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王仁两兄弟，因为姊夫严监生以王氏名义每人赠了一百两银子，他们
两人就马上哭得眼红红的，并且“义形于色”，拍着桌子说：“我们念书的
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这
类恬不知耻的人物，充满当时的儒林中，他们利欲熏心，各有一套招摇撞骗、
趋炎附势的本领，妙的是大家习以为常，对自己的堕落无耻毫无一点自觉，
反倒沾沾自喜，引为得计。
当时做官的，就多是这种八股取士制度所培养训练出来的愚妄与无耻的
人，所以政治吏治的黑暗窳败是当然的事。看高要县的汤知县怎样办案，他
为回民卖牛肉的事，自己没有主意，听了张静斋的一席话，搞出人命，闹得
一团糟，结果还要发落几个为头的，以保持脸面。为盐船被抢一案，那彭泽
县知县问原告舵工水手等：“那些抢盐的姓甚名谁？平日认得不认得？”随
即大怒，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有这等事”，不由分说，把他
们各打二十板，寄监再审，还要打朝奉。但汤少爷拿贴子一说情，就扯个淡
一齐“开恩”赶出来。王太守一到南昌的任，一心记着“三年清知府，十万
雪花银”的话，用戥子、板子和算盘来治理地方，因此被称为江西第一个能
员，很快就升了上去。凡稍有一点好的倾向，比较为人民欢迎的，如温州知
县李瑛，安东知县向鼎，就有摘印或被参的危险。有这样的衙门，他们的差
役也就专干坏事，像杭州巡抚衙门的潘三等一批差役，像押解宦成的差役，
他们久惯牢成，神通广大。像匡超人的打枪手，万青云从假中书变成真中书，
都是公开的或合法的偷天换日。书中对当时政治吏治随处作漫不经意的但又
是十分深刻的揭露。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官是忠于朝廷的，他们一律徇私舞弊，
欺下瞒上；这就是满清统治的特点。
书中除写醉心功名的士子而外，还以同等的笔墨写了许多招摇撞骗的假
名士。这种假名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原也有悠久的来历。所谓名士，本应
该是像吕尚、诸葛亮或陶潜这样的人，他们隐居着，不出来做官，心怀淡泊
宁静，以品行、识见或才学而知名，所以称为名士。《礼记·月令篇》说：
“勉诸侯，聘名士。”名士是为有道的统治者所尊重的。因此就产生一种情
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无贤行的士子，装出隐居的姿态来，藉以邀得统
治者和社会的尊重，博取富贵和名誉。古书上称这种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
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但到了像《儒林外史》里的这些名士或山人，连隐
退的姿态也干脆不做了，因为做了，也无人理睬了，除非像娄三娄四这样吉
诃德式的公子才满怀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访杨执中、权勿用这样莫名其妙的
人。他们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谋富贵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
以有的就走巧路，学着谄几句滥调的诗，冒称高雅；因为诗是写在斗方纸上，
所以称为“斗方名士”。他们奔走富贵者之门，扯扯谎，帮帮闲，骗些银子，
或混碗饭吃。杭州、扬州和南京，到处看见他们丧魂丢魄地跑来跑去。像牛
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辛东之、金寓刘等等，都是当时
社会制度制造出来的一群游民。
因此功名富贵不止腐蚀了士子们，也对士子们以外的广泛社会散布着恶
劣影响。比如牛浦郎本是个市井贫家少年，他为了一心想相与官府老爷，就
冒了别人姓名，骗人、吓人，无所不为。妇女们像王太太之类，也一心想做
诰命夫人，甚至妓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梦。又比如五河县，整个
儿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余大先生说的：“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概都灭
绝了。”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体察了功名富贵的制度对社会人心与政治吏治的
腐蚀作用和恶劣影响，因此，他自然而然倾心于两种人物：一种就是轻视功
名富贵，襟怀冲淡的人，他们保有先代进步思想，讲究品德和学问，正和作
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书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和
迟衡山等。另一种就是下层细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他们都受当时政治社
会的压迫，处境很悲惨；或者在功名富贵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
色或真性情。比如三十五回庄征君辞爵还家途中所见一对无人过问的年老夫
妇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为田主所逼因而自杀的农民等等，书中虽
没有着重地写，但那同情之心是显而可见的。二十四、五各回写鲍文卿的为
人以及他和倪老爹的关系，尤其对于倪老爹，作者充满了同情、悲怜和不平；
二十一回写卜老爹、牛老爹的友谊，二十回写甘露僧对牛布衣的情分，十六
回写匡超人未发达时的家庭关系，十五回写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关爱，作者
都以深沉的赞叹和忧郁情绪，描写了这些在贫贱中的人物的真挚笃厚的人
情。倾心欣慕之情还突出地寄托在头回对王冕的田家生活和末回对四个市井
高士的描写里。作者着力写了这些人物的美好的品质与纯良高洁的内心精
神，与功名富贵中人的丑恶习性作对比，以反照儒林中的寂寞无人。很明显，
作者一心倾向于“微贱”人物的这种深切亲爱的感情，是从对于功名富贵中
人的利欲熏心、堕落无耻的反感而来，也是从对于统治者所设“名缰利锁”
的罪恶制度的憎恨而来。他觉得凡是功名富贵圈外的人，多比较可亲可爱，
他们的心地多能保持本有的真诚与笃实。比如周进的姐夫金有余和他的朋
友，牛浦郎在被牛玉圃痛打后路上所遇的那个黄客人，都是商人或做小买卖
的，但他们帮助人，对待人都是一片真心实意；这是一般热中功名富贵的士
大夫阶层所没有的人情。又如抚院差役潘三，三教九流，作恶多端，但作者
不是取一种憎恶的态度来批判他，相反，从他的坏蛋行为中倒着重地描写了
那种江湖豪杰式的慷慨义气，和真挚亲切的人情；这比起飞黄腾达后的匡超
人，和那批浇薄虚矫的假名士来，就显得非常可爱了。
对于妇女和两性关系，作者也持着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他自己的清新自
由的独特见解和人道观点。这种见解和观点，并不彻底，而且有时显得自相
矛盾，但是，却有明显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味。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封建婚姻，
但二十五回写鲍廷玺娶王太太，却把封建婚姻的毒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十三
回写宦成和双红的恋爱私奔，则寄与了欣喜和同情。他也并不一般地反对旌
表节烈，但四十八回写王玉辉之女的殉夫，却深切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
泯灭人性与惨无人道。他反对像玩弄男戏子这类上层社会盛行的腐朽恶劣的
风气，三十回写“访友神乐观”、“高会莫愁湖”，对杜慎卿作了集中的挖
苦。他对夫妇关系的观念，表现在正面人物庄绍光和杜少卿的家庭生活描写
中。三十三回写杜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三十五回写庄绍光居玄武湖与娘
子饮酒读书，都是作者对世俗社会挑战的着意之笔，因为这样的夫妇关系，
正为封建礼教所不容，为世俗社会看不入眼的。虞博士说：“这正是他的风
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他所主张的无非是一种合乎道义与人情的真挚
笃实的人伦关系，其主要内容还是反对功名富贵之泯灭人性和丧失天良。三
十四回写杜少卿说《诗经》，就直接表露了这种见解。杜少卿说：“《溱洧》
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最明显的是讲《女曰鸡鸣》一章：“但
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
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
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番
话，可以作书中许多描写的注脚，也具体见出作者以“治经”为“人生立命
处”的精神。这里讲的是《诗经》，实际是发表他自己由世俗观念反激出来
的清新自由的进步思想。因此他反对娶妾，认为娶妾最伤天害理，但理由是
免使天下有无妻之客，所以主张人生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
便遣别嫁。这番议论，被萧柏泉讥为“风流经济”，我们今日看来，也确实
不够高明。但他还是尊重女性人格的。四十一回写沈琼枝，充分写出了当时
社会制度下受压迫凌辱女性的内心深处的辛酸和苦痛。沈琼枝对杜少卿和武
书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
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
又无猜疑我的心肠。。”作者对于沈琼枝的同情和尊敬，也还是由对于利欲
熏心的世俗社会的反感而生。后来杜少卿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
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书中写
沈琼枝言谈行动落落大方，对待拘捕她的差役，回答知县的审问，都从容沉
着，理直气壮，有主意，有信念；一直写到沈琼枝的故事结束，都是笔歌墨
舞，把这个反封建反世俗的女性英雄，塑造出光彩夺人的高尚形象，并从而
对当时窳败黑暗的社会和政治作了真实深刻的揭发。
（六）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所
以讽刺即是写实。吴敬梓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
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
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
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像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
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头脑，敏锐感觉，随时随处明确
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
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它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
可取以自镜”。
闲斋老人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又说本书
所以名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书中所表
现的态度，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高明的传统态度。在我国古代史家
所要求采取的实即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反对主
观主义，力求客观真实。不但不容许无中生有或凭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虚
美”、“不掩善”，即不容许以主观去任意改动客观真实。认为国家大事的
得失成败，如日月之蚀，绝不是“饰辞矫说”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
镜照物，■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但又绝不是置身事外，无是无
非的客观主义态度。即在记载中，在处理上，要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有一定
的褒贬倾向。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
经》说：“寓褒贬，别善恶。”史的目的就是分别善恶，有褒有贬，使后人
借鉴。但这种别善恶，有褒贬，要能“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
对于所拥护爱戴的方面，不掩盖隐藏其缺失；对于所反对的方面，也不抹煞
其优长。这就是，排除主观偏见成见，而将客观真实显示出来，让它本身去
作褒贬。因为客观真实本身有善恶，有是非；史家要能发现它，掌握它，把
它显示出来给人看。我国古代史家所讲究的这种态度，实是一种努力追求与
坚持真理的合乎科学原则的态度；而这，在写作上也就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
义态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就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
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
比如，书中写了几个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们不同于世俗、不热中
功名富贵这一点。他们轻视功名富贵，所以心怀冲淡，为人笃实，有真性情，
有真见解，有真信念。他们一个个是活的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不
是一些善的概念或标本。他们都生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因此，也就不能完美
无缺。比如被称为“真儒”的虞育德，就不是没有可疵议之处。他把家乡房
子给表侄汤相公住，表侄拆卖了，又到南京来找他要银子租屋住；他说拆卖
房子是应该的，要的银子也照给。这就是只顾自己讲厚道或恕道，实际鼓励
别人作坏。一个监生犯了赌博，送给他惩处，他却留在书房里天天一桌吃饭，
大加优待，还替他向上面辩白。学生考文作弊，把夹带误夹在卷子里，交到
他手里，他赶快悄悄还给那学生，发案之后，这学生考列二等，跑来谢他，
他坚决不承认有这事。这样一些作法，当然都有他的不同于世俗——尤其反
对功名富贵制度的高明之处，但既然如此，他何必做这国子监的学官？这实
在是一个为社会风气反激出来的迂而无当的滥好人。又比如杜少卿，这是作
者取他自己为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家乡相与臧荼和张俊民
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骂臧荼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但仍和他
们做亲密朋友，大把的拿钱帮助他们。所以娄老爹批评他“贤否不明”；这
是十足的旧家大少爷脾气。余大先生，在书中也是作为有品行的君子来处理
的，但他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闹出一场官司。凤四老爹是个义侠，
却在秦中书家作宾客，为冒官的万中书大卖气力，这样的“侠”和“义”，
也未免无聊的很。从这些处理上，我们很难说对这些正面人物就毫无挖苦的
意思。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毕竟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典型。这些正面人物并不
使今日的我们读着觉得讨厌，起反感，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
生生的人。这就是作者的“爱而知其丑”的态度。
同样，书中对于否定人物，主要也只嘲笑他们热中功名富贵，醉心八股
时文，此外决不一笔抹煞。而且对他们也不苛求，许多被挖苦的很没品行的
人物，都让他们参加了祭祀泰伯祠的典礼，担任着职位，其中如辛东之、金
寓刘等性格有些恶劣，如储信、伊昭等很庸俗，景本蕙、臧荼等很无聊。但
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名上不得意，都不是富贵中人；参加泰伯祠
祭典的，没有一个飞黄滕达的人物。书中对一些高官厚禄、享有富贵的上层
人物讽刺得最辛辣，最不留情，如对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等；那是因为
这种人确是那副嘴脸，我们只觉写的新鲜活跳，入木三分。但书中也并不一
味否定做官的，比如向太守对鲍文卿的厚挚之情，李给谏对匡超人的提携之
力，都写得真切动人。这就是作者的“憎而知其善”的态度（这里也只是指
出他处理人物的态度的特点，至于这种态度是否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是
另一问题，这里不谈）。
鲁迅所说作者“秉持公心，指敗北住保匾挠Φ笔窃凇捌荻苄常�
婉而多讽”这一特点方面。就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决不是对个人的
人身攻击，相反，他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这就使我们在阅读中，
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