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的社会生活早就决定了学术和科学的停滞。但丁《神曲》赞美人的才智，
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而历史要求吴敬梓的却是揭露智能的被败坏。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2 册。
三道德被腐蚀
小说在“说楔子敷陈大义”时明白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所以不好，是因
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其中强调的
是品行，即道德的被腐蚀。这是文人厄运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人编的《六韬》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用
功名利禄，即封建特权作诱饵，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为君王所用。
这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反映了封建社会作为等级制社会的特点。封建
统治者有不少取士制度，有些能督促文人讲求文行出处等道德修养。而八股
科举却是腐朽、丑恶、愚蠢的取士制度，只能促使文人道德的败坏。《儒林
外史》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一代文人道德败坏的根本原
因。封建社会进入末世，封建道德便日益瓦解，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则起
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吴敬梓揭露儒林中确实有一部分丑类。他们为非作歹，危害善良，已成
为社会的蟊贼；廉耻丧尽，灵魂霉烂，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些丑类，
作者给以愤怒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
秀才王德王仁满嘴高调：“我们读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实际
上贪图不义之财，卑劣地用重病垂危的妹妹的正妻身份作交易，不知人间还
有羞耻二字。
贡生严致中不学无术，借着贡生的资格，凭持与官府的交往，巧取豪夺，
恶行多端，完全成了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
进士出身的王惠到南昌任太守，特地“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用的
是头号的板子”，“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是一个凶狠毒
辣的贪官酷吏。
高要县知县汤奉与举人张静斋狼狈为奸，为了“指日升迁”，草菅人命，
用酷刑活活枷死回民老师傅，用鲜血染红了顶子。
匡超人原是纯朴的农家子弟，由于吞食了八股功名的钓饵，蜕化变质为
无耻文人。吹牛撒谎，以怨报德，假造文书，代作“枪手”，停妻再娶，恶
行多端。这一堕落的全过程，怵目惊心地表现了八股功名在道德上的可怕的
腐蚀力。
《儒林外史》描写了功名富贵的颓风席卷儒林，很多文人“把那文行出
处都看得轻了”的现象，从而深刻地揭露了道德上被腐蚀的广泛性。
老童生周进、范进考了几十年，把青春和精力全都葬送在毫无意义的八
股科举中了。名缰利索把他们捆绑得似乞似囚，科举功名把他们愚弄得如痴
如狂。周进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当他见到贡院的号板时，眼里酸酸的，
愧悔自怨而又死不甘心，用头猛撞号板哭昏了过去。范进考了34 年，也失望
了34 年，突然间中举的消息传来，脆弱麻木的心灵经受不住意外的大惊喜，
一笑而疯。他们受尽了人间的白眼和屈辱，连日常应对进退中最起码的人格
尊严也被剥夺净尽。自尊心受到了肆意的践踏，自卑感已经浓重到万劫不复
的地步。哪里还谈得上文行出处呢？
小说展现了一批又一批名士的画像。他们“都是不讲八股的”，却不是
出于鄙视功名富贵，而是用不讲八股，换取名士的桂冠，走终南捷径。他们
邀集诗会，拈题分韵，编刻诗选，招摇过市，博得达官贵人的青睐。小说写
赵雪斋“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
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下来，
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而当赵名士的轿子来到失势的世家子弟
门口时，也就叫人“不由的不怕”，起了“帮门户”的作用。官轿附庸着诗
名的风雅，诗名假借着官轿的威势。这些名士的功名富贵的欲念刮骨难销。
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有王冕等“把功名看破”的高风亮节，也不可能像荆元
等市井奇人那样，“把衣冠蝉蜕”，过着“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生
活。他们只能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取笑者”。
典型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比作者在楔子里所提示的“把文行出处都
看得轻了”要丰富得多。文人们道德的堕落，也表现在人性的泯灭。
人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常的用法，是指人类本质所应该具有的肯
定的特性。与它相对立的概念是“兽性”、“非人性”，或者“人性的异化”。
封建专制制度要磨灭人性，把人变成唯命是听的奴才，八股科举在其中起了
恶劣的作用。
穷秀才王玉辉在八股文墨中浸染三十年。女儿要绝食而死以殉丈夫，她
的公婆和母亲“惊得泪下如雨”，百般劝导未成，为之“伤心惨目，痛入心
脾”。这些正常的人性衬托着王玉辉的人性的泯灭。他竟然怂恿女儿去死。
在等候女儿活活饿死的信息时，居然保持着心情的绝对平静，“依旧看书写
字”。女儿死后，他还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八股颓风深入闺阁，鲁编修的小姐也成了功名心切的“禄蠹”。少女的
爱情原来是热烈而温柔的，与死板僵冷的八股，格格不入。当鲁小姐沉湎于
八股文时，她的爱情也就枯槁僵硬了。新婚燕尔，新郎拉着她吟哦诗词，却
激起她由八股制度养成的本能的反感，揣摩着一个代圣人立言的题目：“身
修而后家齐”。次日，就用这题目来难新郎。这就是八股才女的“爱情”的
语言！苏小妹难新郎，测试的是新郎的才智和爱情。“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要求新郎的却是八股的愚蠢和功名欲。后来，鲁小姐又每天拘着四岁的儿子
讲四书，读八股，砍伐儿童的天真烂漫。
四是儒林丑史，还是儒林痛史？
《儒林外史》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因
此，既写了八股功名对广大士子的腐蚀，又不把他们写成是群丑，而把被腐
蚀的程度定在“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一界线上。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还是都丧尽了，就是《儒林外史》中是不是反面人物的分界线。小说对广大
士子在讽刺其“把文行出处看轻了”的同时，又描写他们虽然在长期腐蚀和
百般折磨下，仍然在心灵上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格，明
确地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丑类。
马纯上一出场为了替朋友销钦赃，把自己全部存银慷慨倾囊。小说热烈
地赞美他，“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并在回目上
大书“马纯上仗义疏财”。马纯上忠实直率，可以亲近。他劝导匡超人、蘧
公孙讲究八股，效果上是把朋友引入歧途，主观上却是一片诚心为朋友。他
的劝导只是限于在八股上下功夫，匡超人堕落后的胡作非为是不应该由他来
负责的。马纯上虽然知道洪憨仙是江湖骗子，但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他一些好
处，还是不顾洪憨仙已经破败，诚心给他送丧，还资助其子女回乡，这正是
他的厚道之处。马纯上是八股文选家，后来竟然被推荐为祭祀泰伯大典的“三
献”。这一明显的破格，表示“真儒”们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对他的品行的
尊敬。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题目里的词藻”当了真，
竟然赞成女儿自杀殉夫。礼教之毒，深入骨髓。但是他并不是人肉筵席上的
食客。女儿殉节出于她的自愿，王玉辉并没有强人所难。而且他随即又对女
儿之死感到深切的哀痛。当合县绅衿在明伦堂上祝贺“他生这样好女儿，为
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他始终无意
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谋名利。此外，他的迂拙、忠厚、清贫自甘，都是值
得同情的。
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一个老童生，受尽人间的白眼和嘲弄。一旦考
中进士，钦点学道，却还真心真意地想到：自己在这里面吃苦久了，不可屈
了真才。当他看到有的童生“面黄饥瘦，花白胡须，衣衫朽烂”，“冻得乞
乞缩缩”时，就对照自己身上的“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在眼前的老童生
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虽然非亲非故，却产生了由衷的同情。考试之
前，鼓励老童生打破自卑感，不要被三十多年科场失利的纪录压倒。考试完
毕，周进亲自把考卷“用心用意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初读时虽然感到一塌
糊涂，不知所云，却没有就此丢开。还是一心“可怜他苦志”。小说细腻地
描写了周进关怀科场失意人的同情心，是动人的。过去的评论大都认为第三
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是为了暴露八股考试毫无准则，全凭试官的好恶，
并讽刺周进不懂文章的好坏。其实，这只讲到了内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
面是，肯定了周学道对老童生的真切的同情心。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结合的。
周进虽然深受八股之毒，却仍然想选拔真才，仍然同情失意的老童生，这就
写出了周进还不是文行出处都丧尽了的丑类。周进虽然有同情心，却仍然只
能选拔庸才，这就揭露了祸害的根源在于八股制度。
作者崇敬的名士是王冕一流把功名看破，把衣冠蝉蜕的人物。他讽刺封
建末世的名士大多纠缠于功名富贵之间，讽刺常常是辛辣的、锐利的。但是，
在讽刺中又有所同情，对其人也有所肯定，并没有写成是群丑或反面人物。
杜慎卿等莫愁湖名士曾召集阖城旦角，每人做一出戏，评选色艺双笔者，
定梨园榜。有些评论把这事看作同嫖妓一般，痛骂杜慎卿等“荒淫、下流、
无耻”。可是，以“色艺双绝”作为评选旦角的标准，有什么可厚非的呢？
作者把整个评选过程作为一次风流胜会来写，写正面人物鲍廷玺等人的赞
同，写围观的人“一个个齐声喝采”，写影响所及，“名震江南”。笔调中
并没有讥讽和嘲笑。《儒林外史》写李巡抚向朝廷荐举贤才，强调的是“品
行端醇”。从封建正统观点看来，定梨园榜这类事直接与“品行端醇”相抵
触，非但不能使终南捷径畅通，反而会成为障碍。这一类风流韵事是以城市
戏剧繁荣为前提的，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历史上的名士韵事也有所不同。这
在客观上不失为对考察举荐名士的一次小小的嘲弄。
最近还有评论说，杨执中“是个只知‘嫖赌吃穿’，品质恶劣的家伙”。
这又是不符合实际的。
杨执中是一个穷儒。性格的主要特点是正直和书呆子气。他乡试十六七
次，名落孙山。垂老得一个教官职位，因为不愿去“递手本、行庭参”，辞
官不就。“穷极的人”还保有几分带书呆子气的正直哩。众乡邻都认为他“为
人忠直不过”，盐店店东因此“让他管总”。“他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
伙计胡闹。”亏空了七百两银子，被诬告为“嫖赌吃穿，侵用成本七百余两”，
因而入狱。事实，完全是由于杨执中的书呆子气，“一店里都称呼他是个‘老
阿呆’。”我们今天怎么能照抄状纸上诬告的罪名作为评论形象的结论呢？
杨执中“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除夕晚上，没有柴米。守钱
奴企图趋机压价收购他一个心爱的古香炉。他断然拒绝，“和老妻两个，点
了一支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以后，每当没有米下锅，就
摩弄香炉，消遣日子。这样安于清贫的书呆子气，不是也有些可爱吗？
杨执中被娄中堂公子救援出狱，既没想到去感谢，更不知道去攀附。后
来，娄公子第三次登门拜访，杨执中虽然十分钦敬，却也还未见有奴颜媚态。
他的书斋“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
不忍相别”。如果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吴敬梓大概不会把这一分雅趣赋予
他吧？
他向娄公子推荐权勿用的才能，虚言浮辞，言过其实。但是，权勿用既
不是“地棍”，杨的荐举也不是骗局。当时，娄公子急于模仿古代春申君信
陵君，求贤若渴，经过接二连三的误会和巧合，杨执中这个老阿呆，居然成
了“品高德重”的隐士，那是富有讽刺喜剧意味的。其典型意义在于讽刺对
古代求贤的笨拙的模仿，而不在于把杨执中写成一个坏人。
有些评论认定权勿用“是个奸拐霸占僧尼”的“地棍”。这是连小说也
没有看完、就急于判断的“评论”。第五十四回明白交代，这个罪名“是他
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如果权勿用真是地棍恶
霸，他大概不会这样穷，模仿古代名士也不会这样笨拙。权勿用考了三十多
年没有中，成了“一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空”，
被八股科举逼得走投无路。后来听信杨执中的话，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
高人”。他没有学问，只能从穿着上、姿态上去模仿。他去拜会贵家公子时，
“衣服也不换一件”，依然穿着一身白的孝服，“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
在城里“一味横着膀子乱撞”，冲撞了官员，还“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
的乱吵”。小说着重刻画和讽刺他对古代名士的拙劣的模仿，写他的“怪模
怪样”，写他“可笑的紧”，而不是“可恶的紧”。就这样还是招来了学里
秀才的忌恨，先是百般诋毁他，后来到官里诬告他。秀才们连这样一个对古
代名士的可笑的模仿者也不能容忍。
要科学地评价《儒林外史》的主题，就要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实
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为数众多的，可笑又复可怜的儒林小人物和厄运的受害
者。他们中了毒还没有觉悟，放了毒却不是有意害人。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
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
情。这样，批判的锋芒就通过个人指向了社会，透过现象指向了本质。
楔子里提出的警报在小说的结尾得到了呼应，以深刻的绝望概括了一代
文人的深重的厄运：纵观儒林，看不到“才俊”和“贤人”，“论出处，不
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是奢华，不足
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所以那些大户大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
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
考校”。从《诗经》、《离骚》开始，怀才不遇的题材和呼吁，贯穿着几千
年的文学史，可是，以往的作品常常把它写成是人才的个人遭际问题。在中
国文学史上吴敬梓是第一个用一系列足以构成体系的形象，把人才的销磨作
为社会性的危机提出来的。
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颜元等都已认识到八股科举广泛地败坏人
才，已经关系到社会的兴衰。颜元在《习斋记余》中说：“学术者，人才之
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
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18 世纪以来的历史逐渐清楚地表
明：知识分子的灾难，常常是民族灾难的一种预告；人才的社会危机，常常
是社会制度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