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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
“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她若有所失地来到天坛公园的“英语世界”。这儿依然熙熙攘攘，松柏浓荫下，是密匝匝的人群和ABCD的声音。看了一遍，细细的，没有他。接连几个星期天都不见他了。周围接连有人与她用英语会话，她一一应对着，最后不再搜寻了，终于设法把他忘了，使自己逐步投入英语会话的兴奋中。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外移动，她礼貌地终止会话，犹豫地穿过人群，来到“世界”之外。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背影，垂着头在树下踽踽独行，偶尔往“英语世界”看看。那背影的每一线条都很凄凉，像是被人群遗弃了，又止不住想来看看。她迟迟疑疑走到他前面，是羊士奇：蓬头，胡茬很长，眼窝下陷，黯然无神。
“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 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都洗完了。女儿早睡着了，于粉莲也躺下了。他一个人缩在厨房里铺开书籍、资料、稿纸，还搞他的翻译。桌子太小了，灯光太暗了，空气太热了，他却在深夜的苦行中得点麻麻木木的安慰。我活得不像个人，可我能忍。厨房里满是油腻味，灰老鼠无声地溜来溜去。街道像铅色的剪纸，风一吹就皱了。一把大扫帚扫来扫去，一双老女人的小脚狰狞地从大黑袍下露出来。一个老头戴着黑皮帽，在严冬的城市中驼背走着。冥冥夜空中，一座剪影般的塔式高楼睁着雪亮的独眼，阴险无比……
第二天中午，他下班一回来，看见家里烟雾腾腾，于粉莲站着，脚下一铁盆灰烬，有的还白中透红地微燃着。他疑心了，再一看，自己所有的书籍、资料、笔记、手稿——其中有他已翻译了三十万字的一部书稿，都不见了。
“你——……”他浑身哆嗦了。
“我把它们都烧了，我不让你再搞这些。”于粉莲说道。她恨这些书籍纸张，看着它们她就有不安全感。
“你这是干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从来未有过，吓得于粉莲一颤。继而他又发现不对：他的书籍、资料、手稿很多，就这么一盆灰？“它们还都在哪儿？”
“太多了，烧不过来，我都卖破烂了。”
他抡起手臂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疯了一样跑下楼。
收破烂的去哪儿了？天昏地暗，凉风掠地嗖嗖吹过来，雨点打得脸生疼，哗哗几阵下成瓢泼了。雷电闪着，马路成了河。他像只瘸狗在街上挣扎着。废品收购站去过了，哪儿还找得着？满街一片灰冷。扑哧，他滑倒了，雨浇在脊背上像要掩埋他。活埋人，土落在身上大概也这样舒服？混浊的水在身体四周冲刷着，还不如埋在水中死了。有人蹚着水从旁边走过，雨靴，赤脚，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这么多人都站着，他只能趴着。一道闪电照亮了灰暗的街道，他撑着爬起来，旁边就是法院，白底黑字的牌子。他跌跌撞撞往里走，他要离婚。离不了婚，他就不想再活了。
他不知道于粉莲打着一把伞在大雨中到处找他。他也不知道，他在闪电中挣扎着站起来时，她东张西望地看见他了。可她又看见他进了法院，她咬牙了，她再也不能失去他。她宁肯把他喂狮子，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也上法院。他的离婚上诉被驳回；而她告他虐待罪的上诉则在受理中了……
他断断续续把情况简单讲了。夏平想安慰他，没找到话。两人在长椅上坐着。几个小男孩在近处玩飞盘，一个绿的，一个粉红的，飞来飞去。不时滴溜溜滚到这儿来，引来小孩急跑的脚步。
“你去人生咨询所了吗？”夏平问。
“去了，你介绍的陈晓时我见到了，他分析得很对。”
“他告诉你怎么办？”
“有些情况是谁都无能为力的。”
“你再找找他。”
“……好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我看清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法院判我虐待罪，劳改几年，这倒好，只要能离婚，关几年也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这样下去。”他微微抬起头，脸抽搐着，“天下还有比这不讲理的事吗？”
“……”
“我是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自由？”
“你们好自由哇。”突然一声大喝，于粉莲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面前。
羊士奇僵了，夏平也呆了。
“上次我冤枉你们了，这次没冤枉你们吧？大天白日的在公园里胡搞，还有什么说的？”
小华呆呆地坐着。窗外下着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电大补考总算及格了，有资格接着上下去了。暑假还有最后几天，这些日子每天下了班闲逛逛，胡乱温温书。怎么又翻开《精神病学》了？放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怎么又胡乱想开了？尽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腿。不想了。
再过些天就三十周岁了。在内蒙建设兵团种过几年盐碱地，现在已是十三年工龄的“老工人”了。三级，铣工，工资四十五块，电大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再熬两年拿文凭，三十二岁了。身高一米七四，勉强够标准。相貌不错，二十岁时都说自己是漂亮小伙儿呢，现在胖了。从兵团那么苦的地方回来，能不发胖吗？体重一百五，裤腰二尺七。以后再节食吧。现在又上班又读电大，少吃了顶不住。头发还挺硬，说明自己肾气不亏，还结实，还有劲，还……这就不能说了，墙上贴了好几张半裸的女人像，健美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他的目光总是留在一张上，姐妹俩，外国的游泳运动员很丰满很健壮。他喜欢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太娇小的——没多大劲。身子有些热了，他索性脱掉背心长裤，穿着小裤衩在屋里走来走去。走走停停，看看那些半裸的女人，又垂下眼看看自己。确实太胖了，肚子都大了，没有腰。怎么才能不少吃又减肥呢？ 跑步？每天觉都睡不够。肚子上这块脂肪，如果能用刀割下去就好了，一下匀称了，显年轻了。这么个肚子把年纪全添上了。
外面走走。每日步行四十分钟以上，据说就能消耗多余脂肪。哗，自动伞打开了，斜着出门。院子里一片水泊，罩着千万条雨丝。到底有多少条？这不是不能算。眼盯着，看一平方厘米——面积太小，不好看，看十乘十，一百平方厘米中落多少雨丝，再一量院子的面积就有了。怎么又立在这儿呆了？穿过院门洞，推开沉沉的大门，门受了潮更涩重了，到了外面，好清凉。一个个院墙水洞往外急流着水，屋檐挂下一片片瀑布，胡同变成河渠，白汪汪的朝前奔，对面一个山洞，火车呜呜地进了隧道，憋一阵又钻出来，天光地明，又入隧道。 这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这个院门，自己来来回回过了几次。想遇见她？院门闭着，石头台阶冷水汪汪。嘎吱开了，出来个弯腰瘦老头，举着伞一跛一跛地走出胡同了。再也没人出来。见她几次了？四次？第一次她就冲他笑了笑，因为她从院门跑出来，差点撞上他的自行车；第二次两人在胡同口相遇，她又笑了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第三次是在胡同里，两个人都骑着车，半夜，最初她有点紧张，及至认出是他，又冲他笑笑，这一笑最动人，她推车上台阶，进院门时又回头对他说了声“拜拜”，这是相互说的第一句话；第四次呢，怎么想不起来了？他虽然一直想再遇见她，可始终不知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家院门口白白走了多少次。
雨没完没了，他走来走去没完没了。烦，没完没了。憋闷，没完没了。不在这胡同里来回走了，再走一个来回，碰不见她就上街。还是冷清清的院门，还是紧闭的红漆脱落的大门，再走一个来回。往东五十步，往西五十步，低着头只看自己的脚。院里出来人听声也知道，眼巴巴瞅它干什么？这院里的人都死了？不走了。再走最后一个来回，再不见她，就永远不想见她了。还是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算了，上大街吧。天安门那儿多宽敞。不，再走最最后一个来回，往东一百步，往西一百步，这次不见她，就是她跪在面前也不看她了。可还是一个冷大门，他简直暴怒了。再走最最最后一个来回，如果再碰不见她，就视她为最大仇人。她就是裸体跪在面前，他也不瞅一眼，甚至还要唾她，一脚把她踹倒在水中。他发誓了。
魔鬼被神关在了瓶子里，扔到大海中。魔鬼发誓道：谁救出了他，他将把世界上一半金银宝藏送给那人。一千年过去了，没人救他。魔鬼又发誓，谁能将他从瓶子中救出，就把全世界的金银都献上。一千年又过去了，他还关在瓶子中。魔鬼在第三个一千年中发誓，谁救出他，他就甘做奴仆，让那人做普天下之王。又一千年过去了，他还在瓶子里。第四个一千年中，他恨怒地发誓道，谁救出他，他就让谁去死。一个农夫在海滩捡到了瓶子，打开盖，魔鬼飞了出来……
没有，灰青色的雨幕中，那个院门还像坟墓一样。他盯着那扇门，充满了仇恨。他该跑上去连踹它几脚，把它踹得七零八碎，他该找一个绳索，勒住那院门，把它勒得粉碎，他该抱根大电线杆，一下，两下，三下，把它撞个稀巴烂。结果，他是抡起了双拳，狠揍起自己来。胸口，肩，大腿，发疯般捶着。你混蛋，你什么玩意儿，你没出息，你就知道揍自己，你白痴，你没种，你见人连话都不敢说一句。雨浇着他，拳头如雨点，他喘着疯着。一辆自行车远远停下来，犹犹疑疑往这儿推着，绿雨帽下有一张清秀的脸，正是她。
她认出他了，惊惶变成了关心：你怎么了？
他僵住了，直愣愣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冲自己发火啊，遇到什么事了？
他垂下头，身子因为发热又发冷而猛烈战抖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在这院门口已经来回走了一百遍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姑娘愣了。
冬平接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很快就报到上班了。中国生态保护基金会，一个经常有外事往来的单位。不错。
下了电车，十层的办公大楼就在路边。绿栅栏院墙围着一块方方的楼前区，敞开的绿栅栏大门，直直的甬道，两边是草坪，桐树，然后是平整的水泥场地，停着一辆辆高级小轿车。轻轻盈盈上了几级台阶，旋转式玻璃大门，随人流鱼贯而入。挺凉，门厅就有冷气？电梯，一按键纽，抬头看，门上闪亮的红色指示数字跳着，6，5，4，3，2，1，电梯下来了。里面人彬彬有礼出来，外面人热热闹闹进去，各自在键盘上按亮自己要上的层数，你五楼，他三楼，她是十楼，平稳地上了最高一层。一出电梯就是她上班的地方：外联部秘书办公室。一墙大玻璃窗，敞亮极了，全北京都在阳光下耀眼地展开着。
“你好。”招呼她的叫薛彩明，三十来岁的男性，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