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被称为隐逸，但他们既不是儒家的道不行然后退隐的处士，更不是以隐居
为做官的捷径的山人，而是根本对当时的政治不满，因而带有牢骚不平、愤
世嫉俗的特点。吴敬梓把下层的市井小民写得比当时的达官贵人可爱可敬，
就正是表现了他的牢骚不平，愤世嫉俗。当然，这也由于他中年以后坠入贫
困，接近了一些下层的人民，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他们具有许多美德，因此
他就更加唾弃那些精神堕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而把赞扬给予了这些自
食其力的小民。这种赞扬对于他所隶属的阶级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性的
思想。但应该指出，在他的赞扬中也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他的阶级的偏见。他
所推崇的鲍文卿的“君子之行”，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特点而外，还有一条，
就是鲍文卿坚守他的“卑贱”的身分。他所歌颂的荆元等人，也并非仅仅因
为他们以劳动为生，而且因为他们虽是市井小民，却会弹琴吟诗，下棋画画，
爱读古书，有了这样一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文采风流，然后
取得了“奇人”的资格。这是他的时代和他所从出身的阶级给予他的限制。
但是，他生在两百年以前，却能够在《儒林外史》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
的丑恶的事物，提出了尊重个性的思想，并且认为靠劳动养活自己才是光荣
的高尚的事情，而且在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古典作品中的很高的水平，这就
仍然是十分杰出的贡献了。
（四）
如我们在开头所说的，吴敬梓本来是一个诗人。在他的《文木山房集》
中，是有一些有情致的短诗的。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也间或可以读到一
些有诗意的片段。比如，第一回所写的王冕，就是被安放在一种带有田园诗
情调的背景里面。第八回的末了，写到娄家两位公子回家的时候，有这样一
段文字：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
路，便是小港。里面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兄弟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
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镇人家。桑阴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两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
此处有人家，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就在这里宿了罢！”
这不很像一首古代的优美的短诗所描写的情景吗？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虽然
昧于知人，忠厚而有些胡涂，因而后来碰到了一些扫兴的事情，也是轻视功
名富贵、慷慨好帮助人、并且心怀牢骚不平的有真性情的人。所以作者在这
里带着同情和赞美去写了他们。吴敬梓写他的肯定人物时，常常是用一种抒
情的或者是爱抚的笔触去写的。所以我们说，他的诗人的情怀，也是在“儒
林外史”里面比在他的韵文里面表现得更多更好。从这点上说来，讽刺小说
之名是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书的内容的。然而，正如对丑恶的事物的批判是
它在思想内容上的主要的成就一样，讽刺的确又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作风上的
一个突出的特色。它的卓越的成就是和这个特色分不开的。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描写中国18 世纪的封建社会
的卑鄙和黑暗的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这种明朗
的笑，像光一样照亮了丑恶的事物的面目，而且在读者的心中唤起了一种藐
视它们的力量。
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
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历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
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
心，指敗北祝嫠颍仍谑苛郑黄湮挠制荻苄常穸喾恚挥谑撬�
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也就近似这样的意思。
鲁迅又曾十分正确地认为讽刺就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写。《儒林外史》的
讽刺正是这样。在当时，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
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
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
特别一提，就动人。”这就是说，对于否定人物和否定现象的现实主义的描
写，就是讽刺。《儒林外史》的艺术格调之高，可以说达到了世界上的经典
性的讽刺作品的水平，因而为清朝末年一些显然受了它的影响的有名的小说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所不能企及，就在这里。当然，
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虚构，没有夸张，而是说它的人物是写的那样真实，好像
并不是作者在那里描写他们的可笑、可鄙、以至可恶，而是他们自己的行动
和语言揭露了他们的灵魂的秘密一样。马二先生游西湖，是《儒林外史》中
的一段有名的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的自然风景完全不能欣赏，只是望见好
吃的东西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快磕头，碰到游湖的
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见到书店里卖有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
它的销路。最后，西湖的自然美对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能不发生影响了，但他
仍然只能用《中庸》里的话来文不对题地赞叹一下：“真乃‘载华岳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通过这样一段好像毫不着力的描写，这个迂
腐穷酸的人物的性格就活现出来了。
不用细腻的描写，直接从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心理，这也是
《儒林外史》的一个常常应用并且用得很好的艺术手法。严贡生刚出场的时
候，向张静斋吹他如何和汤知县要好，讲了一大篇话，并且说他“为人率真，
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严贡生后一部分谎言马上
就揭穿了。说话之间就有人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
家里吵哩。”他和汤知县要好也是谎言，要到后来才点破。这个人物的无赖
和可恶，也要读到后面才越来越清楚。然而，就是从他的初出场时的一篇话，
那样津津有味地描写如何迎接汤知县，而且特别虚构了一段坐在轿子里的汤
知县的两只眼睛如何只看着他一人，不是已经生动地把这个人物的无聊和可
鄙描画出来了吗？堕落以后的匡超人的信口开河的吹牛和严贡生很相似：
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
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
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
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
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个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
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差矣！所谓‘先
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
‘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
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如何？”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弟的选本，外国都
有的。”
虽然匡超人也俨然像一个吹牛说谎的行家，选本共九十五种，“拙稿”已翻
刻过三次，连数字都毫不含胡，然而他到底不如严贡生那样老练，那样脸皮
厚。他在“先儒”二字上露了破绽，而且不免脸红。至于牛浦郎的说谎就更
幼稚一些了。他居然说骑着毛驴一直走到董知县的衙门里的暖阁上，而且“走
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就显出他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无赖了。“儒
林外史”的作者是很善于描写这一类吹牛说谎的人物的口吻的。他不惜给这
类人物以许多篇幅，这正是反映了当时这样一些社会阶层的人物的道德堕落
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作者对这种现象感到了很大的憎恶。在这类人物
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引一段几个“斗方名士”的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
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
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意做那一个？”三位不曾言语。浦墨卿道：“这话让匡先生先说。匡
先生，你且说一说。”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
众人一齐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
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而今又想中进士，
又想像赵爷的全福，天也不肯。虽然世间也有这样人，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若只管说要合做
两个人，就没的难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
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
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浦墨卿道：“这又不然。先年
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上，
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
道：“你们都说的是隔壁帐。都斟起酒来满满的吃三杯，听我说。”支剑峰道：“说的不是怎
样？”景兰江道：“说的不是，倒罚三杯。”众人道：“这没的说。”当下斟上酒吃着。景兰
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
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一齐说道：“这果然说得快畅！”一齐干
了酒。
看他们争论得多么热闹，然而他们的争论多么无聊！他们的结论也多么无聊！
《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真切地写出了这一群“斗方名士”的心理，写出了他
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描写是混和着鞭挞和怜悯，嘲笑和悲哀的。在全书里面，
这类地方很多，我们不过略为举例而已。用白描的手法，简洁的朴素的语言，
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对话生动地描画出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精
神空虚和精神堕落，这是《儒林外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里面描写的人物是很多很多的。凡是比较着重写的人物都
是个性鲜明，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鲁迅对于这点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凡
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
世相，如在目前”。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物，不过是为了说明吴敬梓
主要批判了一些什么，又肯定了一些什么，略为举出一部分代表性的人物而
已，他所塑造的人物还要多得多。通过这样众多的人物的活动，这部小说就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当时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
团的生活。把这样众多的人物容纳在一个篇幅并不很长的作品里面，而又像
简劲的钢笔画似地用很少的笔墨就把人物的性格勾绘了出来，这必须是一个
大手笔，必须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才可能作到的。当然，在人物方面，这样
的缺点也是有的，某些类似的人物常常是大同小异，显得有些重复。在别的
杰出的作品里面，次要的人物也总是难免有这样的情形的，然而，集中和概
括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作品，还同时应该有一个或数个主要人物，他们不但使
我们读后不能忘记，而且他们一直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他们的名字常常被
我们用来称呼现实的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马二先生是活在我们生活
中间的。对于编选本的人，对于姓冯的人，对于迂腐的人，我们都有时叫他
作马二先生。这说明他是一个突出的成功的人物。然而，除此而外，好像别
的人物就不大在我们生活中流行了。就是马二先生，我们的用法也是不一致
的。前两种用法不过是用他的职业和称呼，只有后一种用法才是用他的性格。
文学人物的典型性应该依靠他的性格的特点而不是依靠别的特点。《儒林外
史》在人物方面的这种情形表现了它在反映现实上的集中和概括的程度是还
有限制的。文学历史上本来有这样两种杰出的作品：一种是反映的社会生活
并不广阔，然而却创造出来了典型性很高的人物；一种是反映了广阔的社会
生活，人物也是有一定的典型性，不过不很高。这两种作品虽然在这两方面
有些不同，但不失其同为杰出的作品。至于那种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又创造了典型性非常高的人物的作品，在文学历史上本来就是极其稀少的。
所以我们指出《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限制，完全无损于它在文学历
史上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清末的许多小说中曾经
发生了影响。它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
物和主要故事，它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
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只有某些次要人物，常常在前后都出现，或者由
后面的这群人物谈起前面的那群人物，谈起前面的某些事情，这样来使全书
稍微有些联系，并使读者感到这一群一群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的时代之中。
这种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的。《水浒》也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
描写了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在梁山泊排坐位。
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然而，
逼上梁山是《水浒》中的人物的必然的结果，祭泰伯祠没有那样自然那样必
要，而且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
就不大了。过去有人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
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
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
弊在有枝而无干。”①《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和中国的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
有关系，和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的内容也有关系，这种结构上的比较松懈并
不能掩盖它的许多方面的卓越的成就，因而我们并不能用发展到后来的长篇
小说的结构的谨严来要求它，批评它；而且上面那样的批评也有过甚之处，
《儒林外史》的结构，包括它的人物和故事的安排次序，它的写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