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杜少卿的不求功名，是他这号人跟别人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作者叫
我们觉得这人物可敬爱的地方。
然而——要是禄位于他绝对无缘，那可又不行。
我一想到假如“纱帽满天飞也飞不到他头上”，我心里就怪难受的。
不瞒你说，我乃是一个极热心的人。我每逢看到古来那些大诗人或大学
者的名字——只要他是我所佩服的，或者是我所喜欢的——我就总要千方百
计去打听一下，看他生前究竟做到了几品官（书读得这么好，当然是个老爷）。
要是他官做得小，我就要替他难过，觉得满肚子的不舒服。几句诗倒刮刮叫，
可惜只做了这么一个官儿，唉！想起来扫兴透了。如果他只是个布衣，做官
简直没有他的份，我就更觉得不高兴。
而今这位杜少卿先生。。
可是莫慌！
这位作者仿佛早就已经看出了我这种好人的心事，仿佛为了要满足我这
种热心汉的希望似的，这就又写出了一段事来。
哪，瞧这里！李巡抚大人忽然派来一个差官，拿了一角文书，开“钦奉
圣旨，采访天下儒修”，就举荐了天长杜仪，叫他即日到院，以便考验。“申
奏朝廷，引见擢用。”等因，奉此。这是没得说的了。一应了征就是老爷，
很抖的。
迟衡山一听见这回事就高兴。因此就谈起而今的读书朋友——只会做举
业，若会做两句诗，就算是极雅的。而“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不用
说，这只能期望到杜少卿头上，希望他——
“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
可是少卿不想做官：
“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
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连他娘子也觉得奇怪，朝廷叫他做官，为什么他偏不去。但是他偏要留
在南京玩。他偏要想尽方法推辞，“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
人家也只好由他去了，不再来勉强他了。
这些故事叫我十分欢喜。而他自己也欢喜：
“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
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
可见得纱帽并不是于他无份。纱帽竟还自己找着飞到他头上来哩。并且
他要戴起来也毫不惭愧；他真有宰相见识。
不过他推掉了。他看得不在乎。
我这就仍旧高高兴兴地看下去。他并不是做不到官，只是不屑做而已。
并不寒伦。这更显出了他的高，而又十分体面。
所以不管他应不应，不管他有没有“引见”而“擢用”，总得把这征辟
的故事来这么一下子，才有个意思。
作者自己是怎样个想法呢？他还是跟我有此同感呢，还只是为了敷衍我
这号热心人，免得我看不起他那个最肯定的人物，才写下这一笔呢？——我
可不知道。
总之，这是非常光荣的事。要是杜少卿连这点光荣都没有，那他真枉为
读书人了。那——真的，我对他就没这么钦佩了。
这里，我不免联想到“楔子”上的王冕。他正也是这么一个可敬的脚色。
虽然正史里的王元章先生，那脸貌给写得稍微不同了一点，——说他是几次
考不利，而后做高士的。——但此地就用不着去考究这些事情。外史到底是
外史，自不妨把那王先生写成一个作者的理想人物了。
而这杜少卿——我承认他也是一个标准的高士。
不过要叫我学他呢，那老实说，我可还要考虑考虑。
像他那种种豪举，原就要有底子才行。但后来本钱一花完，也就有点不
好对付。故此高翰林教子侄读书，就以天长杜仪为戒。这实在是个稳重办法。
他老先生的议论杜少卿，也一句不错：
“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
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又想到了这个老问题。
要是落后像杨执中先生一样，大年夜没有柴米，摩弄这“铜盏子”过年，
那就太不愉快了。虽然精神上也许舒服，但一个人受了生理上的限制，恐怕
顶多也只能摩弄一两夜，再多可不行。
杜少卿果然钱花完了。一天一天穷了下去。总该打算打算才是。
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准许他卖稿过活呢？
这种买卖到底是不是一俗事，尚有待专家们研究。至于《儒林外史》的
作者，他对这一点是万分让步的。“楔子”上所写的那个理想人物，竟也毫
不以为耻地在那里卖画。这杜少卿大概也不免卖卖文。你只看——虞博士转
托他写一篇碑文，把稿费让给他，他居然也答允了。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愤慨起来：
“那不作兴！那完全是个文丐的勾当！——太卑鄙，太恶俗了。”
于是我只好把笔放下，再来想一想这个大问题。
像高翰林那号人，自不消说，用不着卖稿子，而杜慎卿之流呢，功名成
就了，写点东西自也不在乎一千字几毛钱。他们当然看不起文丐。
再不然，就如文瀚楼老板——专为文化界服务，死也不肯赚一个钱的。
他自必也就希望作家们为了文化事业之故，不要计较稿费的多少，版税也减
到百分之七以下。否则就会“赔本”，出不了书，要闹精神粮食的恐慌了。
这书店老板当然也看不起文丐。
那么，一个文人如果不戴纱帽，又要不卑鄙恶俗，那只有学学景兰江先
生，开个头巾铺。拿铺子里的收入来吃饭。另外就写些东西，交给书店老板
去专“为文化界服务”。
然而我再仔细一查书，又觉得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大概因为这头巾铺里
景老板——不曾为实业界服务之故，就也想不到要叫头巾匠减少工钱，以免
成本太大。而主顾们也不曾听说有非光顾本店不可的义务。于是这铺子折了
本。据潘三爷说，则这位景兰江先生而今只好“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
银子，人人听见他都怕”。
这可更不对劲。
想来想去，还是要怪杜少卿自己——为什么不应了征辟去。
你看看庄绍光先生。给朝廷征辟了去引见之后，皇上赐了他一个元武湖。
你说他不是个官，他倒是一位征君，大官大府拜得他不耐烦。你说他是个官，
他却用不着天天上公签到，只逍遥自在地呆在湖上“坚卧烟霞”。凭栏杆，
看景致，他这就对他娘子笑道：
“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日日可以游玩，不像杜少卿要
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
那还有什么说的？庄征君闭门著书，当然不用眼巴巴地等着稿费使。
要照我那个朋友所讲的道理看来，那不消说，杜少卿又远不如庄征君。
凡为文人，如要人品高洁，高洁得连稿费都不准拿，那就必须学庄征君
——必须结交一位达官，例如礼部侍郎或巡抚部院等等，好请他们去举荐，
等朝廷来征辟，然后钦赐你一个元武湖玩玩，写出一部不要钱的伟大作品来。
（九）
这种种的难处——《儒林外史》的作者似乎都也知道，而且是考虑到了
的。
不错。一个读书人要是嫌弃举业，又不会理财，一味只去做高行雅事，
这分明就要有点底子才做得起来。
又，即使像杜少卿那样底子厚吧，可是本钱一花完，即将无以为继。
学庄征君呢，又不是人人都办得到。哪怕他有胡屠户和赵雪斋他们的本
领，去相与徐侍郎，但要是徐侍郎不来相与他呢？更谈不到征辟的故事了。
至于卖文，——也许作者是顾忌到了那种“卖稿即文丐”说的缘故，在
书里很少提到这种买卖。只不过躲躲闪闪似地轻轻带了那么一笔。
事实上那时候大概也不能以此为职业。出书不但没有收入，还要自己出
钱去刻版印刷送人。那真是不为牟利，极为清高的一件事。这在高翰林，以
至赵雪斋，以至杜慎卿，以至庄征君，都可办到。在一个文丐就办不到。而
当时又没有杂志可以投稿，也没有抽版税或卖版权的规矩。就是作兴了这规
矩，但为了怕书店赔本之故，版税都拿不到，也就只好找个香炉或“铜盏子”
之类来摩弄摩弄了。
那么——一个不做举业的人，又要高雅得下去，就须另外想些办法。
于是在这部书收尾的地方，上来了四个人物。
一个在寺院里随堂吃饭，会写字。一个卖吹火筒过活的，会下围棋。一
个开茶店的，会画画。一个裁缝司务，会弹琴。
这四位都是业余的读书人。
至于当行的读书人——像杜少卿他们那一辈的，那只能说是个例外，只
占得个最少数。而此刻他们又“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了去的，
也有闭门不问世事了的”。
剩下来的，就是那一般的当行的读书人。他们还是照常在那里忙着举业，
忙着弄时文，“为圣贤立言”。于是礼乐兵农，也不见有人讲究。“论出处，
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杰，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
足的就形萧瑟”。
他们的言行也可以想得到。早就给描写过了。仍旧也是——几个弄出了
头的，“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而“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
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杜少卿、虞博士他们那一派人的作为，那是
顶值得大家敬佩、顶值得大家学样，简直是个儒林中的模范。可是每一个做
举业的朝代里，能不能够出现这么一队例外的卓特之士，那要碰运气，那完
全是偶然的。他们一散，大雅就不作，又恢复到了以前的乌烟瘴气——而这
倒是儒林中的通常现象，是读书人弄那“极好的法则”必有的结果。
这时候要真正找出几个奇人来，只好求之于野。
这里的四位奇人——虽然担当不了礼乐兵农那样的大事业，可到底比一
般士子高得多多了。
如此看来，要雅，就不一定要做儒林中人。
并且正因为他们是儒林以外的，他们就用不着如一般读书人那样去学得
种种举业技术，他们即也可以糊口。（甚至于连做文丐也不必。）因此他们
反而沾不上俗，而雅也雅得下去。
然而这已经是《儒林外史》的尾声了。
然而这部写儒林的作品，却又不得不以儒林外的人来作结——最后让一
位当裁缝的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真是一般士子的悲哀，而且也是个大讽刺。
还有一个极不相干的小件头，我也想在这里带一笔。
有些《儒林外史》的本子上，被人装上了一个尾巴——“明神宗下诏旌
儒”。把书上的人物列了一个榜，赐进士第。加写这一回的那位先生，我猜
他一定也是个儒林中的热心人。大概他看见这许多的当行士子不曾入得鼎
甲，总觉得是个大大的遗憾，愀然不乐。于是他带着一片热忱，怀着一颗好
心，仔仔细细加写了这么一幕“大团圆”。叫我们看了，也好为那些人吐一
口气，快意一下子。
这位先生的心地，真是古道可风的了。但不知原作者吴敏轩先生看了，
将作何想法。说不定也会要把这位好心人写进《儒林外史》里去。当高翰林
瞪着说：
“他肚里若果通，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位先生就点头道：
“一些也不错！老先生，而今好了：虽然他们生前到底差一个进士，冤
冤枉枉当了一世的读书人，而今他们死后——到底得个进士去了。要不然，
怎样叫做个‘学问好’，‘肚里通’？”
（十）
这部作品写的这儒林中人，但要是不写官，那也等于没有写士子。官场
设在儒林的中部，好像一座紫禁城。谁要跑到那里面去，就必须通过这座林
子。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大家之所以巴巴的要进这林子，无非为的要进那紫
禁城。
那么当然——一个人书读得好不好，通不通，就完全以他能否敲开那扇
官门以为断。他进门之后混得愈得意，就愈足以证明他的学问好。这永远成
正比例，自不消说。
可是还有一个手脚要做。
他这么读书读成功了之后，要是没有人敬畏他，那也还是显不出读书的
好处来。于是乎又有一批人物应运而生。
一开场就有梅玖相公。他把周进那么一个老童生调笑得脸上红一阵，白
一阵。后来周进一抖，做了官。这位梅相公就是在背地里也着实恭敬，自称
是受业弟子了，接着登台的可就多了：从严贡生之“相与汤父母”起，一直
到五河县的唐二棒椎，成老爹，都是这一坛子里的醋。
还有赵雪斋先生和牛玉圃先生之类的诗人——也可以算是这里面的一个
亚种。
这批人自己也干着这一行的，自应认识读书成功的伟大了。所以他的有
这一手，还算不得怎样稀罕。要连士子以外各行人也做到这一步，那才有个
意思哩。
正说着，就又产出了像胡屠户那样的一种亚种。这正如生物学家到处去
旅行，采集得极丰富似的，被这部小说搜罗了许多脚色。有的，已经把各个
个体取上了名字。有的却还没有，仅只写到了一般的。总之是时不时的在那
里出现，到处都有得出现。
不过胡屠户他们的出发点，与梅玖相公之流的也许稍微不同一点：他们
倒多半不是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出此。他们要这样借重人家么，那可还
不够格。他们能知道读书成功的伟大，大概是出于所谓直觉的。因为他们看
见人家坐着黄伞的轿子，蓝伞的轿子，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要“不由
的不怕”。而叫人怕，总是了不起的。
有人说，上帝创造种种东西，各有其目的。就是生物，也是为了各种有
各种的用处，这才制出来的。这句话真说得不错。
即如咱们而今谈到的梅相公及胡屠户这一类人——就是专为这么一件事
业而存身于人间：脚踹老童生而叩头于老爷脚下，他们的人生意义，也就在
这里。否则天也不降斯人于斯世了。
他们当了一辈子的镜子。一个读书人的成功与失败，伟大或渺小，就全
靠这面镜子照出来。
然而一般不念书的人当中，也还有全然与胡屠户他们不同的人物。
楔子里就写出了一个秦老爹。他着实同情王冕，帮了许多忙。这种人物
以后又出现了好几个。例如乐清县的潘保正那么照应了匡超人，芜湖的卜诚、
卜信那么养活了牛浦郎，等等。
这些事，——高翰林以至匡超人他们可会去做？
不会。他们没有这个工夫。他们只一心一意在那里读书，全副精神都放
在举业上。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那些闲事方面去。
不但如此。就是人家做了那些闲事，那么婆婆妈妈地照顾了他们一场，
那似乎只是应份的。落后他们还肯不肯把人家放在眼里，可就没有准儿了。
那位秦老爹是运气。他遇见的幸而是王元章先生——一位例外的读书
人。所以彼此还相与得下去。如果遇见的是匡超人先生呢，结果就要不同得
多。这位匡相公后来把不把潘保正当作一个人看，书里面没有交代。但只要
参考参考潘三押在监里的时候，要求匡相公去看看他，而怎样讨了一场没趣，
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了。
至于牛浦郎，——那刚刚只通了一丝丝儿读书人的气味，就要叫卜诚、
卜信这两位舅丈人伺候他的贵客，还大模大样地责备他俩不会端茶。那两个
养活他的长辈回了两句嘴，他立刻就要“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
—先打一顿板子”！
作者仿佛是故意要把这些不读书的人跟一般读书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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