氛。不过，《金瓶梅》的悲中
带喜往往是通过安排一些喜剧性的人物插科打诨所达到的，这种悲和喜的结
合是外在的。《儒林外史》悲和喜的结合往往是内在的，达到了浑然一统的
境地。例如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为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
王玉辉闻女儿自尽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都是近乎滑稽的人间喜剧，但
同时即带来浓郁的悲剧色彩，不能不令人为他们人性的毁灭而嘘唏不已。他
们的悲和喜是融为一体，互为补充，很难分割的。至于文学语言的口语化、
个性化，以及向规范化的发展，《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也十
分密切。甚至张竹坡在卷首摘出的许多精彩俗语、谚语、歇后语，也被《儒
林外史》所照搬。此外，如《金瓶梅》中所插入的戏曲演出往往是有寓意的，
《儒林外史》也学习了这种手法，如蘧公孙与鲁小姐结婚时演出《三代荣》，
秦中书宴请万中书等时点的《西厢》、《五台》等四出戏，也都紧扣了情节
的开展和人物的刻画。如此等等，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加以罗列，今从上面一
些现象的分析中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儒林外史》是明显地学习了《金瓶梅》，
发展了《金瓶梅》的。
我们探索《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简言之，
这使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金瓶梅》，认识《儒林外史》和认识我国小
说发展的历史。从《儒林外史》来看《金瓶梅》，就更清楚《金瓶梅》在我
国小说发展史上确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关键作品。它上承《水浒传》下启《儒
林外史》和《红楼梦》，在叙事、写人等许多方面具有独创的成就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从《金瓶梅》来看《儒林外史》，可知《儒林外史》这样一部
伟大的作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它继承前人的宝贵遗产所分不开的。《金
瓶梅》即使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界目为“淫书”，但有胆识的吴敬梓还
是从中汲取了营养。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红楼梦》是怎样
来的”。同理，只有读了《金瓶梅》，才懂得《儒林外史》是怎样来的。然
而，《儒林外史》并没有死板地因袭《金瓶梅》，而是有所继承，更有所发
展，这才使它从一座高峰走向另一座高峰。我们若能搞清了从《三国志演义》
到《水浒传》到《金瓶梅》，再到《儒林外史》《红楼梦》及以后小说之间
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搞清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
的主要脉络。否则，中国小说史的描绘将并不真正具有“史”的性质，充其
量只不过是一些单篇论文的汇编而已。这一工作，就正待我们大家一起去努
力完成。
（原载《儒林外史学刊》1998 年版）
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
一百年来几种主要说法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识小》中称《儒林外史》为“吾国旧小说巨构”。
其结构学在我国六大古典小说中也是别具一格的。纵览百年来的研究，主要
说法有四：
一曰“连环短篇”脱。
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①谓：“《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
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
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
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这一说法的确比较切合《儒林外史》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一经
胡适的表述，便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说法。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
写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
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再经鲁迅的表述，便几乎成为学界的不二之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
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
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迨至50 年代，吴组缃先生又从而发展了胡适和鲁迅的说法，而使之更完
整，更具理论意义。他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是这么说的：该
书“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
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
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
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
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
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
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
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
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
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
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
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二曰“功名富贵”说。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
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
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着；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
柱。”卧本开卷第一回总评亦云：“‘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
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
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足证闲斋老人之认为“功名富贵”四字在这
① 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史料》题《缺名笔记》乃蒋瑞藻作。
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
然而，一则由于现代学者往往好以西方近代小说去视《儒林外史》的结
构，而将闲斋老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说误以为仅仅是在说作
品的主题思想，二则由于鲁迅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自20 年代以来已
几成学界的共识，而一经吴组缃先生发展为“连环短篇”说又那么切合作品
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闲斋老人提出的这一以主题和主线合二为一为其
特点的“功名富贵”说，却反晚于“连环短篇”说而在《儒林外史》结构学
研究中产生影响。时下持这一说者正方兴未艾。或认为“运用结构原则和系
统分析方法去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
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分居对称
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
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每一侧的人物又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
形成互相补充的结构。”①或认为“否定功名富贵，不仅是《儒林外史》的主
题，也是它艺术结构的主线。这条主线在书中不是人或事的实体存在，而是
思想线索的贯穿。”①或认为“从内在逻辑看，《儒林外史》大体表现了文运
衰败——维持文运——文运大落的过程，。。反映了作家揭露、希望、幻灭
的思想过程。”②同主这一说者在阐释上的众说纷呈，无疑会将《儒林外史》
结构学的研究引入深层。更何况，这一“功名富贵”说是以对主题和主线作
统一把握为其要旨的，不像“连环短篇”说那样可以单从作品的外在结构形
式方面去考察，阐释上的见仁见智当然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正是它可以深
入作品肌理的地方。
三曰“时间顺序”说。
这是最具创意，也是最晚起的一说，提出者是吴小如先生。他在刊于1981
年9 月《吴敬梓研究》上的《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中说：“第二个是
关于《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问题。这部小说的结构究竟是松散的，还是缜
密的？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究竟是有机的联系
还是随意凑泊而成？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有没有个统盘考虑？鲁
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儒林外史》结构的论点是否已成定论？
这种艺术结构，对表达全书的思想内容有无必然关联？。。我个人的倾向
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