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这个新思潮运动才变了质，成为绝学而中断了。吴敬梓的思想一方
面与顾炎武、黄宗羲的显然一脉相通，一方面又与后起的戴震的学说有共同
之点。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圣谟都是当时有名的古学家，和他的思想基本
是一致的。他说“治经”是“人生立命处”，正是这个新思潮的特点。但是
他的先辈大师们的“治经”，是拿来反对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理学”思想；
到了吴敬梓的时代，“理学”已经失去它统制思想的力量（“理学”虽经满
清统治者极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后来不得不转而提倡“朴学”），所以在
他就具体表现为与当时特别猖獗、严重地腐蚀着民族与社会的八股制艺风气
作战。再则，他的先辈大师们之“治经”，是为了“经世致用”，也就是“救
民水火”，“匡复明社”；到了吴敬梓的时代，政治环境不同了，满清的统
治已经巩固，民族斗争已趋消沉，所以他的“治经”就具体表现为讲“文行
出处”。这就是说，在他所处的现实形势下，他的先辈大师们作那样远大企
图的客观条件没有了，在他只能以“治经”来作为个人与满清外族统治下的
腐朽社会和黑暗政治对抗的思想武装了。同时，也应该指出，他的“治经”
和戴震以后的乾嘉学者们有根本不同。乾嘉“朴学”完全脱离实际，丢开了
古学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为满清统治者服务；而吴敬梓不只想以正统的儒家
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以一个所谓正统儒者的精神热情地关心
着现实社会，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终对黑暗窳败的满清封建统治
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协的态度。应该说，他的先辈大师们的复古思想的基本
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后的乾嘉学者们完全丢掉而
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但我们的吴敬梓，则仍然保持着这个新思潮运动的
基本精神，他仍然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四）
吴敬梓一生历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满清
已经结束了它的对内地本部的武力镇压，而转向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服。但
在本部，先代所遗留的民族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巩固了它
的政权的同时，对文化思想的统制也变本加厉。康熙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博学
多能的皇帝，对内部的文化思想统制，他有一整套的内行办法。那就是一面
怀柔，一面镇压与禁锢。他提倡“理学”，主持多种古籍的整理编纂，同时
严禁“小说淫词”，又兴文字狱。著名的文字狱先有庄廷■《明史》案（这
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70 多人；后有戴名世和方孝标《南山集》案，处死
刑流刑的几百人。到了雍正朝，因为他的皇位是抢夺来的，兄弟相残，君臣
相忌，统治阵营内分崩离析，他为了巩固自己，大量用特务，统治手段尤其
恐怖。单说文字狱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作诗
案（因为称颂了年羹尧）、查嗣庭出八股试题“维民所止”案、陆生柟《通
鉴论》案、徐骏奏章笔误案；最著名的是吕留良案，牵连极广，杀戮极惨。
雍正在朝13 年，正当吴敬梓自23 岁至35 岁的时候，他所感受的应该特别深
刻。《儒林外史》的写作，大约开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经40 岁左右；到快
50 岁的时候书即完成。这时政治恐怖空气暂时缓和了些，但老虎总是会吃人
的，那威胁还是严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狱更是吹毛求疵；搜查与焚毁书
籍数十次，达一万数千部，多是些稗史笔记和诗文集；但这些都是吴敬梓死
后的事）。鲁迅在蒋介石恐怖统治下作的诗有“城头变幻大王旗”、“怒向
刀丛觅小诗”之句。我们可以想象，吴敬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写作这样
一部深刻揭露政治与社会，处处都可以触清廷忌讳的讽刺小说，该怀着怎样
的战斗热情和勇气；而他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又必须怎样巧妙地表
现出来，才能没有违碍。
《儒林外史》所写的，多有当时实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这不只金和跋
里一个个的指说过，我们根据有关的资料看，书中的杜少卿确实像作者自己，
庄绍光确实像他的朋友程廷祚；书中写了杜少卿和庄绍光谢征辟的事，写了
南京祭祀泰伯词的事，这也都是当时实有的事。但作者却把这些亲身的阅历
（当然经过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当时清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假托为明
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来作成当时现实的背景，这在作者是怀着
苦心的。因为这样办，一则可以规避现实政治，免得触犯忌讳；二则借事影
射，可以很好的来攻击现实；三则也寄托了他对亡明故国之思，抒写他的隐
痛。这样的假托，有《水浒》、《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运用得非
常现成而且巧妙。
开宗明义第一回，作者就用饱含诗意的笔，写了一个他所悬为士子典范
的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创造为自己理想中
最完美的形象，标题明白点出，这是为了“隐括全文”，“敷陈大义”。这
一种士子的典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来就被人敬慕的。士子这一阶层居
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
按照传统的教导，他们应该替统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当范围内顾念人
民利益，重视人民意见，使封建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因此，每当封建
统治者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无道之世”，有些洁身自爱的
士子就退隐不出，过他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早在春秋时代，就有长沮、
桀溺；在魏晋之世，最为人所知的有陶潜。另一种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
来，就亲自到田园、山林或江湖去寻访有名的贤士，诚敬地请他出来辅佐“仁
政”，比如“渭水访贤”，周文王请出吕尚来；“三顾茅庐”，刘备请出诸
葛亮来，这也都被人传为美谈。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
是士子讲“出处”讲“操守”的原则。因此，作者所创造的王冕这个典型，
概括了历史上这种高明的贤士的传统精神。但同时又添上了新的特点，因为
王冕是外民族统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现反对一般“无道”的封建
统治的精神而外，同时又含有反对外民族统治的意义。这一回中写推翻元代、
复兴民族的朱洪武，写“大明”建国，都带着明显的称颂口气。作者笔下的
王冕对朱洪武本怀着好感，后来从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
世，才坚决的逃官到会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这样一个典型来隐括全书，就形象地把主题思想揭示出来，
评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准绳或尺度。闲斋老人序里所归纳的四类人
物，只有那不要功名富贵的最后一类，才是“品地最上一层”，才是“中流
砥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满清的黑暗政治，不受满清外族统治
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绝大多数的三类人物之所以可怜可笑，主要就因为他
们忘了这个大道理。
书中揭露现实政治吏治黑暗之处，也都是对于满清统治的攻击。最露骨
的是第四十回极写萧云仙的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
一句奖励话，反倒被兵部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勒限严予追比，结果
赔了七千两，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少三百两银子，仍被地方官紧追，后
来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同样，第四十三回写汤镇台为顾全朝廷体
统，积极主张兴师征苗，这事得到总督的支持，汤镇台野羊塘大胜，忠勇谋
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进京去，却奉上谕指为“率意轻进，糜费钱粮，
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汤镇台只好叹了一口气，收拾打点回
家。我们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屡次攻略边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勋的
将领总被猜忌、受惩处，岳锺琪革职多次，年羹尧以征西功高受灭门之戮。
所以这里对现实政治的讥弹意味是很明显的。全书一贯憎恶做官，对做官的
有种种辛辣的讽刺，王冕的母亲说：“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
蘧太守认为儿子亡化，晚景凄怆，“仔细想来，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做
官这样可憎，热中功名那么可笑，所以书中一贯地单只颂扬孝弟之道，而且
极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来写尽孝；这是以尽孝否定尽忠，也就是说，作者根
本否定了“尽忠”这回事。另外，作者还一贯地表露一种态度，就是对于“旧
家”和老年人总怀着好感，而对于暴发户和青年新贵总表示憎恶鄙视，给以
嘲笑与挖苦。这不能单纯了解为守旧或落后意识。因为在作者的时代，凡是
“旧家”总在明代就发达起来的，凡老年人总是明代的遗民，在作者眼里他
们总保有较为淳厚笃实的家风和性格；而暴发户和新贵，都是在满清统治下
才飞黄腾达的，他们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带上满身奴才相和市侩气味了。
书中反映的整个社会风气，也有江河日下之势，作者对这一发展趋向，寄与
了无限忧愤悲慨之情。这都是作者主观的印象，也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因为
在外族黑暗统治下，对社会人心所起的腐蚀作用总是特别严重的。
以上说的各点，都表露了作者对满清政权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
想和感情；虽然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串在主题，弥漫在全书，
不一定枝枝节节在某一处。因为士大夫的堕落，社会的败坏，政治的黑暗，
和满清的外族统治分不开；人民与封建统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
鲁迅说《儒林外史》的描写，“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看来作者
的“微词”和“狙击”，最终都指向了满清罪恶黑暗的统治。
（五）
但是“儒林外史”攻击和揭露满清封建统治下的政治与社会，主要还是
就士大夫阶层下手，即以士子们对功名富贵的问题作为中心的。在过去封建
时代，士子们在民族、社会中起着感官和神经的作用，他们对人民群众影响
很大，往往左右着民心的向背。满清征服者人口少，力量弱，文化落后，而
被征服的这个大民族，则拥有历史悠久的高度文化。因此对于士子们的驾驭，
对于文化思想的统制，满清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之初即特别重视；它很现成的
沿用了明代八股制艺这一罪恶制度，作为牢笼士子，统制文化，禁锢思想，
腐蚀人心的主要办法。特别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也就是吴敬梓生活着
的年代，复古思潮运动的影响随着先辈大师们的凋谢与满清统治的巩固而益
趋淡薄，这是八股制艺最猖獗的年代，是满清统治者的罪恶政策取得胜利果
实的年代，是文化思想重又回到黑暗的年代，也是一般士子们堕落无耻、丧
心病狂的年代。章学诚在他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
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大盛，老生宿儒甚至把通经服古看成“杂学”，把诗
和古文辞称为“杂作”，士子不会做八股制艺，就不能算“通”。章学诚这
里说的，正和《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完全符合。这样的情形，在保有清醒头
脑和敏锐感觉的热情爱国主义者的吴敬梓，觉得最为沉痛而无法容忍；《儒
林外史》痛击八股制艺，集中地讽刺士子们的热中功名富贵，那特殊意义是
很可理解的。
在开头几回里，作者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
周进和范进，在没有考中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精神，是多么悲苦，多
么令人不堪，可是一旦中了，就一步登天。像周进，受尽辛酸和屈辱，但后
来科名得意了，原先侮弄他的梅三相，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
了；他写的对联也要小心地揭下来，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了；轻视他贱视他，
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替他供起长生禄位牌，把他当做神明来看待了。
像范进，原来穷得没米下锅，一家人饿了两三天，不得不将一只正生蛋的鸡
拿到集上出卖，但转眼之间，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奴仆丫鬟也有了，细
瓷碗盏和银镶杯箸也有了。他们都从踩在人脚下的地位，骤然升为高高骑在
人头上的缙绅大老爷。有功名就有富贵，这怎么不叫人拚死？不叫人发疯？
但是中与不中，却全无凭准。周进考了一辈子，到老还是童生，忽然一下运
气来了，就青云直上；范进也是考到胡须花白，只因遇上年老才发的考官周
进，对他怀着同情和怜悯，有心要取他，把他做的八股文章连看了三遍，先
是觉得实在不好，“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最后忽然看出是
“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考生的卷子还未交齐，就把他取做
第一名，把另一童生魏好古取做第二十。
八股取士就是这样一种瞎胡闹的制度，功名富贵的来头就是这样的滑稽
扯淡。但就是这种滑稽胡闹的制度，使得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什么
是非观念也没有了，什么理想和抱负都抛掉了，人人变得堕落无耻，胡涂愚
妄而不自知。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的一番议论，在他的观念里，自古以来，
士子就是要做官，不管怎样才做得到手，“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
个给你官做？”马二先生是个很诚笃的人，说得赤裸裸，一点没有矫饰。三
十四回高翰林评论杜家，说杜少卿的父亲“又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
话，这些都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在八股世界里，
什么都公然成了骗取功名富贵的假文章，根本无所谓德行和作为了。于是这
些士子们习于虚伪和谎骗，而不以为怪。像范进本是个拙朴的人，中举后，
母亲死了，就被张静斋撺掇着拿这做题目，到高要县汤知县处去打秋风，汤
知县请他吃饭，他因要守孝尽礼，连象牙银箸都不肯用，可是大虾肉圆子却
吃。荀玫本也是个诚实青年，科名一得意，就听从王惠的建议，要匿丧不报，
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而周、范两位为人伦师表的学官竟说“可以
酌量而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孝是“百行之首”，是做人的最基本的
德行，可是这些大人先生们拿它作伪，并且视为当然。与此相关连，这些功
名中人另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愚妄无知。著名的选家马二先生呆头呆脑，
把骗子洪憨仙认真当做神仙，诚诚恳恳地跟他做行骗的勾当，直到事情完全
揭穿，他还对他怀着感激之情。王玉辉也是个正派的老好人，但迂腐到泯灭
了人道和天性，他鼓励女儿绝食殉夫，满口说女儿死得好，他的老妻和亲家
都不读书，但脑筋比他清楚。张静斋和范进两位举人在汤知县处大谈刘基的
故事，满口胡说八道，眼面前的历史知识也一点没有，做了通政的范进，连
苏轼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士子们的恶劣与无行，也成为风气。像严贡生关人
的猪，讹人的钱，强夺寡妇的财产，甚至把云片糕硬说成值几百两银子的药，
满口做官的张老爷、周老爷，如此诬赖和威吓船家，目的不过是不给赏钱。
王德、王仁两兄弟，因为姊夫严监生以王氏名义每人赠了一百两银子，他们
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