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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的邻居们也都纷纷道贺。惠奶奶，您可真有福啊，养了这么个出息儿子，孝顺儿子。惠奶奶乐得脸绽开花：谢大伙儿了，真谢谢大伙儿了。她弯下腰左一把右一把，糕点糖果往大人身边的孩子怀里塞着。惠奶奶，您啥时候搬走，预先告我一声，这房子让我了。对方声儿小了。老太太没想到：我能搬哪儿去？哟，您的儿子从美国来看您，这多大国际影响，上级部门还不给您换个宽敞的好房子住？老太太懵懵懂懂觉着是这样：那这房子也得交房管局呀。对方凑上来说话了：那您就别管了，您要走，我预先就把我的柜子箱子搬进来，占上再说，房管局那儿我有办法。惠奶奶不答应也算答应了。可接着又有第二家来说，一个话儿。她为难了：我这是让谁啊？惠奶奶，您当然让我了。您看我一家五口住一间房，不让我让谁？又有第三家、第四家来说这悄悄话，倒让她没了辙啦。又有第五家来了，绰号尤老鼠，刚张嘴，她就说了：我搬不搬八字还没一撇呢。搬，这房子让谁，我也作不了主，好几家都说要了。尤老鼠话早接上了：惠奶奶，我不是要您的房子，我是要您的那。惠奶奶顺他手一看，是门口那间自盖的烂油毡顶的小厨房。您住高楼大厦，这破砖烂木头总不要了吧？到时候我把它拆了，盖盖我的厨房。您门外靠的几块破木板没用了吧？我先抱上去了。
庄韬一踏进金象胡同一号就感到憋闷。太拥挤，太肮脏。这他还能忍受，他什么环境都呆过，但这里的人太没道德情操，太需要净化灵魂，思想教育工作委实在全社会都头等重要。
他是从中学校长办公室回来的，从教育局的会议上回来的，从一个又一个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回来的。台下上千名国家干部在听他讲话，热烈而有秩序地鼓掌；穿军装的在听他讲话，一片绿色；大学生在台下热烈而欢快的掌声；中学生一片密麻麻、闪闪亮的眼睛；小学生上千条红领巾，满礼堂红色。少先队员跑上来了，天真可爱，把红领巾系在他脖上，向他敬礼。他两颊映着红光，和台下孩子们一起鼓掌。
首长们，同志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红领巾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崇高的理想。人有理想才不同于动物，不同于猪马牛羊。让你当没有理想的人，愿意吗？可能有的年轻人玩世不恭，会说：那有什么不好？这时，我就会又问他一句：让你当猪马牛羊你愿意吗？他说了：我当然不愿意。（台下一片笑声。他感到自己讲话的风趣。）一个人没有理想，和猪马牛羊有什么差别呢？人的理想，第一，要和历史必由之路结合在一起，这样你的理想就有了科学性；第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劳苦大众服务，这样你才是崇高的人，有道德的人。
我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平反改正，二十二年中我被批判过几百次，“文革”中被揪斗游街无数次，又被劳改十五年，戴过三十斤的高帽子，吊过五十斤的铁牌子，打断过肩胛骨，打坏过左肾，打掉过四个牙，几天几夜饿肚子，关在死牢里没人管，我喝过自己的尿，吃过自己棉袄里的棉絮，右腿在劳改时被翻倒的马车砸断过。1959年在农村劳动时，和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1967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妻子又被迫离了婚，真所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今天，经过这样的二十二年，我五十多岁了，还要做个有理想的人。
月光下，两个中学生在黑影憧憧的阳台上说话，一个男一个女。这是西院的北房，大院内惟一的一幢二层楼。楼下住一家，西院五号。楼上两家，六号，七号，原来横贯二层楼的长廊阳台也被花格木条墙一隔为二。男孩是六号的，女孩是七号的。
“宇宙真是大爆炸产生的？”女孩问。
“是。”
“那爆炸前是什么？”
“爆炸前就没这空间。”
“真不可思议。……宇宙年龄多大了？”
“一百亿到二百亿年吧。”
大四合院内，只要一关房门就各管各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是吃也好，喝也好，吵也好，打也好，搂也好，抱也好，别人听不见看不见就都是自己的事。可一到院里，公共的事了，就有矛盾了。
第一大矛盾是空间的争夺。“软空间”还好说，你家闹架了，开录音机了，声响了，吵了我啦，我也没辙，无形的侵犯，谁也没法说。大老粗了，不怕乱，我喝我的酒，扇我的扇，光脊背上流大汗，念书的，喝墨水的，除了皱皱眉，塞上点耳朵，也只有倒憋气，三班倒睡觉的就得久经锻炼，练出睡功了。
“硬空间”就动真格儿了，谁也不让谁。我家是一间房，这间房前的宽度都是我的；我家是两间房，两间房前的空地都是我的；三间房照样。你我相邻，就以隔墙中线为界，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绝不相占。我要盖厨房，在我的宽度内，我要种花，也在这领地内，我要堆什物，不能伸一根木头棍去你那儿。有的人家还用砖码出半人高的墙来，圈出自己的领地。码的时候，左右邻居明白你的意思，从跟前过着，脸上装没事，心中却骂着：谁他妈要占你的地儿，瞅你分明得？你和他见面也要尴尬两天，嘿嘿地干笑笑。过了这一阵也便淡忘了，又融洽了，发现还是隔开来清静。空间的争夺主要在宽度上，至于在深度上，有个约定俗成的界限。东房人家盖的厨房，西房人家盖的厨房，中间的距离总要差不多吧？得走个人，过个车，晾个衣服吧？你盖厨房，我圈领地，相互都瞄着呢，结果东房人家的厨房外墙在一条直线上，西房人家的厨房外墙也在一条直线上，东西相等，在院中夹成个笔直的甬道，倒也符合美观。至于高度，一般没关系。你要盖得高，得有砖有料，不那么容易。太高了，先遮你自家的窗亮。
三维空间的争夺最后成了定局，谁也不犯谁。可是，你一旦搬走，左右邻居就会乘机把地儿放一放，他把厨房加宽点，我把围墙外移一点。过两天新户搬来了，人生地不熟，就住下了，还和左右邻居热热乎乎拉呱。他住了一阵，也要盖厨房了（旧厨房照例叫旧住户拆走了），这才忙着备料。有办法的，卡车呜呜地来，尘土飞扬地卸，一天就齐了，弄得满院人眼红心酸，都想到自己盖厨房的艰辛了；没办法的，备一两年的也有。然后也就明白：左右邻居侵吞着自己的地方。不过成了定局的事，也就不能更改。
尤老鼠住东院四号。他是老住户，所以，虽然只住一间房，房前占的地儿却宽些。右边挤了谭秀妮两砖宽，左边挤了窦大妈一砖地。可他还没个像样的厨房，只有一个遮雨的烂棚子。
尤老鼠有尤老鼠的办法。他姓尤，大名富贵，二十多年前，在厂里业余演京剧《十五贯》，他唱了一回娄阿鼠，就演变成了尤老鼠这绰号。长得又像；矮瘦，驼背，剃个秃头，尖头顶，走路东张西望，脚步匆匆。人们当面叫老尤，背后叫尤老鼠，客气了叫尤大哥，开玩笑了叫尤耗子。
每天下班了，他自行车后面驮两块砖，都是路过工地“捡”来的。若是叫人碰上了，我是回家垫垫箱子。哪个工地没这点通情达理？碰不上，一天两块，一年就是七百来块。还嫌慢，每天早晨蒙蒙亮又出去遛弯了，回来，双手大大方方平托两块砖。干吗呢，尤大哥？练练胳膊劲儿。他答道。
砖在房前越积越多，怕人偷，码得齐齐的，三垛，三千整。零的，还攒着第四垛，上面盖着烂草袋，不防君子也防小人。老婆不上班，前后左右也替他看管呢，丢不了。
水泥呢？沙子呢？大院的厨房有三等，一等的是水泥沙浆砌墙，二等的是白灰沙浆，三等的是黄泥砌墙。他憋着劲儿要盖一等的。慢慢攒吧，老办法。两个塑料袋，下了班，多绕点路，今儿过这个建筑工地，明儿过那个施工现场，一袋沙，一袋水泥，谁看见了也不计较他：这一点，像称盐似的，就够回家补个墙缝嘛。积少成多，一天五斤水泥，八斤沙，半年下来，水泥就有一千来斤。一百斤一袋，十袋了。足够了。砌墙根本用不了，还可以抹水泥地面。对，就来水泥地面，高级再高级。他在院里走着，一家家厨房前聊着：做饭呢？吃啥啊？眼里却把厨房上下考察了又考察。多是土地面，也有砖地面，水泥地面的只有三四家，他要超过他们呢。你那厨房啥时盖啊？他点头哈腰：早呢，料还不齐全。
砖是明摆着。沙子是倒在棚子里，砖围成的池子。水泥呢，贵重，进了屋了。墙角黑洞洞的有两口大缸，倒在里面了，盖上盖儿了——那玩意儿怕潮。
每天回家，打开缸盖儿看了，满囤囤的水泥面，像过去香炉内的香灰，又细又面，捏在手里别提多亲了。看见院里的男女老少在窗前过着。一个人躲在暗处，靠在这胖胖的大缸上，手深深插入水泥面中，凉丝丝滑腻腻，真美。没有人看见他，这是他的财富。到时候一盖厨房，把这水泥都用了，真有点舍不得呢。没关系，用完再往里续。没用了续什么？没用也攒着。每天把塑料袋一倾，水泥呼啦倒进缸里，已成了他的快乐。尤老鼠啊尤老鼠，你可真成老鼠了。当老鼠有啥不好？当老鼠再自在不过了。每天把吃食往窝里叼着，躲在暗窝里守着成堆的吃食，反反复复观赏着，美得很。
缺的东西还多呢。白灰呢？抹墙不用白灰哪行？木料呢？梁，檩，椽，檩、椽上要铺的一层木条呢，盖房顶的石棉瓦呢？还有门窗。门窗他都要做像样的。可不能像那些人家，随便一个烂门，破板条钉的，一扇烂窗，塑料布蒙的。他的厨房门，要正正规规，八十厘米宽，一米八高，里外拉手，上边玻璃，下边木板。门上边还要有扇三十厘米高的、上下开的活窗，挂钩一支，风斗似的，通风。窗户也要像样，里外双口，外面双开玻璃扇，里面双开纱窗扇。这都要一点点想办法，难就难在要不花钱多办事上。
他哪有那么多钱？还要养活一个上初中、两个上小学的儿女。
他一次又一次丈量着房前的领地，计划着。房宽四米，加上自己往两边扩占的七十二厘米，一共宽四米七二。长是死的，三米，和邻居们找齐，房门虽不在房中间，可也不在最边儿上，躲开门，在窗下盖厨房，最多只能两米五十宽。厨房面积六七平方米，太小了，不气派。他野心不止这点。干脆把自己整个房前包起来，盖间四米七二宽、三米深的大房。他都要“二四墙”（双砖墙，二十四厘米厚），结实，刨去两面墙，还有四米一二，中间再隔道墙，“一二墙”（单砖墙）就够了，内宽整四米。一半是两米宽的厨房，一半是两米宽的门厅，放上一对沙发，多像样。自己原来的房子套在里面，正儿八经成卧室了。来了客人不用往里让了，他在卧室里藏放什么东西也不怕别人看见了。这一盖，大院里头一号，可这料就还差得多了，简直不敢想了。怕什么？咬咬牙，再攒上两三年。
他早出晚归，跑来跑去，一块砖、一根木条地往家叼东西。有时被建筑工地的人认出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他便一副苦相乞怜求人。刮风下雨，他淋得像个落水的灰老鼠。他的三角眼这儿瞅瞅那儿瞅瞅，看见没人，就把修路工放在路边的一块两米长的木板夹到了自行车后座上，一溜烟往家骑。拐弯被路边邮筒挂着，摔得鼻青脸肿。掉了两颗门牙，连血带牙吐到地上，抹了一把，回头张望一下有无追兵，又推着车跛着走了几步，一咬牙骑上了。
大院里厕所的墙斜了，快坍塌了，修缮队运来砖修，他上去和人拉话，还热心地送壶开水过去。中午，热炎炎的大院里人们都躲在家里，他一瞅没人，抱上一摞砖就往回走，脚步又急又重，冬冬冬。左右窗户里有没有人瞅他？不知道。院里有人上厕所，停一停。人走了，他也装模作样上厕所，拿着手纸，目不斜视地走进厕所。看看没动静，贼溜溜地再望望，一哈腰抱上十块砖就往回走。一块砖五斤，五十多斤，够沉的。可沉得他舒坦。放下，码在自家的砖垛上，盖上烂草袋，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去第三次。
天黑了，人们都关灯睡了，他还在自家的门前忙碌着。这儿已经堆积如山了。他钻在山里整理着。木板、木条要一捆捆捆好，要不别人会顺手牵羊。砂子多了，原来的砖池盛不下了，要加高一些。水泥，家里的两口大缸满了，想了想，在做饭的棚子下用砖又垒了个池子，垫上防潮的油毡，往里倒。还有各种东西，铁丝啦，瓦啦，破帆布啦，席子啦，盖起房来都有用，都要理好。左邻右舍早早晚晚听他哗啦哗啦地折腾忙乎，下大雨了，他更是东捂西盖。人淋透了，老婆心疼他，为他撑伞，他吼了：我不用你，快回去给孩儿们做饭，他们吃了还要上学呢。
他的背更驼了，光头更尖了，脚步更急更重了，眼睛滴溜溜转更锐利了，有人没人都要东张西望才能走路了。大北京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概不知。他眼前只看见一间大房子，红光灿灿地立着。可有两天在厂里加班没回家，等一回来傻眼了：南房这一家（东院二号） 从没备过一块砖，两天之内竟平地起来两间新砖房，玻璃门窗锃亮。
庄韬穿东院，（过那俩夹道可真要命。）过夹院，入西院，和邻居们点头招呼。“庄校长，回来了？”啊，回来了。“庄校长，您成天够忙的。”不忙，不忙，你们更忙。“庄校长，今儿又去哪儿作报告了？”今天去的人民大学。
他永远要和这些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眼前浮现“她”的形象，一个刚调来的英语女教师，三十七八岁，未婚，课讲得很好，人们却对她评价不一，他决定亲自考察考察她。和她一同外出，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村姑娘向他们伸出手。他看看“她”，摸了摸自己口袋：我没带钱，你有吗？“她”打开钱夹：“我没零的，只有五块的。”好，借我五块。他接过钱，放到小姑娘的脏手中，拍拍她的头：你多大了？从哪儿来？河南？家里遭灾了？不用谢，不用谢。他和“她”又一起往前走。你没有觉得我这样做怪吧？“没有。”你会这样做吗？“不会，不过我能理解。”他心里看明白了：坦率承认自己不会这样做，这很诚实；对别人这样做能理解，表明为人善良，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好，他决定了，让“她”负责英语教研室。
月光下，檐影中，阳台上，还在对话。
“宇宙有多大？”
“一百多亿光年吧，一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我知道，光一秒钟走三十万公里，绕地球赤道七圈半。宇宙真大啊，你看天上那些星星，有好多要比地球大得多呢。”
“大几千倍、几万倍、几百万倍的都有，地球小得很。”
“站在那些星上看地球，就看不见了�