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结构的谨严来要求它，批评它；而且上面那样的批评也有过甚之处，
《儒林外史》的结构，包括它的人物和故事的安排次序，它的写法上的某些
联系，以及它的总括全书的楔子和尾声，都仍然是表现了作者的匠心的，并
非漫不经心之笔。但我们今天来写长篇小说，这种结构恐怕是不宜采用的。
长篇小说，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故事贯串全书，不但可以使
结构不松懈，而且如果要写得更集中，概括性更高，也自然会达到了这样的
结构，或者会感到这样的结构更有利一些。结构在一个文学作品中当然是一
个次要的问题。结构上的缺点更无损于一个作品的主要方面的成就。但对《儒
林外史》的结构的看法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略为讨论
一下。
（原载《文学研究集刊》第1 册）
① 《缺名笔记》，据蒋瑞藻编《小说考证》561 页转引。
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
鲁迅推崇《儒林外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同时又感叹
“五四”运动以来，《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建国后，人们初步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林外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在1954 年纪念吴敬梓
逝世二百周年的日子里所发表的一批重要的论文。不幸的是，不久，《儒林
外史》研究工作受到了文学、政治理论等领域里“左”的影响。发展到“文
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也曾影响到《儒林外史》评论，借以丑化知识分
子，否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政策，那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关于《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的感叹，仍然在我
们的耳畔回响着。而要科学地认识《儒林外史》的伟大，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肃清“左”的流毒。这里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本文只能就主题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儒林外史》究竟是儒林的丑史，还是儒林的痛史？一代文人是厄运的
受害者，还是厄运的制造者？小说批判的锋芒是指向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
还是指向厄运的制造者？这是怎样确定小说的基本倾向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有不少评论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揭露儒林群丑，有的至今
还认为“《外史》是一幅‘儒林百丑图’长卷”。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
小说实际。
第一回回目大书“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提示的全书的主旨大义
是什么呢？打开第一回，迎面便刮起一阵可怕的怪风，传来一声惊心动魂的
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就是作者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提示，并且确定了
对一代文人遭遇厄运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一代文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厄运的
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全书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客观
意义，比这一提示自然还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它怵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
深重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智能被破坏了，道德被
腐蚀了；却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质。
一思想被禁锢
《儒林外史》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末世，一代文人的思想被禁锢，普遍
地陷于保守甚至到了僵硬的地步。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的族类的特征”。思想，就其本性
来说，应该是自由的，除了受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和检验以外，不应当再有
其他的束缚。文人就其工作的特点来说，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旦思想停
滞不前，便愈来愈僵化。封建社会从制度上说，不是一个自由思想的社会。
中国自秦以来，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严格的专
制制度，从来就缺乏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也缺少自由思想的传统。这是就
总体说的。如果具体分析封建社会的兴起、鼎盛、衰落等不同时期，情况还
是很有差异的。汉唐时代许多文人具有毫不拘忌地汲取外国新鲜事物的广阔
视野和宏放气魄。李唐以前的许多统治者虽然尊儒家为正统，但是对释道两
家“兼容并包”，允许儒生出入佛老，也还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那样的
普遍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宋朝形成了理学，明初制定了八股，又大兴文字
狱。。清朝进入封建末世，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把仅有的一点思想自由剥夺
殆尽。《儒林外史》虽然借用明朝年号，写的却是18 世纪上半期的清朝，真
实地再现了思想普遍地保守、停滞以至僵化的封建末世的典型环境。
封建思想也曾有过生气勃勃的时候，那时候它并不被人们当作宗教教条
来供奉。而到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时代，便成为宗教教条，必须绝对地
盲从，不准认识和讨论。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八股文专以四书
五经命题，要求代圣人立言，必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规定只能依朱熹
的注疏解释，“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不准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儒林外
史》中形形色色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人类的“自由的意识活动”。马纯上连
给八股文做批语，也总是摘取《朱子语类》和朱熹作的《四书或问》的话，
不敢稍稍有所逾越。他说：“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
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思想
的保守和神经的衰弱到了何等的地步！
商品社会里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八股社会里也会出现八股拜物教。八
股拜物教是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的极端表现。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
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
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邪魔外道！”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硬模式，却被神化
为点金术那样的魔术了。马二先生劝匡超人说：“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
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八股）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
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居然有疗饥止痛的奇效！这哪里是
对某一种学术的信服？已经是把物神化得宗教迷狂了。
对八股的顶礼膜拜必然最后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马二先
生见到有前朝皇帝的御书，就“吓了一跳”，即使正当他游览山水之际，即
使周围并无一人，他也还是“恭恭敬敬”地“扬尘舞蹈”。对八股的迷信，
又招来了对其他超人间力量的迷信。周进、梅玖等迷信梦兆；荀玖、王惠等
迷信扶乩；马纯上则热中于求签问仙。用马克思的话说，这都是“丧失了自
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①，都是思想僵化的结果。
在封建末世，思想上的保守僵化远远不限于八股信徒，而是一代文人普
遍的时代病。第一回在发出“一代文人有厄”的警报的同时，接着又指出：
“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作者美化王冕、虞育德、庄绍
光、迟衡山等是维持文运的“真儒”“贤人”。但是，吴敬梓毕竟是清醒的
现实主义作家，随着情节遵循生活的逻辑而发展，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真
儒们的失败。而且，形象大于思想。从形象的客观意义来看，这一伙星君不
但未能维持文运，甚至连自己也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真儒们把“以
仁义服人”作为施政的纲领，把“礼乐兵农”作为安民强国的经纶，把“文
行出处”当作抵制功名富贵的法宝。他们生活在18 世纪，却只知道简单地照
搬千百年前书本上的一套处方。这种对古代的拙劣的模拟，不也是思想保守
僵化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吗？庄绍光明明知道“我道不行”，决定不去做官，
却又囿于“君臣之礼傲不得”，千里迢迢专程到京城，并细细做了十策献给
朝廷。结果自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真儒们身上的迂腐拘执，并不下于八
股信徒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 页。
二智能被败坏
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至上，知识不过是权力的奴婢。专制统治者把愚民
作为基本政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于世代沿袭的狭隘经验，并不需
要多少科学技术。从社会制度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并没有多少价值和尊
严。当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发展阶段时，曾经出现过不少胸中千策、笔下万言、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智能之士。而其中重要的则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巩固王
权的人才。到了封建末世，八股科举与以往的取士制度不同，把锢蔽天下文
明置于选拔国家才俊之上。《儒林外史》真实地描写了一代文人的智能普遍
被败坏的凄清局面，揭露了社会性的人才危机。
智能的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极度贫乏上。
奉旨衡文的周御史对考生郑重强调：“当今天子重（八股）文章，足下
何须讲汉唐！”一声令下，公差们把要求面试诗词歌赋的考生，“一路跟头，
叉到大门外”。这不是周御史个人的好恶，而是朝廷的政策。把八股以外的
几乎一切有用的学问，包括封建盛世汉唐时期的文化在内，一概看作是“杂
览”“杂学”，一概不准学，不准讨论，使“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①。八
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又不断制造着蠢笨。八股士子的知识贫乏发展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今人还是古人。被称为“文
章山头”的马纯上，完全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的名字。匡超人不
知道“先儒”的语义是指“已经去世之儒者”，而自称“先儒”。他们连起
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就是“经史上的学问”，也贫乏得可怜。高翰林竟然
不知道儒家经典中曾写到了同时代人。张静斋、范进等作为明朝举人，却胡
说刘基是洪武三年中的进士。其实，刘基是元朝进士，入明时，就任要职。
他参与制定的科举条式，在洪武十七年才颁布。又怎么可能有洪武三年的八
股进士？张静斋等八股信徒居然连八股在何时由何人制定也不知道，岂不是
数典忘祖？
中华民族与外族的文化联系早在上古就有了。随着民族交往的发展而不
断扩大。《儒林外史》所描写的18 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时
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
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而八
股科举制度则在文化上闭关锁国，甚至比清廷的对外贸易更狭隘更严密。康
有为指出：“翰苑清才，。。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
不知何语矣！”《儒林外史》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唯有匡超人讲到了外
国。他说：“惟有小弟的（八股文）选本，外国都有的！”夜郎自大中暴露
了对外国的彻底的无知。
不仅是八股士子，就是“雍容尔雅”的名士领袖——娄三娄四公子，也
错把元人的诗当作是今人的创作，也一样空疏浅陋。西湖的一大群名士，整
天约诗会、刻诗选、分韵赋诗，“高踞诗坛”，实际上常常把八股文的陈词
“且夫”“尝谓”等和八股文批语中的滥调都塞了进去，散发着八股的腐酸
味。号称名士，却不解诗歌为何物。
封建末世的知识界，不仅知识贫乏，而且一味死读书，空疏迂阔，完全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2 册。
② 见《共产党宣言》。
不能“经世致用”。学术一旦远离实际，便从根本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
略早于吴敬梓的思想家颜元就曾尖锐地批判当时死读书风气的严重危害，指
出死读书的认识根源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于是，“读
书愈多愈惑，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八股文章的程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
不准触及任何实际问题。小说描写了鲁小姐等人学习八股文的方法：“五六
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八股）
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明朝八股名家）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
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最后，把八股“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
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成了两脚书橱。八股文也讲技巧。马
纯上作为八股选家，随便拿起一篇文章，就可以讲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
之法。士子们则在八股文上“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其实都是形式主
义的拙劣的文字游戏。小说还广泛地描写了广东院试、南京贡院乡试和国子
监考试、绍兴院试、安庆察院等考场。考场里放炮摆香案，请伏魔大帝等进
场镇压、巡场。阴风飒飒，鬼魂跟着烧着的纸钱在旗下乱滚。公差们如狼如
虎，考生们先被“解怀脱脚，认真搜检”，视同罪犯。“这举业二字原是个
无凭的”，同一篇文章一会儿是不知所云，一会儿又成了天地至文，全凭考
官的好恶。而试官却又昏庸愚昧。被吹嘘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
实际上是折腾儒生，销磨人才的大弊政。
人才的培养，在智能方面，就是要全面地发展大脑功能，造成能够从事
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智力结构。封建教育理论却把人的大脑仅仅看作是“储存
书本的仓库”。主张记得愈多，学问愈大，造成大脑功能的严重不平衡。《儒
林外史》生动形象地揭露八股举业对智能的破坏更加严重。从学习到考试，
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禁锢智慧”“昏人神志”，记忆淹没了一切。创造性
的想象原应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如今却丧失殆尽。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腐儒的形象，智能结构遭受破坏，一个个都是“烂忠
厚无用”、“不中用的货”。倪霜峰缠陷于科举罗网37 年，追悔莫及地说：
“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八股科
举使“三百万可用之精力”，陷在“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绝
境之中①。不仅是八股士子，而且整个知识界也是在“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
（颜元语）。《儒林外史》中真儒们把祭祀泰伯祠作为“经世致用”的第一
桩大事。作者记叙了祭祀大典的全过程，描写了仿古的全部礼乐、舞、祭器。
真儒们重视的这些“经史上的大学问”，都是些铜绿斑斓的古董，本可以送
进博物馆去陈列，也可以作为古代文物去研究，而现在却企图借用二千年前
的祭祀仪式来匡救当代政教。岂不是泥古不化的大笑话！
自八股科举施行以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八股科举等思想文化方
面的专制政策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
无才，将相无才。”连康熙皇帝也深感“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曾一度下
令“将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是，禁锢智慧，制造蠢笨，是维持动摇中的
专制统治的需要，比帝王个人的意愿更有力量。而从根本上说，封建末世停
滞的社会生活早就决定了学术和科学的停滞。但丁《神曲》赞美人的才智，
标志着人文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